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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位置对调的消息既出乎意外又在情理之中，但还是在国际社会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中国学者也纷纷评论，分析梅普“二人转”对中俄关系的影响。闻一研究员的看法具有代表意义。他分析道：“当‘梅普组合’形成伊始，一切安排求的就是‘稳定’：俄罗斯国家的稳定，俄罗斯在世界地位中的稳定以及俄中关系的稳定等。”因此，“对中国来说，这列标注着‘至少12年稳定发展’的俄罗斯快车不容错过”。这些话的意思是，如果中国搭上了普京驾驶的俄罗斯快车，中俄关系至少有12年的稳定期。笔者基本上同意这个判断，基于如下理由。

　　普京在俄罗斯政坛打拼多年，形成了丰厚的人脉资源。他对俄罗斯政治机器的控制力极为强大，目前尚无发现能够对普京地位进行挑战的政治人物。梅德韦杰夫虽然当过总理，并担任了一届总统，但谁也无法否认他是普京团队的一员，是普京刻意培养的政治接班人。莫斯科流传着一则笑话：有两支队伍，分别是梅德韦杰夫队和普京队，但不清楚梅德韦杰夫本人是哪个队的，最后发现他实际上是普京队的。

　　普京在俄罗斯的威信并非仅仅建立在权力基础上而且是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个民意基础源自于以下事实：普京怀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要用20年的时间振兴俄罗斯，并正在全力以赴地实现这个目标。俄罗斯多数民众认可这个事实。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经济发展前十年已初见成效。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0年俄罗斯的GDP只有2590亿美元，2009年已达到12320亿美元，10年内增加了3.75倍。更重要的是，用世界银行专家的话来说，俄罗斯实现了“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俄罗斯的人均收入远远超过经济总量的增长，俄罗斯已经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贫困者了。根据俄方预测，2020年前，俄人均收入可达29400美元，而1998年俄罗斯的人均收入只有2200美元。如果再给普京12年，俄罗斯的经济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俄罗斯人民愿意再次把机会赋予普京的充分理由。

　　俄罗斯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内外环境，而中俄关系的稳定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中俄关系的意义不仅在于双方在边界、地区合作和国际热点等问题上的相互信任和支持，也在于双方经济上的互补性。俄罗斯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先进的军工技术，而中国是它的战略买家。有了中国的依托，俄罗斯不必害怕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封锁。据专家预料，未来的岁月里，俄罗斯的经济重心将向东倾斜，而在远东，中国拥有俄罗斯所急需的资金、劳动力和市场。

　　普京当政

　　10年已经为中俄关系铺垫了基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始于叶利钦时代，真正得到落实的还是在普京时代。10年以来，中俄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管理中俄关系的决策机制，从最高层到部委级甚至在地方都有定期的双边会晤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双方评估现状，协调关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国际事务，中俄不谋求霸权，但也反对其他大国奉行强权政治，为此中俄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简言之，普京当政，中国人比较放心。这也是中国学界对于“普京归位”的直接反映。

　　但笔者同时也认为，今后12年内外环境都会发生变化，影响中俄关系发展的变数很多，有些变数普京也不一定能够控制。所以，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

　　在这些变数中，最为明显的是中俄经贸关系的低水平徘徊与两国经济关系的制度性障碍，它们将会损害双方的战略互信和相互交往，导致两国关系战略框架的松动。环视周遭，在所有大国关系中，中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是非常不对称的。看看其他大国关系，如美国与欧盟和日本都保持着战略同盟关系，处在同一个战略构架之下。政治上如此，经济上它们也维持着很高的贸易水平。2009年，美欧贸易总额达到9750亿美元，美日贸易总额为1536亿美元，欧日贸易总额为1498亿美元。中国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政治关系水平照例低于中俄关系，但中国与它们的贸易水平也足以与这些盟国之间的贸易水平相匹敌。2010年，中欧贸易总额为4797亿美元，中美贸易总额为3853亿美元，中日贸易总额为2978亿美元。相比之下，中俄经贸水平逊色得多，尽管它们在政治上形成了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之一。2010年，中俄贸易总额只有554亿美元，比中韩2000亿美元的贸易总额也低了许多。

　　普京在最近访华期间提出，希望中俄贸易总额今年能超过700亿美元，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这也可以理解为外交辞令。人们会发现，尽管中俄两国最高层存在这些良好愿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其主要原因是双边贸易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和制度性障碍。根据王俪久研究员的观察，中俄贸易远不如中韩的原因在于中俄贸易结构难以衔接，影响了双边贸易的迅速扩大。难以衔接的原因又在于俄罗斯的心态问题。俄罗斯看到以前落后的“小兄弟”如今可以生产出大批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特别是竞争力极强的家电等电子产品时，心里不平衡，因此“俄政府对中国商品的限制越来越多，以防中国同类产品对俄形成直接竞争，从而影响到两国贸易总额的迅速增长”。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感到在对华贸易中吃了亏，因为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的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产品，这让俄在精神上伤“自尊”，又在物质上“吃亏”，这也限制了中俄贸易额的增长。王俪久研究员的这个说法在笔者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阿甘别吉扬院士的谈话中获得了印证。

　　军工领域本来是一个双赢的领域。中国面临着美欧对武器技术转让的禁止，自己在武器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方面的研制能力较弱，而俄罗斯是理想的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也愿意向中国出口成套武器装备，如战机、运输机和军舰等。这类产品成交额大，附加值高，俄罗斯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原因是中俄战略互信不够，俄罗斯总是心存防范中国的念想，不愿意出口顶尖技术，给予中国的武器装备水平落后于印度，由此导致中国把重点放在自主研制上。中国不再向俄罗斯大量采购成品武器，主要是采购零部件，如大量采购AL-31战斗机引擎。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最近几年，中俄之间的武器贸易额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国不断在寻求高端技术来发展自己的军火产业，因此对俄罗斯制造军火的需求量就相应降低了”。此外，“俄罗斯对自己的实力以及是否愿意去满足中国（对武器）的需求持有疑问。俄罗斯虽然是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但是有时候中国需要的高尖端武器是俄罗斯没有能力生产的”。由于武器贸易一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石之一，如果未来12年失去这个基石的话，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所以，这次普京访华其办公厅副主任乌沙科夫提出，要与中国方面讨论有关保护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知识产权的问题。这反映出俄方的担心。

　　中俄之间的投资。一般而言，贸易与投资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对外投资往往能拉动对外贸易。从这个角度看，中俄之间的投资现状不是令人满意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俄罗斯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排名第12位，金额为5.58亿美元，低于泰国的7亿美元。又据俄罗斯驻华商务处的数据，2008年中国对俄罗斯累计直接投资为2.4亿美元，而俄罗斯对中国直接投资合同金额1.7亿美元，实际使用5997万美元。迄今为止，中俄投资合作项目最大的亮点是中国在圣彼得堡投资建设的“波罗的海明珠”综合社区项目，总金额13亿美元。但这个项目建设过程中困难重重。2005年4月份的民调显示，当地居民只有20%赞成，多数人反对。幸亏该项目在当时的市长马特维延科的力挺下才得以推进。俄罗斯自己也承认投资环境不好。莫斯科大学社会经济学教授祖博列维奇说，俄罗斯总愿意把本国利益集团不感兴趣的领域介绍给中国投资人，这造成吸引中国投资的工作很难获得具体结果。

　　从历史看，俄罗斯没有经历过完整的市场经济阶段，虽然基本上实现了私有化，但经商方式还是带有明显的苏联时代痕迹，主要依赖国家权力和贸易保护获取竞争优势，缺乏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官商勾结损害弱小中小企业利益的现象比较严重。最为典型的是2007年4月1日俄罗斯颁布的《禁商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在露天市场从事零售业。突如其来的《禁商令》给20万华商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许多华商匆匆结束生意，甚至血本无归回国。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全面持久的开放心态，俄罗斯就难以与周边邻国建立互信关系；如果没有欧亚邻国的支持，俄罗斯难以成就大国梦想。俄罗斯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邻国民众的利益和感受。

　　受到伤害的这些华商大多数是民间中小企业，他们在中俄贸易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虽然他们的贸易额比不上大型国企，但是他们融入俄罗斯的社会，与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逐步建立商业诚信，逐步消除无形的贸易壁垒，为中俄提供公平竞争的经商环境。任何国家都会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而俄罗斯的做法等于是在为中俄贸易设置制度性障碍，是非常短视的。后来俄罗斯取消了禁商令，并设法弥补。2011年4月，浙商与俄大财团塔希尔集团共同投资5亿美元建立“莫斯科—义乌”国际商贸城中心，俄方占75%股份。该中心“拥有俄海关总署特批的海关‘绿色通道’，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五个城市，将对解决中国商品通关问题带来极大的改善”，这样，困惑多年的“灰色清关”问题可得到解决。同样，俄罗斯中小企业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单薄的。俄商在上海的影响还比不上1930年代。中方招商引资都喜欢大项目，对于小本经营的俄罗斯小企业不放在眼里，所以俄罗斯中小企业在中国的经商环境也不是很好的。这种对中小企业经贸轻视行为的一个后果就是严重削弱了两国民间交往的基础。

　　中俄两国的民间交流是除经贸关系之外的又一块重要基石。中小企业的经贸活动本身起着双重作用，既能提高双方的经贸水平，也能扩大和深化两国的民间交往。两国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高层互访会晤而没有民间交流相呼应，是不会稳定的。中俄民间交往中，两国的精英包括学者、记者、律师、白领、教师、业主、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等，他们构成了两国的中产阶级。随着中俄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正在两国悄悄地崛起，他们逐渐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个阶级受过高等教育，阅历丰富，生活比较富裕，对事物判断有着独立的见解，而且他们掌握着媒体话语权，影响着广大民众的见解。

　　中俄两国的中产阶级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们对中俄关系的看法不会随政府起舞。遗憾的是，俄罗斯部分精英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老一辈偏左，新一代偏右。笔者曾与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有过交谈，他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保留看法，并且反对中国恢复高考。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尼科诺夫，他是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的孙子，则反映了另一种倾向。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类似于苏联模式，俄罗斯无法接受。在中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大部分年轻精英对俄罗斯的第一感觉是历史上沙俄曾经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然后觉得俄罗斯很穷，有点瞧不起，再有觉得俄罗斯善变，不好打交道。

　　目前维系中俄民间友好交往的重要纽带是两国文化的影响力。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在老一辈中国文化精英的介绍下，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苏联文化在中国红色文化中也有一定的地位。上世纪50年代中俄关系蜜月期播下的友好种子迄今尚存。同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古典文化以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文化也有着很好的印象。现在的问题是，随着那些深刻了解中俄文化并能热心传播的老一代文化精英退出历史舞台，中俄文化交流是否也有可能随之退出大众视野而被挤入象牙之塔？如果两国的民间交往既缺少经贸联系又缺少文化纽带，只靠政治关系一条腿走路，未来中俄关系的发展肯定不会平稳。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