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尽管许多人都预见到普京在2012年将重回克里姆林宫，但当这种情愿或不情愿的猜想真有可能成为现实，世人还是有些瞠目。俄罗斯政治体制到底怎么了？俄罗斯的民主进程真的出现了“倒退”？

　　2012年恰好是俄罗斯联邦社会转轨20年。在这20年里，俄罗斯以建设民主政治、实现市场经济为目标，抛弃了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基础，在形式上弱化了国家对权利、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并宣称建立所谓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各种政党、各种利益集团、各种社会阶层的互动在政治参与中发挥着作用，普通民众也得以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年里，包括在最近两届议会中，无论是以党团还是以个人身份进入杜马的议员，在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方案、预算法案等一系列重大立法活动中，发挥了表述意见、监督政府、寻求各种利益平衡等作用。在这些年里，两大全民选举（杜马和总统）进行得也算顺利。按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评价，“俄罗斯选举投票比许多国家都更符合国际标准”。而包括西方国家和组织在内的观察员（俄罗斯一直邀请国际观察员考察这两场选举），也没有发现选举有大量的严重违规、舞弊现象。虽然一些人现在抨击普梅“二人转”是将国家最高权力玩弄于股掌，但他们这种“私相授受”的做法能否为国民接受？未来政权的合法性还是要通过两场选举，由上亿选民来认可。换句话说，至少在已经或将要进行的权力更迭中，宪政制度之“程序正义”得到了体现。

　　自2008年以后，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态度表现出了不完全一致，两人政治偏好也不尽相同。这未必是两人上演的毫无意义的政治秀，而是表现出了俄罗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些积极现象。两个有着不少差异的人物能够搭伴组合、在过去3年多里没有引发政治混乱和政权失效，并且，在获得主要政治力量支持下，两人打算继续合作。这是否从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俄罗斯政治力量和主要角色对异见的某种包容和兼收并蓄、与各种建设性意见的合作态度？其实，无论是活跃在政权的“普京团队”，还是主控杜马的“统俄党”，都不是单一成分的集合，而是多种元素、多重理念的合成。举例来说，从2000年起就成为普京经济总管的库德林显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代表，而曾经的普京办公厅主任、如今的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则不是统俄党成员。

　　尽管“硬件”仍不成熟，“软件”也不齐备，但一种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发展方向、民主政治原则在制度、法律和实践中已经确立，并得到各种政治力量和民众的认同。

　　建立民主政治、实现民主治国是各国政治发展的共同目标，然而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如何在实践中落实民主诉求、如何在实践中体现民主与效率的和谐平衡，却并非只有一种方式、一条道路，即使是被认为较为成功的那些国家的民主政治组织形式也是五花八门的。

　　对于俄罗斯而言，其民主政体中最具特色、也是饱受争议的就是“超级总统制”。而这个制度不是2000年后才有的，早在叶利钦时期就以宪法形式得以确立。

　　1992年，民主派推行的激进改革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局面：动荡的政坛、激烈的党派斗争、冲突多于合作的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关系，使政权难以形成统一的经济建设方针，无法推行有效率的改革，进一步加重了社会转轨的成本。因此，民主派意识到必须建立符合俄罗斯实际情况、有助于完成社会转型的宪政制度。1993年，在以武力结束了双重政权局面后，叶利钦提交的宪法草案在全民公决中得到通过，新的权力结构就此形成。其基本特征是：一方面在原则上肯定主权在民、多党制和多元化等西方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构建具有鲜明俄罗斯特性的总统集权体制，即所谓“三权分立”是以总统为核心、首先确保总统治理和控制来进行的。总统不仅具有行政权，还享有重要的立法权和部分司法权。立法和司法不仅难以制约总统，反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受到总统的钳制。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套总统集权体制在此后六年不仅未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反而招致猛烈的抨击。从1993年到1999年，由各种政党、社会运动发起的修宪、限制总统权力的活动就有五次之多。

　　直到普京执政后，局面才发生了改变。有助于这种改变的除了叶利钦与普京不同的个人因素之外，最为关键的是，社会情绪发生了重大转变。面对经济、政治、社会持续的危机，特别是在1998年金融危机、1999年多次恐怖袭击的双重打击下，各种政治力量和普通民众在实现稳定和秩序方面基本形成了共识，意识到加强国家权威是解决迫切问题的最好方法。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俄罗斯政治发展，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并非对前期的改弦更张，而是实现此前没有落实的制度建设构想。当然，在实践中普京将“超级总统制”进一步精致和完善了，这包括：

　　整肃寡头，排除体制外干政因素——这是叶利钦政治最为人诟病之处；

　　平息车臣叛乱，打击恐怖势力——这是第一次车臣战争没有做到的；

　　组建“政权党”，规范政党政治——这是叶利钦没有尝试过的；

　　建立联邦垂直管理体系，强化中央集权——这是对九三宪法分权制度彻底的修正；

　　提出以新“俄罗斯思想”、“主权民主”为凝聚社会的新意识形态——这是叶利钦从未想过的。

　　在这样一系列“铁腕”治理下，俄罗斯政权的行为能力得到了提高，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控制有所加强。基本形成了以普京为核心，议会、政府、主要政党、精英团队和媒体相互配合的局面。不能不说，在普京时期才真正发挥作用的总统集权体制，确实为国家发展、政局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目前情况看，实现从“梅普配”到“普梅组合”的权力过渡当不是什么难事，保证政局平稳也较容易实现。不过，俄罗斯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则依然是新政权艰巨的任务。

　　在世界经济形势没有完全走出危机、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基础仍不稳固，放缓和回落的风险并未消除。在9月24日的统俄党大会上，普京提出了要使经济发展速度达到每年5%―6%的目标。对于俄罗斯这样的经济体来说，这并非易事。在金融危机前8年里，在国际原材料商品屡创新高的背景下，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年均7%。如今，这个客观条件已难再现，那么推动高速增长的引擎是什么？支撑这个引擎高速运转的动力源何在？如果一切正常，2012年俄罗斯应当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筋骨并非那么强壮的俄罗斯产业如何应对和适应新的竞争与挑战？

　　至于政治发展也依然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而这恰好来自总统集权制“先天性”的缺陷，即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国家的希望高度寄托于个人。2000年以来俄罗斯取得的成绩与其说是新制度的结果，不如说是普京个人的成功。2008年后形成的“梅普组合”非常明显地展示了俄罗斯民主政治现状的两重性：一方面，宪政体制得到了维护、以总统为权力核心的治理依然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所有人都清楚，这种平稳和有效，包括梅德韦杰夫能够上位、主要政治力量能够配合、国民能够认同的关键性作用还是普京。如果2012年，政权由“双驾马车”重回“纯普京时代”，曾经由各种有利的主客观因素支撑起的“普京光环”能量还有多大？还能持续多久？普京之后又如何？几百年来，俄罗斯多次出现过或因个人而辉煌、或因个人而衰微的历史。2000年开始的这一回是历史的终结，还是历史的重演？那种断定期待“好沙皇”、偏好集权专制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宿命论”，未必能为俄罗斯人所接受。也因为此，他们才积极地——虽然是非常浪漫地——投入到1992年后的政治现代化重建之中。

　　不能不看到，2012年的俄罗斯与2000年所处的环境已有较大的变化，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有了改变，也就是从迅速克服危机、摆脱衰退转变为如何保证稳定、持续的增长。因此，如果说恢复秩序、实现稳定是当年第一位的要求，那么改革和创新就应该是现在的主要课题。

　　早在2005年，普京就提出要把发展创新经济作为改变俄罗斯经济形态、提升增长质量的重点，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更是近几年俄罗斯各界的一个共识。但全面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困难程度并不亚于当年的所有制转型。新经济的关键在创新，创新的关键在资金，而能够引来并留住资金的关键在营造竞争环境、清明的吏治、有效的行政和垄断的破除。不能不承认，这些俄罗斯都缺。可以说，俄罗斯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人类发展的历史多次证明，任何社会发展形态既不可能一开始就十分完善，也不可能长时间维持在某一种状态——无论它曾经取得何种辉煌。它必须在不断调整、变革中寻找最优状态，适应时代变迁。持续的、主动的创新性改革才能使社会保持活力和生机。如此理解，俄罗斯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未必已经完成。

　　在本文结束之时，对现在广为谬传的那句“名言”再做一次修正：“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不一样的俄罗斯”，并非普京所说，他也从未说过！而是沙俄末期总理斯托雷平在启动土地改革时的话。斯托雷平所指是企图在“健康”环境下持续的改革，而非个人权力。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