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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和海纳百川的开放气魄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400余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大迁徙、大混杂和大融合，到隋唐时期各民族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认同显著加强。以这种历史底蕴为基础，唐代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心胸更加豁达，“华夷之辨”的观念趋于淡漠。这种历史发展的大舞台和大背景也影响到了唐代统治阶级的民族认识，形成了以天下为一家的民族平等思想，造就了唐代皇帝以万国之主自居的强烈自信。同时，唐代社会蓬勃发展，文明昌盛，国力雄厚，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也造就了一种胸有成竹、凭高视下、怀来四远的开放气魄。

　　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其一统天下的五条成功经验，其中一条即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这种民族认识上的不偏不倚体现了一种博大包容的宽阔胸怀，反映出唐代统治阶级的国家观和天下观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原和华夏，而是一种囊括中原和四夷在内的大一统的观念，既自信大度，又高度负责。

　　当然，唐代统治阶级不可能真正做到将各民族一视同仁，但对少数民族确实实行了以恩惠为主的开明政策，通过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通好、和亲、互市、册封、结盟以及建立羁縻府州等，大大缩减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如在青藏高原地区，汉族与吐蕃族联系密切，通过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和亲，建立起舅甥之国。开元十七年，吐蕃赞普弃隶缩赞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到穆宗朝，唐与吐蕃缔结友好条约，双方强调要“患难相恤，暴掠不作”。长庆三年在拉萨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仍屹立在大昭寺门前。

　　对外开放突出表现在唐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建立了朝贡关系，较为密切的有70多个。朝贡关系虽有贡物与赏赐的经济交流，但实质上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唐王朝设立了鸿胪寺、礼宾院和典客署，专门负责接待各国的使节和宾客，还在缘边之地设立互市监、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唐太宗贞观末年，中外交往频繁，“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高宗以后更是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各国贵胄使臣云集唐都长安拜谒李唐天子，许多人被唐廷授予勋官之职。当时来唐使节最多的国家是新罗、日本和大食，唐代文明对新罗和日本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更加固定成型。

　　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和海纳百川的开放气魄还切实体现在唐代社会的众多方面。选官任官上汉蕃并用，基本没有偏重和华夷之分，甚至对蕃将蕃兵尤为重用，也有不少外国人在唐为官。文化上大批接纳少数民族政权贵族子弟和外国留学生入唐学习，甚至可以进入唐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并享受衣食优待。如南诏在德宗贞元十年以后经常派遣贵族子弟到成都学习，学业有成的差不多有1000人。唐王朝还为外国留学生专门设立了宾贡科，考中者称宾贡进士，可入仕做官。据有的学者研究，唐代时期的涉外婚姻也相当自由，在人员往来和居住方面也相当自由。

　　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和多元文化的蓬勃发展

　　思想文化方面，大唐帝国体现出盛世无忌的宽广胸襟，政策开明，文禁甚少，相当程度上允许言论自由，时人均可直抒胸臆，议论政治，甚至能够直斥当权者的腐朽残暴，形成了思想领域的生动活泼。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写出《兵车行》、《丽人行》，愤然谴责唐玄宗的穷兵黩武，“安史之乱”后又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不朽诗作，讲述劳动人民的痛苦，痛斥统治者的贪残。

　　宗教政策方面，唐王朝允许信仰自由，不但佛教、道教、祆教大行其道，同时新传入的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得到广泛传播。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薪火相传，到隋唐时佛经翻译的质量和数量大为提高和增加，中国本土文化因素更多地渗入其中，除继续援引玄学入佛外，佛教主动吸收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并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融进佛教体系，佛教被儒、道改造，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每个宗派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寺院财产和传法体系，都已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品格。唐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均行宽容扶持之策，造就了多教并行、共同发展的局面。如贞观十二年，太宗下诏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允许在京城义宁坊为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摩尼教在武周时传入唐朝，后来传入回纥并成为回纥的国教。大历三年，代宗准许回纥在京城建立摩尼教寺，并赐额“大云光明寺”。

　　统治思想方面，唐代不再采取“独尊儒术”之策，而是基本推行了儒、佛、道三教并用的政策（严格说来，儒家思想并不具有宗教性质，这里沿用唐代人的一般说法）。唐太宗虽大力提倡儒学，但也认为佛、道二教皆可宏益教化，认为：“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遗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穷其宗也，宏益之风齐致。”确立了“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三教并用的政治指导思想。唐代统治者对三教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侧重，但三教并用的政策基本上得以推行，并召集三教头面人物进行“三教讲论”，就三教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辩论。这不仅有利于三教间的相互吸收，而且造成了一种自由的文化氛围。唐代三教间长期的相互碰撞和吸收，为宋明理学的形成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唐代中外文化的多元发展进一步造就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气质，而以此作为深厚的底蕴，也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民族恢弘大度、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保持中华文化延续性的根本恐怕就在于中华文化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