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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9月30日，中国政府网刊登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要达到20%左右。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在教育公平、劳动保障、城乡医改取得重要进步的今天，着力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必将极大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孙中山先生倡导“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毛泽东同志非常赞同，并身体力行，实现了中国人民耕者有其田。我们党在居者有其屋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政府和企业全包下来、住房商品化等阶段，现在，在国力有了空前提高的情况下，政府在保障房建设方面主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化，人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逐步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也在不断扩大。住房本来是私人物品，但保障性住房具有公平和社会稳定功能，因其公共物品性质而成为政府的责任。但是，我们不可能走回政府全包下来的老路上去。《指导意见》建议保障房覆盖20%左右，提供了市场和政府在住房方面的一个较为合理的界限。一般性住房商品化，保障性安居房，尤其是公租房政府主导。中央政策、资金支持，“省级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完不成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任务的城市，一律不得兴建和购置政府办公用房”，实现制度层面的重组。

　　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作为对市场经济力量的矫正，许多国家都对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住房保障。不管是欧洲还是日本、韩国，甚至崇尚自由市场的英、美都有制度性住房保障安排。德国实行住宅储蓄制度，固定利率、低息互助、封闭运转、政府支持，鼓励租房，必要时实行租金管制。日本、韩国实行住宅用地的非营利性，在住宅流转、保有、继承环节高税率调节，全面向普通自住房和外来移居者倾斜，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社会分享。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后建立了公共住房保障制度。1937年的《住房法案》创立了公共住房计划，对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租房服务的公共住房机构进行补贴。香港和新加坡实行的“公屋”、“组屋”制度，更是世界范围解决住房问题的成功典范。世界经验表明，单靠市场无法解决当今社会问题，在一些领域，比如房屋、医疗、教育等，政府介入、风险分担是十分必要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出身等原因而在房屋、医疗和教育方面丧失基本权利，政府需要有所为来保证居者有其屋。

　　现在，至少是今明两年，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在我国还具有非常特殊的作用。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指出的，保障房建设对稳定房价，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从长期来说，不能让保障性安居工程承担超过它自身的功能，即不能靠保障房进行房地产调控。但是，从1998年住房改革以来，保障房建设一直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砝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今年又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了避免重蹈日本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覆辙，我们未雨绸缪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前瞻性调控。正当我们期待国际金融危机见底，经济恢复回稳之际，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并迅速恶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把欧洲走向称为“死亡之旅”。索罗斯预言，欧洲“金融动荡正把世界经济带向另一次大危机，政治后果无法估量”。IMF称美日两国是“两只暂且还没叫唤的狗”，随时可能“狂吠”，使世界经济形势一发不可收拾。与此同时，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现象，物价高企与经济增速下滑并存。控物价，尤其是控房价，似乎不能松懈，保增长却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在此危难之际，保障性安居工程还要再一次超出自己的功能，助推中国经济不出现大的滑坡。

　　住有所居还需创新政府公共服务形式和内容。土地财政是经营性政府所为，保障性住房则体现服务型政府。各级政府要收回与民争利之心，伸出让利于民之手，诚心诚意为需要我们帮助的中低收入群众服务。保障性安居工程是目前缓解制度性分配不公的重要举措。《指导意见》已经提出了包括土地供应、扩大投入、税收减免、信贷支持在内的政策，市、县政府要努力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成廉洁工程、平安工程、放心工程。同时要探索进一步盘活现有住房资源的新途径，比如“小产权房”和城郊结合部的自住房出租，是地地道道的廉租房，应充分利用、予以鼓励。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实现城市化，住有所居的难度前无古人。市场导向不可逆转，政府责任不能回避。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