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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社会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的种种不适应，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论难以解释清楚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进程。

　　现实主义认为，霸权追求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动力，而与美国争霸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本质特征。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崛起的中国绝不可能维持现状，凡是崛起的国家必然是体系的挑战国，而不可能是现状国家。权力转移理论也认为，处在权力转移中的霸权国家和崛起国家最容易因崛起国家对自身地位的不满而走向战争，而中国无疑是一个具有全球领导地位、对现状不满的潜在挑战国。在英国学派的巴里里布赞看来，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的扩展，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取决于中国是否全部接受现有体系规范。在布赞看来，中国只接受了国际经济规范，而拒绝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制度规范，因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是极其不确定的。乔治治莫德尔斯基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指出，近500年来的挑战者国家统统失败了，新的世界领导者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挑战者的合作者将随着挑战者同遭厄运，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而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至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

　　这些理论在西方很有市场，有些并被视为国际政治的圭臬。现实主义是以物质结构来解读世界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解读中国时，无疑就将视角转向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上，“中国的军费增长过快”和“军费的不透明”让这种理论很容易支撑“中国威胁论”。但它不能解释中国平和地融入国际体系30多年，这就要从观念（英国学派的解读理论）上去寻求答案，但是，英国学派在解读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上，用观念解读的结果是，放大二者的差异性，而看不到二者的同一性。例如，目前的国际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上的，这一体制的特点就是私有产权至上，而西方理论界认为，在私有产权至上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上建立的民主制度是和平的，不会带来战争和冲突。这就是“民主和平论”的依据。但必须承认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主要反映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利益偏好，这是因为大多数国际制度是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它们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而中国在加入这个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时，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内部变革，而不是通过某种外部行为来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与整个世界的关系。

　　第一，中国抛开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并且中国国内在改革开放上存在高度的共识。

　　第二，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认识和实践上，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贸易，中国已经加入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

　　第三，在加入国际体系时，中国接受国际法的约束，并修改国内相应的法律，而不是在国内政治中予以抵制。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扩展，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具有契合性，两者的配合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交往提供了利益和市场基础。

　　第四，中国承认国际社会广泛的共同利益，而非仅仅强调国家利益，支持对市场必要的国际国内监管，反对市场凌驾于任何力量之上，重视协商谈判而不是武力至上，强调文明对话而不是夸大文明冲突。

　　中国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反而被机械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模型来阐释，另外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问题上自身也有许多局限性。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也存在着各种不平衡。以中国的现实而言，面临着很多严峻的内部问题，比如：经济层面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工资偏低与消费不足等；社会层面的道德的整体失序与下滑，公共精神的欠缺等；环境层面的污染加剧，二氧化碳排放量走高，资源耗损严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日益突出等。这些局限性必然反映到中国的对外关系进程中。由于国际体系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作用下进入快速变化时期，因而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也必然是复杂的和不平衡的，不同领域的参与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例如在经济体制上，中国接受市场经济一些普遍的原则，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混合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一方面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它与工业化民主国家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本质区别，这又为现在和将来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间的关系埋下了不确定的因子。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强大的国企的海外扩张上，它的快速扩张与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又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跨国企业之间的摩擦就变得敏感。

　　所以中国在加入国际体系过程当中，选择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给中国发展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而这条发展道路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步显露出来的以上的一些局限性，同样也构成了目前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融合的内在因素。而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融合的外在因素主要是国际体系的利益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关系，进一步说就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这个体系的主要规则是由它们主导制定的，当然也就更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而且一些规则还在按照它们的国家利益修改或调整。因为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体系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体系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正是内外两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内部的因素，决定了中国完全融入现存国际体系注定要经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