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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村精英是推动农村政治发展的内部主体。通过山东省L村个案评估发现，农村精英对推动农村政治组织、政治参与、政治意识发展的影响较大，但其公共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有限，尚未达到应有的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要消除农村精英面临的自身及外部因素制约，需在农村精英教育、外流精英信，息库、精英资本保值增值、农村精英评价、公共政策培训、弱化基层政权约束等方面建构相应对策体系，从而保障中国基层民主事业走得更远更好。

　　农村精英是农村政治发展的关键，科学和客观评估三十年来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寻找其中存在的问题，建构相应对策，将有助于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提供更直接的宝贵经验和反思。

一、评估方法

　　评估对象是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即作用问题，涉及农村精英与农村政治发展两个变量。该评估既要从农村政治发展的已有结果逆向观察，也要从农村精英的职能活动顺向推演。具体指标设计可从以下层面进行。

　　首先，界定农村政治发展概念范畴并提炼评估指标。农村政治发展主要指农村政治关系的变革与调整；其外延表现为农村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产出、政治文化的改善与进步。从政治发展的国际经验判断，农村政治应当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逐步呈现一种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趋势。依此概念可抽象出四个评估指标：政治组织、政治参与、公共政策、政治意识。政治组织表征农村政治体系的发育状况；政治参与表征农村居民对政治事务的涉入情况；公共政策表征农村政治产出状况如决策制定、计划规划等；政治意识表征农村居民对农村政治事务的理性或非理性认知。

　　其次。界定农村精英的概念范畴并设立指标观测点。农村精英主要指生活于农村场域并在农村事务中形成相应权威空间或重大影响的优秀人物。通过既有系列观察可以判断，其影响力主要表现为个人拥有的财富、权力、知识、声望等资源优势。因此，农村精英又可相应分成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等类别。根据上述界定可大致设立以下指标观测点：权威基础与结构、权威功能与活动、政策倾向与重点、政治知识解读与习得。四个观测点分别用以观测具有不同资源优势的农村精英在农村政治体系结构、政治过程、政治产出、政治文化变迁中的作用状况。

　　再次，为不同指标设立评估等级或赋予指标值。依照农村精英在促进各项指标现代化方面作用水平的不同，评估等级分为高、中、低三个位阶。

　　最后，确定观察个案。由于研究对象时间跨度较长，有关农村精英及农村政治状况的数据汇集存在一定难度。为使研究具体准确，笔者试图通过山东省L市L村个案观察，对该村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四个不同时点的政治发展状态进行截面解剖，分析其中农村精英所引致的变迁特征。之所以选取L村个案，一是其地处鲁中(山东中部)。交通位置便利，公路铁路交错，容易受改革开放潮流影响。但又不像东南沿海发达农村那样属于某种改革开放典型。二是它多姓杂居，各姓在保存自己部分传统记忆的同时，又因密切交往形成了共同的村庄记忆，但这种记忆并未使其像西部或南方某些农村那样强力保持原初风貌。笔者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治变迁的平均或中间状态。

二、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山东省L村指标观察

　　L村姓氏众多，计有蔺、李、闫、马、朱、刘、杨、申、亓、魏等十几姓，以蔺、李姓人数为最，但财富、权力、声望等资源分布并不局限于蔺、李两大姓；各姓总体上处于小片聚居、大片杂居状态；社会事务在各姓内部与各姓之间错综交织。L村经济经过长期发展，已在作物种植、砖瓦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基础上，向工厂化、公司化的农产品加工、餐饮服务等多种产业形式迈进；经营形式也从集体经济为主走向重视培育个体、私营经济。因此，L村精英活动与政治发展主要在社会事务复杂性、经济事务逐步多样化背景下进行。

　　(一)197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村内精英主要为政治精英，其权威基础在于正式权力安排，精英的政治表现为上级看重。这些精英即当时大队、小队干部，主要包括：朱姓大队书记1名，闫姓副书记1名，蔺姓民兵连长1名，蔺、刘、李三姓生产队长4名。精英所任职务在撤社建镇之前没有变化，任职倾向于终身性。非正式民间组织不存在。

　　2.政治参与：政治精英们热衷于服从上级公社指示。习惯由大队干部领导、以生产队为基础组织群众活动。政治选举、协商活动很少，村民主要受各姓政治精英诱导或控制。各队村民尽管有一定的姓氏或宗族观念，但宗族事务在大队统一活动情况下趋于沉寂；加之各姓政治精英私人关系良好，村民间并无宗族性冲突事件发生。

　　3.公共政策：生产队所获被用于统一分配，村庄经济包括一片果园、一座小型砖窑，其产出主要供本村自用。因此，决策方面并不考虑经济效益问题，其优先选择在于利益均等化和秩序稳定。

　　4.政治意识：政治精英们通过传统文件宣读与喇叭广播，由大队干部或生产队长把村民及时组织起来，引导村民学习上级公社或中央政策文本，农村小道消息较少。村民在参政意识上主要靠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动员。

　　(二)198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上级镇政府对试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比较重视，自上而下给予L村特定权力安排，指定政治表现好的李姓大队书记1名(撤社建镇以来，L村至今保留传统大队称呼)，推荐闫姓村主任1名，原蔺姓民兵连长留任村治安委员，推荐闫姓妇女主任1名。原4名蔺、刘、李三姓生产队长相应调整为村民小组组长。另外，蔺姓、李姓、刘姓等建筑技能较高的技能精英出现，在他们带领下，建筑技术较好的几十名村民自发组织建筑队，主动承包村内外民房建筑工程。由各姓人员自发组成的两个丧务理事会出现，主要是分片(以大队办公室为基线，将L村划为前头、后头两部分)处理各自区域内的丧事活动，并从中涌现出了一批社会精英。但技能精英与社会精英及其相应活动并没有对既有正式村组织体系形成干扰，因此能够得到大队干部认可。

　　2.政治参与：政治精英们因产生于自上而下的指定或推荐，对上级镇政府指令惟命是从。《村组法》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流于形式，村民在村务管理上受各姓政治精英控制，村务不公开，相关信息主要由书记、村主任尤其是书记掌握。各小组长由于受书记、主任掌控诱导，各组村民内部尽管传统宗族性事务复生，但相处融洽。

　　3.公共政策：在经济方面，原有果园已转为粮食用地，经济事务局限于原有砖窑的承包和扩大生产，以及催公粮、收提留等方面。由于砖窑、提留能够为大队公务接待以及干部事务开销提供特定资金来源，大队干部们极为重视砖窑收益和提留收取，核心考虑在于谁承包能交更多利润、谁催粮能收更多提留。在社会文化方面，大队干部对村小学建设与管理付出了努力，积极兴建或扩建校舍，多方抽调或聘请教师。因此，效率、效果成为公共决策的优先选项。

　　4.政治意识：政治精英们主要使用喇叭广播，向全体村民播放各类政策文件；村民按通知做事，并没有主动参政意识。同时通过定期在大队办公室外放电视、放电影等形式进行文化娱乐活动，村民们在精神上开始放松。村内小道消息、流言或谣言偶有发生，但都能在定期的电视电影集会场合得到澄清。

　　(三)199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由于新《村组法》颁布实施，镇政府指定刚回L村的闫姓复员军人为书记：该书记经受部队锻炼，见过世面，年富力强，因此被寄于厚望。村主任则通过镇政府推荐，村民代表选举，由李姓人士担任。原蔺姓民兵连长仍留任村治安委员，另一闫姓妇女被推荐为妇女主任。4名村小组长由书记和村主任在蔺、刘、马、李四姓家族力量、声望较大的人士中选任。此时村内精英除政治精英、技能精英、社会精英外，拥有小型加工作坊、商铺的杨姓、马姓经济精英出现。民间组织除原有公开活动的建筑队及丧务理事会外，搞生姜种植的蔺姓、杨姓、李姓农户技能交流密切，但并未形成特定组织形式。

　　2.政治参与：随村务公开制度实施。政治精英们在服从上级决定、指令基础上，开始有选择的通过大队院墙张榜、喇叭广播等形式公开电费、公粮、土地承包等事务。但公示内容偏向于未完成任务的农户或村民名单，往往不涉及大队内部财务问题。各小组长仍受村支书、村主任掌控或诱导。各组村民除种好自家地外，忙于就近务工赚钱，并不关心村内事务，村民间也无群体冲突事件发生。

　　3.公共政策：在经济方面，原有砖窑经营不善。大队干部们不断更换承包人，但效果不理想；在新式砖瓦加工技术的竞争压力下，传统砖瓦窑已走到尽头。除加大催公粮、收提留、计划生育工作力度外，大队干部们开始谋划公路沿线地皮出租，以带动小型商铺、饭店、车辆维修、棉线加工等行业发展，谋求更大利润。在社会文化方面，村小学生源不足，与邻村小学合并已成定局。因此，效率、效果仍是公共决策的优先选项。

　　4.政治意识：大队原有的放电视、电影等文化娱乐形式取消，因为家家都有电视。大队干部仍主要使用喇叭传达政策精神，但这些精神却被大队干部、小组长们人户催粮和收款行动所扭曲。村民对村内公共事务感到厌烦，不愿同村干部合作，干群对立情绪产生，甚至出现对抗事件。

　　(四)200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在镇领导鼓励和支持下，蔺姓种植能手与魏姓建筑能手搭档参选大队书记和村主任成功。李姓中年男士被选为治安委员，李姓女士当选妇女主任。4名村小组长由书记和村主任在蔺、魏、马、李、杨等几姓副业较好的男士中选任。技能型精英与经济精英开始融合，并进一步扩增到水利服务、渔业养殖、塑料加工、餐饮服务、农产品加工行业。民间组织除原有建筑队、丧务理事会外，从事各类新兴服务、加工业的精英和村民开始形成行业利益，但尚未明确结成特定组织。

　　2.政治参与：由于新一届书记及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广泛宣传，村民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他们认识到深入参与投票、选举、协商等村务活动的重要性，开始关注村务是否全面公开，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自来水、硬化路面等)、土地对外承包租赁等事务。无论就村民、村干部还是其他类型精英而言，这些公共事务的进展直接关系到个人经济利益与家庭生活。他们都对不利于己的事务状况公开抱怨，群体事件的内部因素开始积累。如遇特殊激发场合，群体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3.公共政策：在经济方面，首先是“三提五统”等提留统筹已经取消，农业费改为农业税，中央对粮食种植实行农户直补。但粮食种植依然没有多少利润可得，大多数村民试图依靠种植生姜大蒜等经济作物谋求农业收益；其次，具有一定社会关系和经济资源的村民开始在农产品加工业上展开实际行动，或贷款建厂，或贷款搞物流等。在社会文化方面，村小学早已改成幼儿园，小学生被集中到镇中心小学；村民们忙于赚钱谋求个人或家庭发展，对村集体文化建设缺乏兴趣。因此，效率、效果仍是公共决策的优先选项，但公平尤其是机会与资源的公平配置对L村人而言愈发重要起来。

　　4.政治意识：由于积极或被动参与村干部选举，加之各项公共工程的推进，村民开始对村庄政治产生浓厚参与意识，甚至许多人觉得自己在选举投票时非常重要。现代化的扩音喇叭介绍、自制海报、广告、资料或文件复印成了村民熟悉的活动宣传形式，但小道消息、流言不断。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村民与其他精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他们的思维范式都明确趋向自我中心。

　　(五)指标分析：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1.在政治组织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的过程。精英类型的不断扩展及流动能力的提高。为政治组织权威基础与结构的丰富稳定提供了条件。精英类型的扩展也为非正式组织的产生与运作提供了可能，但非正式组织并未给现有政治组织带来破坏性影响。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各在不同权威领域内发挥作用。

　　2.在政治参与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的过程。村干部从控制或干扰村民参加集体事务、不愿公开村务逐步过渡到主动引导村民参加投票选举活动、公开讨论集体事务(尽管各种贿选行为时有发生)。而随着经济事务与自身利益关联度的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不断增加。

　　3.在公共政策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并不高。村干部的政策导向从偏重于以均等化实现政治稳定逐步过渡到偏重经济增长，在决策上主要把效率、效果放在突出位置，有关环境、文化、社会要素的考虑并未成为决策的重点内容。

　　4.在政治意识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的过程。政治知识的宣传形势在不断改进或现代化，其来源从村干部放喇叭逐步过渡到现代媒体。村民参政意识在2008年得到充分激发，他们对各种政策的理解能力逐渐提高，其个体权利意识逐步突显。

　　从以上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总体上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或由弱变强的过程：农村精英发展或能推进农村政治组织、政治参与、政治意识的发展，使之向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演进。但对公共政策或组织决策而言，农村精英的影响力有限，尚未使之达到应有的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而且，不论就地域还是就政治发展的内容而言，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力并非都是均质的。

三、农村精英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L村个案来看，农村精英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它们制约着农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

　　(一)农村精英总量偏少，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发展动量

　　2008年L村拥有1800多人口，能因政治、经济、技能等因素产生一定影响力的精英数量约为28人，其分布情况是：蔺姓5人、李姓7人、闰姓4人、马姓4人、朱姓1人、刘姓2人、杨姓1人、申姓1人、亓姓1人、魏姓1人、焦姓1人、孙姓1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56％。精英缺乏使农村事务开展缺少集中带动力量。原因有二：一是村民联系更多依靠熟人关系或小圈子；村集体事务的推进则需不同类型的精英在这些数量众多的家庭、小圈子之间做大量协调工作。二是精英虽然对普通村民具有示范作用，但村民的传统保守心理使其倾向于认为，这种示范只有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才能避免自己跟进或冒进的风险。

　　(二)精英外流，且外流精英缺乏推进本村事务的意愿与行动

　　L村人认为，但凡有能力的人都应进城而非呆在村里。L村除了考大学的青年人留在城市外。当兵出去的人也几乎无人愿意回村，1990年代进乡镇企业的青年人也绝大多数留在了企业所建生活区。而且，村内一些精英一旦致富或有机会变成城里人，便大都搬往市区居住。精英外流后，因其生活、工作、社会联系更多以居住地为核心，与本村的联系便逐步减弱，他(她)们影响或推进本村事务的意愿与行动也相应变弱。L村有人在外地或本地城市的银行、政府、事业单位任职，但他们对本村的贡献乏善可陈。

　　(三)精英群体内部流动性偏弱

　　某种精英转变到另一种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位置的难度很大。主观而言，一种精英一旦产生，便容易形成某种惯习；而且，精英们最终都通过成本一收益计算考虑转变行为所能带来的物质或精神收益，不同精英因其不同发展路径积累起了不同的资源优势，转型则往往面临较大的机会成本或损失风险。从客观方面说，精英转型尤其向政治精英的转型受到乡镇基层政权约束，乡镇政权甚至拥有农村事务的最终决定权。

　　(四)精英影响偏重于依靠社会关系尤其是后台权力支持，在知识技能、经济资源积累方面仍未达到有效拓展政治事务的程度

　　1970年代以来L村传统政治精英持政及各类能人向村干部转型，之所以能得到上级政权认可，一个重要因素即在于他们与上级政权重要成员间具有特殊社会关系或是历史形成的亲友、地缘关系。或因为对上级的忠诚。这种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也为村民看重，因为它们能给村里争取到更多资源。相比之下，那些在农加工或商业流通上取得较大进步的经济精英，因其资源规模尚未达到深入影响全村公共事务的程度，特殊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的缺乏将制约其政治拓展。

　　(五)精英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政治参与、公共决策更多取决于利益驱使、机会环境而非科学知识

　　利益驱使意指农村精英更注重农村事务所能产生的经济收益或实惠；机会环境则主要指上级政府或政策所提供的发展机遇。L村精英在政治参与和公共事务决策上很少有科学化程序，但仍能获得村民的主动或被动承认，除了受利益驱使的村干部努力推动外，还因其顺应了国家或地方政府“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政策潮流。比如2008年镇上征用L村土地建设化工厂项目、市里征地建设铁路复线项目并未得到L村干部和经济精英的反对；相反，他们把这种征用看成是谋求发展的重大机遇。有关经济、环境、社会的平衡协调则远远超出了农村精英的思维范畴。

　　(六)精英影响往往受到基层政权的直接约束

　　尽管2006年来“三提五统”等行政任务已经取消，但基层政权对农村政治事务的控制并未减弱，因为农村政治组织是基层政权的神经末梢与行动手脚，也是其最直接的管理对象。同时，近年来农村公共工程项目逐渐增多，基层政权除了认识到项目管理与监督的必要性外，也看到了从项目谋取利益的可能性。在，L村水泥路修筑、水沟挖掘、自来水铺设等项目中，都能看到镇上官员早晚忙碌的身影。

四、引导农村精英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对策

　　(一)通过知识技能培训、工商信息沟通、金融财政扶持加大农村精英培育力度

　　在知识技能方面，可由政府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向企业、高校、科研单位聘请、招标等方式提供培训，也可由村集体或其他农民组织根据自我需要开办培训中心、购买培训服务。在工商信息沟通方面，政府可通过指定信息中介或工商信息主管部门向农村定期、不定期发布工商信息，发布形式可采取电视、广播、海报、宣讲、电脑信息港等等，其好处在于可使农民避免社会非法中介信息的误导。在金融财政扶持方面，应当降低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门槛、扩大信贷范围，对发展迅速或具有发展潜力的农村精英实行特定优惠、减免、奖励政策。通过以上扶助措施，可以培养更多的农村精英，形成更大的农村政治发展动量。

　　(二)建立外流精英信息库和定期联系制度。加强外流精英对原籍村的帮扶作用

　　与乡土精英相比，外流精英往往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外部联系、更丰富的知识技能和经济资源。通过建立外流精英信息库和定期联系制度，可加强农村与外流精英间的信息、感情沟通，借重外流精英回馈乡里的报效情怀，促进他们对本村公共事务发挥特定扶助作用。与政府等其他扶助主体相比，外流精英可能会更容易被村民接受，因为外流精英对他们来说即最生动的改革发展实例。在信息库建设上，可侧重于外流精英的文化程度、从事职业、特殊技能等内容。在定期联系制度上，应实行专人专线联系，联系内容侧重于本村开放发展的新面貌、新机遇。

　　(三)通过农村精英定期评价，促进农村精英内部公开公平流动

　　与上级政权相比，村民对本村精英的了解可能会更详细更直接。因此，对农村精英德、能、勤、绩的评价。可由政府或第三方定期开展村民匿名调查，监督评议、干部选择权利将更多地放到最有发言权的村民手中。调查方式可采取结构式电话访谈、入户访谈、问卷调查或无结构式深度访谈等等，调查评议结果则相应作为农村精英奖励、信贷、优惠减免、干部推荐、干部选举的重要参照。

　　(四)为愿意向政治精英转型的各类精英建立某种个人资本保值增值手段，在促进其现有资源公共贡献能力的同时，弱化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背景的重要性

　　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在向政治精英转型时会考虑其原有经济或社会资本的机会成本，如果为这些原有资本建立某种保险措施、保值或增值手段，一则可以解除各类精英向政治精英转型的后顾之忧：二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弱化或避免其转为政治精英后的“经济人”倾向，增强“公共人”动机；三是可能会激发精英提高其现有资本或资源的公共贡献能力，增强村民的认可与支持度，弱化精英转型时的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背景。这些保险措施、保值或增值手段可能包括：资产保险、工作保险、老年保障金、风险基金、所得税减免、提升信誉等级、声望与业绩宣传等等。

　　(五)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政治参与、公共政策培训。提高农村精英的参与和决策能力

　　其方法大致包括以下几种：一是由政府提供远程或现场政治知识、公共政策培训，培训师可以是政府官员，也可以聘请高校与科研单位人员；培训方式可以是教材宣讲，也可以是村民自治示范县或示范村的案例观摩与探讨。二是由村集体根据需要自己组织，聘请专业人员长期或定期对本村公共事务、政治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进行现场诊断和发展设计。三是政府、村集体、有志于农村公共事务的个人、社团、公司多方联合，共同对农村政治参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进程进行综合评估与优化设计。

　　(六)增强农村基层政权的公共服务性质，弱化其对农村事务的外部约束

　　在中央政权农村战略大局既定情况下，对农村发展的最大干扰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农村基层政权——党政联合办公的乡镇政权。从理论上说，乡镇政权的核心定位应当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直接为中央政策与农村发展服务的基础环节。因此，可采取建立一站式或阳光服务设施、优化服务流程、深入偏远农村建立服务代办点等方式直接为农村民众提供全程、便捷的公共服务。果如此，则有可能在服务的同时弱化其对农村事务的干扰与控制，使农村精英获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