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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型政府当然可以说是受到了上世纪80年代欧美“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当时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对长期困扰两国的福利国家官僚管制型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精简改革，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管理中，使政府绩效和行政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世界范围产生巨大影响。九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对国外“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了广泛介绍，翻译出版了不少论著。如戴维·奥斯本《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一时成为畅销书，该书提出要以市场力量来改革政府，政府并非为官僚政治的需要，而是要满足顾客（公众）的需要，要变官僚政府为企业政府。后来克林顿政府也依照此书的思路对政府机制进行了一些改革。

　　我国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蓬勃发展，对传统的全面管制型的政府体制也提出了挑战，行政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推行。新千年加入WTO后，要与国际接轨，我国更不失时机地引进国外先进的行政理念，提出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以后更明确提出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被认为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必然选择。去年中共“十七大”把建设服务型政府当着执政党的一项工作目标。今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更明确说：要“认真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转变政府职能进行了专门阐述，随即国务院“大部委”调配改革开始推行，创建服务型政府成为全国上下热门话题。

　　其实，政府为公众服务的提法并不新鲜，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为人民服务”。文革前干部大规模下乡蹲点，均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然而，服务并不是提供优质公共产品，而是意识形态化的“社教”宣传，搞阶级斗争，不少干部在农村吃生产队的，要“三菜一汤”，下乡服务变成了扰民。服务既要有对象，也要有产品，没有对象没有产品的服务不仅是空话，而且劳民伤财，这种教训在文革前实在是太多了。与大部委制有些相似的“归口领导”也很早就有，如“农林口”、“文卫体口”等，由一位副总理或国务委员统一领导协调，但是下属机构繁多，分工不明，效率低下，并不可取。如何合理调配整合政府部门，使政府职能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直是全国人民的期待。

　　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要为公众服务，从理论上讲，马列“公仆”说早就明确了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的大道理。按常理讲，政府由纳税人供养，为纳税人服务当然就是其责任。但是，公仆变主人，干部成为官僚主义者，政府不为公众服务，而为自己服务，为官僚服务的情况，却成为很普遍的现象。政府机构日益扩张，干部数量日益庞大，行政开支节节增高，庞大而掺杂着诸多部门利益博弈的政府本身耗尽了太多的行政资源，以至于公务人员真正服务于公共事务的很少，服务于政府本身的却相当的多。如机关化了的工会不为广大工人服务，拿了纳税人的钱、国家发的工资，主要却是为自身为政府服务。其他显性或隐性的为自身服务的党政机关更是所在多有。有统计资料显示，去年２００７年我国预算内与预算外行政事业费为１１４３７．１５亿元，超过了经济建设费１０７３４．６３亿元，和社会文教费１０８４６．２亿元，成为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目。政府行政不仅铺张浪费严重，而且设租寻租空间巨大，致使贪污腐败问题丛生。这就使得行政改革与政府再造成为党中央和老百姓都十分关切的紧迫问题。

　　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不是几句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某些政府机构的重新排列组合，不仅要转变观念，而且要转变机制。按照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对政府绩效要进行投入－产出核算评估，对政府的服务、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进行公开的考评，对行政预算、行政开支进行公开的核算，用市场力量改造政府。不能政府花了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却不能过问。既然是服务型政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政府自身应该是廉价的，行政人员除极少数因要维持自身运作为自身服务外，大部分应是为公众服务，冗散无事不能提供公共服务，拿不出公共产品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应该革除辞退，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减少和控制公共行政开支，不是为自己服务而是为公众服务。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要精简机构，而且要精兵简政！公共服务型政府应该是一个政务公开的透明政府，一个接受人民监督的民主政府，一个能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政策）负责任的高效政府，一个没有自身私利的廉洁政府，一个由公仆组成的公正的政府，一个精简最小化的有限政府。归根结底，公共服务型政府应该是廉价政府。

　　廉价政府的口号列宁早就提过，精兵简政的做法毛主席在延安也搞过，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因为打天下坐天下党政军合一，如今政府已非延安艰苦时期可比，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关有多少吃财政饭的干部，部门多官多必然会有自身的利益，庞大的官僚体系自身问题都很多，那里会有多少余力来为人民服务？而改革就要牵涉到党政体制部门利益及很多官员的切身利害。在我国精简机构已属不易，精减干部就更加困难。早在我国改革初期的１９８２年１月３日的政治局讨论中央精简机构问题的会议上，邓小平就说“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指出单机关就涉及大约４５00万人，并说精简人员不要怕什么“游行示威”（邓选第二卷３９８页），可见其决心之大。后来８８年、９３年、９８年、２００３年又连续搞了五次机构改革，但都陷入了革除了又扩张的循环怪圈。原因何在呢？不是中央改革决心不大，但精简了机构却不减人头，从来不敢触及既得利益阶层，干部只能换岗却不能下岗，吃国家财政饭的在编干部就是没有办法取消其铁饭碗。这样光人头费就要吃掉国家财政一大块，又如何能做到廉价政府呢？纳税人要供养那么多的干部，包括待遇优厚的离退休干部，这到底是谁在为谁服务呢？

　　近年来行政改革的进程在加快。今年“两会”推出的“大部委”改革，应该是20年来机构改革的继续，归并行政门类减少行政审批提高绩效，应该说是很有意义，也可以说是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一部分内容。“大部委”制比以前的“归口领导”有更大的优越性，把“归口”改为合并机构成立大部，可以减少许多行政环节，减少寻租空间，也可以减少很多职位重复的人员，减少政府为自身服务，节省开支，更多地为公众服务，符合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但这次改革不涉及地方，不考虑精减人员，其力度尚不如邓小平82年时和朱鎔基98年时大，只能看着是渐进改革中的一个环节。当然，由于精减人员会受到旧行政惯性和利益攸关人员的阻力，影响政治稳定可能得不偿失，所以胡温新政改革力求稳妥，相信以后配套改革还会陆续出台。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

　　当今我国改革其实已经到了需要重大突破的时刻，行政体制改革不能停留于口号做表面文章。在党政体制集权领导模式长期凝固化，既得利益者难以触动的大框架中，真正的精兵简政难以办到，地方政府改革往往仰仗于仇和式卡里斯玛型改革家。如昆明市政府官员被要求公开自己的电话号码，为的是更加亲民为人民服务。邓小平说：“领导就是服务”，可以理解为领导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服务是领导的责任，那么，公开电话又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服务型政府的根本还在于廉价高效，能提供优质的公共政策、公共产品，这在我国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很多关系没有理顺。因此，在追求法制化稳妥改革的同时，人们还是期望有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式的魄力，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来源:中华英才 2011年0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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