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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邀请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东亚问题专家蕾丝玛丽衸福特，围绕她新出版的著作《中国、美国和世界秩序》进行交流。

　　金融危机强化了中美在全球秩序中的重要地位

　　中美是当今国际体系中两个最重要国家。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是短期的，可能会侵蚀它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优势，危机的长期影响还不明确。美国依然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它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优势，包括在全球机制中的作用依然是相当大的。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市场、军事现代化和外交领域的影响力日益上升。毫无疑问，中国日益增长的潜力会影响21世纪的全球秩序，北京和华盛顿都认识到彼此是重要的对话者。尽管经济危机对两国长期的相对地位有何影响尚不能确定，但它确实强化了中美关系在当前全球秩序中的中心地位。这两个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在很多领域都具有重要性。

　　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国民性格和特点，它们在复杂的全球体系内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影响到它们对国际规范的态度，它们在世界规范内活动又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加强。尽管中美在相对权力以及各自在国际规范构建中发挥的作用不对称，但两国对全球秩序都至关重要。1945年以后美国在全球秩序构建中的作用尤其重要。中国在全球秩序构建方面的重要性也在增加，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美在构建全球秩序方面达成的谅解以及在一些重要国际规范中形成的建设性关系。

　　中国与国际规范之间的一致性逐步上升

　　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发展起来，其行为越来越符合国际规范。在环境领域，由于特别关注国内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等，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态度比较复杂。中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美国。2000年以来，中国在国际环境谈判领域采取了非常积极合作的态度，开始讨论如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2007年，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减排目标构架的国家。其原因是国内污染问题、能源安全与能源消耗问题成为政府和国内行业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就是把国内发展、国内行为与国际规范统一起来。“十二五”规划中有很多关于环境保护的内容，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给予了更多考虑。

　　在核不扩散领域，中国1980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1992年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在《核不扩散条约》问题上采取了进步性的姿态，不仅签署了国际条约，向全世界做出了非常正式的宣言，还加强了对核武器相关技术与物资出口的管控。导致这种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国内观念的转变，包括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核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危险的事情,等等。此外，中国支持联合国决议,并已参加多期国际维和行动，在人权领域也有贡献。

　　中国与国际规范不一致的是在宏观经济监管领域。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允许对汇率进行管控，但中国对汇率实施了管控手段。这个问题涉及对人民币重新估值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值重估可能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而损害国内稳定。最近几年，这个问题成为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

　　美国与国际规范的一致性时高时低

　　美国与国际规范的一致性的情况比较复杂，没有明确的倾向性，比如说很高或很低。美国与国际规范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美国一直认为国内利益诉求处于优先地位；国际规范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拥有合法性。20世纪初，美国经常阻止国际规范的实施。在环境保护方面，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公约》对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拒绝根据有关条约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责任。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厌恶，是由于很多美国人认为《京都议定书》和有关条约不公平，使美国和发达国家承担了更多责任，没有使其它排放国家承担足够的责任。他们认为这些问题侵害了美国的利益，影响美国国内劳工、就业问题，是对美国内政的干预。

　　在核不扩散领域，美国与国际规范保持了很高一致性。一方面，美国与苏联签署了很多限制性条约，还迫使盟国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以便对它们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美国又接受盟国譬如以色列发展核武器，容忍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在2000年与印度签订了双边核合作协议。很多人认为美国这种对印度核地位的承认是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最大伤害。

　　在其它领域，美国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关系同样有时一致有时矛盾。比如，美国希望甚至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其它国家实施一些限制性措施，而它自身却不理会IMF对美国赤字的规劝、要求和批评。

　　中美与国际规范的关系受多种因素影响

　　国内行为与国际规范之所以会出现一致与不一致性，最主要的原因是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竞争性关系。全球化并不一定完全是一种积极力量，会导致一国的国内利益诉求向外延展进而影响国际秩序，导致各种国际行为体的利益诉求与国际规范发生矛盾。同时，国家层面的社会问题上升为世界层面的问题，不断扩大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贸易和卫生问题等）又会引发出新规范和新的道德准则。这会对国家形成新的挑战。随着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变得越来越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国内行为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冲突性就会更加凸显。尽管在某些领域国内决策者拥有很大的独立自主的权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国际规范对国内行为具有很深的影响。如果国际规范对国内情况影响大，那么不一致性就会变得突出；如果国际规范对国内情况的影响较小，那么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就会好一些。

　　对美国来说，国内行为与国际规范之间的一致性是一个长期诉求。从20世纪早期开始，美国有时领导，有时阻止，但始终在影响国际规范的发展和制定。近年来，美国在不断调整其政策以保持与国际规范的一致性。奥巴马政府承认利用国际规范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紧迫性，但国内政治问题却常常使国际规范在美国国内不能得到认可和有效执行。美国在影响国际规范的发展和制定方面走得很艰难，对国际规范的制定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在相对减弱。令人惊奇的是，很多国家还是认为当前的全球秩序与美国的价值观和权力有很大关联，还是希望它来领导国际规范的制定和发展。

　　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很多国际规范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很有益的。把国际规范与中国的国内价值观念、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将对中国融入全球秩序发挥重大作用。中国特别注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希望逐步接受国际规范，不希望国际权力分配不公。近年来，中国与国际规范一致性的程度在不断增强。这主要是人道主义、进出口贸易和技术的发展、气候变化与国内发展的关联度等因素推动中国国内相关价值观发生变化的结果。

　　中美两国的行为都与国际规范存在一致性和不一致性。两国对国际规范的立场存在很大分歧，但并不对立。两国无法超越全球秩序的框架，在某些方面两国可以对全球秩序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在某些方面两国则对全球秩序的形成、维持和加强起到了限制性的作用。

　　关键词：中美关系

　　来源:学习时报 2011年08月08日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