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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特点和优势。90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党带领人民艰辛探索、奋力开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系统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先提出的。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是党历经艰辛而曲折的探索后获得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正确感知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阐明了对待他们所创立的思想体系的科学态度：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们反复告诫他们的同志：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现成的公式。“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实践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它在用发展的观点观察世界和指导改造世界的同时也用同样的观点认识和对待自己。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这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事实上提出了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谈得上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0年历程，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加以深刻认识和分析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精辟论述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毛泽东针对照抄照搬苏联模式产生的弊端，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开启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航程。以《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的问世为标志，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这些著述中，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说明了立意：“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2］但后来发生的严重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使得一些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遭遇了严重挫折。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航程。由于已经积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由于已经拥有了初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趋于自觉，更加趋于主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分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课题的认识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现实课题，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上所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理论创造标志着人类一种崭新发展模式的创立，昭示了人类发展的新途径。我们需要在整体性的视野中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科学发展观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

　　两次飞跃之间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关联。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明确提出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才成功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3］在他看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邓小平曾深刻阐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从事的事业与毛泽东的关系。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4］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为标志，党完成了“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成功探索出了富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启示

　　获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0年历程赋予我们的深刻启示，既需要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年历程的系统思考和科学概括，又需要基于对国际国内现实环境的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只有基于两者的统一，才能在概括和提炼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基础上，为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若干有价值的思考。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

　　当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主要反对的是无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而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的问题。就此而言，对特殊性的重视和强调是不言自明的。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在他看来，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必须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邓小平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深切地体会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论创新都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换言之，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必须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坚持这一原则，既要注意和反对片面强调普遍性而忽视特殊性的倾向，也要注意和反对片面强调特殊性而忽视普遍性的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运用为实现途径的，既不是普遍性对特殊性的替代，也不是特殊性对普遍性的遮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在20世纪40年代曾说过：“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6］这就决定了，理论创新可以因由条件的变化表现为话语的转换，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则是创新的灵魂和根本原则，是任何意义上浓墨重彩的创新色调的底色。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不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是通过对这种底色的识别来加以判定的。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特定时期主要矛盾的解决相统一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活的灵魂”，就在于与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相联系，它反映了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毛泽东深谙这一点：“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7］151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要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背景，站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角度，把握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跟特定历史时期国内主要矛盾的解决保持高度一致。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连续性的历史过程。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进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去提炼问题，研究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课题，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来看，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意味着重大现实课题的成功解决。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着眼点就在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科学发展观在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上所取得的丰硕理论成果，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不是在理论层面和框架内盘桓或自言自语，而是在面对紧迫的现实问题、应对激烈尖锐的挑战和经受极其严峻的考验的情况下实现的，是有的放矢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价值观相统一马克思主义

       不仅仅是科学真理，它所具有的阶级特性凸现了鲜明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紧密相连。与资产阶级思想家极力掩饰阶级性宣扬所谓“普适性”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讳言他们以及他们所创立的学说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属性。他们公开宣称：“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8］正是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穷其一生的精力和智慧，探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道路。“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9］如列宁所言，马克思“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10］。

　　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价值观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原则。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仅仅具有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意义，而是认识论和价值观的统一，它总是和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的价值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9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实判断上，对“凡是现存皆为合理”持肯定态度，而要进行价值评价和追问；更不是什么“毁灭性的创造”，不是篡改，在价值尺度上始终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马克思主义从不讳言在一定历史时期手段和目标的适当分离，但需要将对现存的接受与对现存的超越统一起来，在意识形态的导向上必须有一个内在的完整的价值尺度［11］。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在坚持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都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蕴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意旨，渗透着中国共产党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价值理念。

　　（四)坚持理论的人民性和实践的人民性相统一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人民利益的标准不仅是衡量一切政党历史作用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真理性和科学性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而且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现为落脚点，以此作为检验创新成果的根本标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理论的人民性和实践的人民性相统一。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2］这里的“需要”，就是指这个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广大人民群众不只是简单地看一个理论创新成果在政治口号和宣传教育中所展示出的分量，更为重要的是看它与自己的现实利益、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的实际联系，看它在实践中是否到位。因此，任何一次理论创新，如果不能真正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那么，即使它拥有强大的真理性，即使它拥有强大的宣传分量，最终也会在实践中出丑，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拒绝。

　　坚持理论的人民性和实践的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把理论的说服力和现实的说服力统一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理论创新成果是否认同，并不主要地将创新话语对未来的美好承诺作为依据，而往往是将自身根本利益的实现和身边党员干部的作为是否可以信赖和认同作为理论创新成果的直观标尺。任何一次理论创新，只有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真真切切的实际利益，才能为历史的真正主体即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自愿接受；任何一次理论创新，也只有为历史的真正主体即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自愿接受，才能在社会实践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90年革命、建设和实践的历史表明，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同，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正如邓小平说：“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13］381

三、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艰辛探索的历史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90年的光荣铭记，新的征程蕴涵新的期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征程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命运，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将更加艰巨、更加光荣。

　　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始终坚定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是理论创新的根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7］151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也是高扬社会主义理想性和价值性的探索之旅。社会主义不仅具有导向性的功能，而且还是我们强大的精神支柱，赋予我们以超越资本的精神力量和勇气。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13］116。应该看到，苏共的失败，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从思想深处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起始的，这一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学者承认，本次经济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14］。虽然现实世界中自由资本主义似乎仍然是一个注定存在下去的“实在”，但一切向往美好未来的人们坚信，人类的未来选择的唯一正确方向是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资本主义。

　　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深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是理论创新的主攻方向。马克思一方面把工业文明的历史代价视为“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他又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不懈地探索使人类“缩短和减轻”这一磨难的实践途径。而减少这种“历史代价”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仍然呈现出较强的不完善性，反映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探索“缩短和减轻”这一磨难的具体实践途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并将长期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尝试走“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这个重大历史课题的新解答。现实中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虽然不断趋于深入，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话还远远没有结束。如果说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轴，那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运行方式，则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课题。可以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征程中，没有什么课题能显得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更为重要的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重而道远。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以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理论创新的目的，以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为理论创新的动力，以研究和解决我们在前进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为理论创新的着力点，不断打开理论创新的新视野，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进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5］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以新的探索谱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84．

　　［3］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3－24．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0．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吴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启示与未来社，1993：408．

　　［6］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81．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8．

　　［9］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

　　［10］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1．

　　［11］李登贵，刘奔．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现实——评阮纪正先生的《中国：探究一个辩证的社会存在》［J］．哲学研究，2004(9)：43－49．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南希·伯索尔，弗朗西斯·福山．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N］．参考消息，2011－－05(10)．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45－646．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马克思主义

　　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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