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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崇拜、资本崇拜、“实验室崇拜”,已经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惨烈的事故和灾难,民众不应该总是各种风险的最后埋单者,民众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
越是高科技,越是高风险,就越是需要高度民主。因为只有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实践,才能广泛而全面地评估、降低风险,才有足够的力量抑制社会的冒险冲动。
在科学家们自称已经熟练掌握核电技术几十年之后,才发现这些技术既能造福人类,也能在人们懵然不知的情况下祸害人类,所以才有德国、意大利等国宣布放弃核电。世界上已经有多个国家在享受了雄伟拦河大坝的激动欢悦之后,正在经历着骑虎难下的痛苦折磨。于是人们看到科学家在有所重大发现和发明之后,总是有一种付诸实践的内在冲动,原子弹就是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群科学家想方设法怂恿罗斯福等政治家研发和使用的。“实验室崇拜”显然异化了科学家的理性,所以爱因斯坦在生命的最后才说平生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说服总统发展原子弹。
政治家们的政治目的与科学发明达成一致之后,政治就如虎添翼,势不可挡。如果把这种强大的力量再投入到市场,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历史奔向布满风险荆棘的未知领域。在可认识范围内风险还没有完全评估透彻的情况下,在核心技术并没有完全掌握和消化的情况下,怎样发展一个巨大的高科技产业,必须保持最起码的谨慎。对于科技、政治、市场三股力量,唯一能够起到一些制约作用的就是民主,也就是大众的意志。高科技、大工程,的确远远超出了普通百姓的常识判断和价值选择,即使是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其百姓通常都被迫把决定的权力交给了政治、科学、工程领域的精英。在民主氛围淡薄的国家就更是如此。政治家往往有建功立业的抱负,这是值得肯定的高尚动机,但是丰功伟绩往往又是一种诱惑,如果其中包含了贪腐等内容,诱惑就渗透着魔鬼的意志。科学家的理性中,也潜藏着引领时代前进的冒险冲动,不论把这描绘成名利还是使命,其作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投资家就更是天生充满着逐利的疯狂精神。只有依靠更加强有力的民主制度,才能把缰绳拉在民众的手中。民众也许没有某些政治、科技、经济的专业判断能力,但是这并不表明民众就没有风险道路的选择和识别能力,就像公众作为法庭的陪审团成员,他不必是法学家,但是凭借常识就可以对控辩双方律师的的证据和辩词加以判断从而进行是否有罪的裁判。如果一个高科技产业或者项目,利润高潮之后扔给国家和社会的是烫手山芋甚至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民众完全有权利要求决策者作出更好的发展安排。
民主当然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但是民主能够最大限度接近万无一失。民主的本质不仅是收集同意,更在于收集并妥善处理反对甚至抗议。因为,寻求一些一致的利益从而得到同意并不困难,而要处理好不同意,要处理好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观的共同生存,才是民主的要义。所以,民主最重要的实施手段是民意表达和民意表达的看得见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反对和抗议的声音是否发挥了影响力,需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测评。当然并不是每一种反对和抗议的意见都能够得到实现,但是,反对和抗议是怎样被否定和驳回的,需要有公开的运行程序,至少要能够回馈到反对者和抗议者这里。任何高科技系统的运行最后都要由人来掌握,人的因素依然是最后的决定力量,到目前为止,民主才是选择和识别决策者和重要执行者的最好机制。民主的制度必须包含自由的批评。一项政策或决策只有经受了充分的批评才可能是完善的。一项具有高科技内涵的重大决策,只有科学家正面支持的论证意见而没有另一些科学家的质疑和民众对这些质疑的了解,社会不可避免被带入难以觉察的浩瀚风险之中。科学家要把科技转化为所谓生产力,只是说服决策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说服民众。说服民众的过程,其实就是科技不断完善的过程,因为这样的民主要求既要说服民众,又要说服不同的质疑和批评。当不同的科学家所进行的利弊不同的论证都充分交给民众的时候,民众的判断就接近全面和深刻。民主决不反对科学,但是民主要反对科学家沦为政治与资本的应声虫。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
权力崇拜、资本崇拜、“实验室崇拜”,已经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惨烈的事故和灾难,民众不应该总是各种风险的最后埋单者,民众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风险时代,更加需要发挥民主机制的安全带作用。民主,只有民主,才能制约权力的专横,驯服资本的野蛮,揭露专家的谄媚。
(作者: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键词:民主;民众
来源:南方日报 2011年08月03日
责任编辑: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