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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是抵御西化图谋的根本保障，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首要问题。一、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及其社会制度压不倒马克思主义，也压不倒社会主义。为什么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一些人觉得世界趋同的时代已经到来，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历史的终点”，说到底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产物。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说明：不学习、不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坚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29日）
　　逄先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90年间积累的丰富经验是一笔巨大财富，把它们总结起来会给党以巨大的推动力。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有以下三条，每一条都关系党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一是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不断向前的思想力量。二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党的根本宗旨，集中体现在党的政策上，并要落实到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中，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三是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是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党在思想上的统一需要有组织上、制度上的保证，这个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中又一个重要问题。（来源：《人民日报》2011年5月4日）
　　张峰：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较量
　　当前我国同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前沿。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于将“民主”、“自由”价值观作为与军事、经济相辅相成的称霸手段。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其价值观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特殊价值和做法，冠以“普世价值”推上神坛。他们在自由、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口号下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挑动其发生内乱，引起社会动荡。上溯苏联东欧剧变，前至中亚的颜色革命，近到在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无不显示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潜移默化、推波助澜、分化瓦解的作用。西方敌对势力这种盗用“普世价值”名义的策略，确实很有效，也使得不愿唯其马首是瞻、俯首称臣的国家和人民处于尴尬难堪的境地：你不承认他们那套价值，你就是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不走人类文明的共同道路；你承认他们那套价值是普世价值，你就得走他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国将不国，受制于人。（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2011年5月3日）
　　关信平：要更加重视转变社会发展方式
　　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应遵循以下一些基本的原则。
　　第一，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应该更加突出地坚持公平的原则，将过去“稳定优先”的原则转变为“公平优先”的原则。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大量的公共行动去处理公共问题，需要调动大量的公共资源，会涉及更加复杂的公共资源分配问题，因此公平原则更加重要。第二，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应该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要和调动人的潜能。第三，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应该更加强调公共行动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第四，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应该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广泛社会参与来实现。根据我国的国情，至少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应该建立在国家主导的基础上，但同时也应该注重调动民间的资源和力量。（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4月25日）
　　李伟：社会管理创新问题
　　强化社会管理创新要在如下问题上下功夫。第一是法制建设问题。要以依法治国的理念强化社会管理。法治建设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一样，主要问题不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第二是政策设计问题。我国以政策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的特点十分突出，制定合理、可行、有效的政策是我国强化社会管理的重要环节。第三是党和政府及其各级领导的公信力问题。现在少数地方党组织、政府机构负责人说话缺乏公信力，尤其是当突发事件发生时，讲的话打折扣，以讹传讹却很有市场。第四是管理事情的能力和效果问题，这是个突出问题。第五是社会的思想教育、社会的公德水平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要转变“信仰危机”的状况，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近年来，更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社会的诚信危机。第六是国家的信息化管理问题。应该思考社会管理的观念如何适应信息化的发展需求，并随之转变。第七是对特殊群体的管理问题。特别是对城市和农村空巢家庭、流浪儿、鳏寡孤独等的管理。第八是对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防范和应对问题。（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4月29日）
　　张志洲：化解网络新媒体带来的社会公共舆论分裂的隐忧
　　网络舆论会把一些平常的问题与矛盾无限放大，这对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的中国自主性地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努力，无疑有巨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中国该如何化解网络新媒体带来的社会公共舆论分裂的隐忧呢？其一，将西方文明的某些制度成就和价值观念视为人类的共同文明遗产加以学习、吸收是应该的，也是开放中国应有的度量。但这种学习和吸收的过程应该是自主的选择。“中国的自主性”应是网络舆论的主流意见和普遍共识，是政府主导力量应该致力塑造的。其次，从短期来说，加强网络管理对于网络舆论的生态能施加影响，但从长远来说，“舆论一律”的传统媒体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有效引导才是根本办法。其三，网络做为信息手段本身的非价值性和中立性，决定了网络公共外交是双向的，别国能够对中国网民进行舆论诱导，中国同样可以对他国进行网络公共外交，以平衡舆论。最后，只要国内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被普遍感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被普遍认同，关于社会改革举措和前进方向有共识，公共舆论自然会重新凝聚，外来干预也就失去操作空间。（来源：《环球时报》2011年4月14日）
　　南希·伯索尔和弗朗西斯·福山：自由市场模式受审判
　　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该模式强调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税收。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已经充分采纳了这一模式。实际上，在这场危机爆发前许多年，发展中国家一直疏远这一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和拉美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与所谓“华盛顿共识”相关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完全依赖外国资本的思想丧失了信誉。到2008年，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保持了对本国银行体系的监管与控制，从而减轻了自己国家受到外国金融市场影响的程度。这些政策提供了与全球经济的波动性相隔离的环境，其正确性的证明是最近的危机之后令人印象深刻的复苏：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数字要高得多。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那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在今后10年里，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的国家很可能会进一步改革自己的经济政策方针，用与自由市场模式相关的灵活性和效率换取旨在确保更强大的恢复力的国内政策以应对竞争压力和全球经济创伤。这些国家将会不那么注重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是更多地关心通过社会保障网计划把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度，更加积极地支持国内工业。（来源：《参考消息》2011年4月5日）
　　高登·约翰德罗：网络革命的挑战
　　互联网的发展对美国公共外交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传统上，美国公共外交的手段主要包括国务院与媒体的日常事务沟通、提供给外国的发展援助、电视广播节目、国际性学术交流等。然而，“9·11”事件后，美国认识到依靠传统公共外交手段已不能适应新的挑战，美国公共外交重点有所调整，更加注重针对阿拉伯世界与穆斯林国家展开公共外交，包括使用电视宣传片、发起针对中学生的国际留学项目以及英语培训项目、全天24小时的新闻跟踪等。面对新兴的社交网络媒体，美国在重新审视博客、微博、手机短信等新兴行为体对外交的意义，也意识到这些新力量和传统的媒体不一样，但至于哪一种办法更好，目前也没有答案。毕竟，在信息沟通非常便捷的今天，一两篇新闻报道很难称得上有较大的公共外交影响力。（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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