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2013年的第一期是在万象更新、喜庆祥和的春节气氛中编排出版的。这一期，作者们响应十八大注重民生的号召，以公共服务为主题，探讨基本公共服务的模式、理念、政府管理工具，以及在医疗、住房、城市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各自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了认真的思考与讨论。由于杂志篇幅和研究范围的局限，无法全方位地讨论中国当前的民生问题，在此仅期望以星星点点的思考火花和研究心得，引发更多的学者，尤其是公共管理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经过30年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努力，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消费能力今非昔比，民生问题开始成为国家管理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政策问题。国际学界常有学者提出，当人均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4 000美元或8 000美元时就会有比较大的社会变化，说的是人民在温饱之后、小康之后和生活城镇化之后会有新的和更高的需求，会给社会的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也会对国家的治理提出新的问题。中国早就迈过了人均GDP 1000美元的门槛，2011年人均GDP超过了5 000美元，一些地区甚至超过了10 000美元，全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在2011年就超过了8 000美元。这一个个指数的突破，一方面展现的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却是在询问我们，收入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变化、民间需求的升级，对公共服务，对国家的治理，究竟提出的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庆贺改革开放的成就的时候，确实有不少新的社会现象在要求我们进一步深思。比如，国家有钱了，社会贫富悬殊却大了，对稳定、和谐与安居乐业造成了威胁；家庭有钱了，房价高企了，房子却买不起了；衣食无忧了，环境却恶化了，水资源的污染和沉重的雾霾妨害着生命的安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和退休却依然是问题；有钱买车了，交通拥堵却使得开车的益处大大下降；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了，城乡差别又成了更大的挑战；公务员的素质提高了，干部队伍年轻化了，但制度与政策的限制，却使得他们难以充分发挥创造力和积极性把工作做得更好……所以说，往后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道路，虽然历尽辛苦，但成就斐然；往前看，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道路，依然需要我们尽心尽力的努力。经济发展了，如何提高国家的公共管理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如何将改革的成果与社会和人民共享，关注民生，实现社会公正、环境公正，或许正是中国现处发展现阶段需要解决的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

　　应该说，人类社会关于安定、富裕、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自古就有，并通过哲人和思想家的言论著述及民间传说甚至宗教说教等多种途径世代相传。但回顾历史，人类也同时不断受到战争、暴乱、专制、不平等、不安定的困扰，公平、公正却好似海市蜃楼，难见真身。可以说，公平、公正的社会，不是一个历史的常量，它需要人为的努力和社会共识的契机，但它却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对于什么是社会的公正，已故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道德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1921—2002）的鸿篇巨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被认为是关于这个问题的20世纪最伟大的世纪之作。英国哲学家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曾说过，可能有人会对谁是20世纪中第二重要的政治哲学家有所异议和争论，但没有人会对约翰·罗尔斯是否是第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这个说法有异议。

　　在他的《正义论》中，罗尔斯努力寻求一种可以实践的自由与正义的平衡。按照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个人生命和追求幸福的自由是神圣的权利。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将自己的财富极大化，追求幸福、财富和生命的意义。但自由主义思想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少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极大限度地占有社会财富，直至他/她可以用这种财富的力量来寻求不公平的利益和特权。罗尔斯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分配正义的概念。他认为，自由是第一原则，个人的生命权、基本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属于这一类权益。平等则是第二原则，这个原则包括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性。在罗尔斯晚年的著作《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中，他对这两个概念有着发展性的、更清楚的解释。第一原则所涉及的基本权利有普遍的共性。第二原则则比较复杂，是社会再分配的准则，其基本内容是，如果社会和经济必须有不平等的存在，它们必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要对弱势群体有益处；二是这些分配的机会能够被公开和平等地获取。换句话说，属于个人家庭的个人产权是神圣的，是第一原则遵从的范围，但人不能对无限的物质拥有无限的产权，因为这会破坏社会公平和公正地进行资源分配的第二原则。罗尔斯用“公正即是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最初状态”（the original position）、“反思中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重叠的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契约主义”（contractarianism）、“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政治构建主义”（political constructivism）等关键概念详细论证了在现代社会中公平、公正的重要性。他的著作直面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社会不公的种种问题，从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对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道德思考，产生了极大的跨学科影响，对现代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管理的决策提供了道德意义上的理性基础，对回答什么是合理的民生政策问题，也有着不少有益的启示。

　　中国在传统上一直十分推崇社会道德，有孔子的“礼”的国家，孟子的“民本主义”的国家，韩非子的“法”的国家，等等。如何将“礼”、“民”和“法”的思想有机地结合，成为国家的政策与管理依据，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确实，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很多我们还在猜测和讨论的问题正是它们已经经历过的，如何有效地学习和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将它们成功的经验与中国现有的国情、民情和物质基础条件相结合，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少走弯路，是这一代中国公共管理学人的使命。

　　在本期杂志中，我们汇集了一些关注民生问题的文章，也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将民生问题的核心理念、价值、社会意义、操作原则的讨论，进一步深化。丁元竹、丁潇潇的《国际视野中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模式》一文，回顾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模式，针对过去一段时间内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及其所走过的弯路，提出了很多政府公共服务必须面对的问题，用西方国家多年来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为建立公平、公正、有良好信息技术支持、高效、可持续的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借鉴和思考。

　　张康之、张乾友的论文《解读“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公共行政观》，看似讨论的是美国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一股重要的学术思潮，实则是对中国现阶段面临的公共服务的改革所提出的思考。新公共行政思潮产生的年代正是美国城市发展、社会福利需求高企的“伟大社会”改革的时代。当时的约翰逊政府提出反贫困、族裔和性别平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建立模范城市、确定全民医保等一系列社会改革的口号，采用积极政府干预主义的措施改变社会，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的思想。这一运动，是继罗斯福之后的美国的又一次比较大的社会化的运动，在美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过去传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人对资本主义社会还能有如此深广的社会服务机制的一个不解点的注脚。这一改革的趋势，在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后被逆转，继而出现了丁元竹、丁潇潇文中所讨论的新自由主义使公共服务衰减的现象。新公共行政提出的问题是：社会需要公平、公正，而公平、公正不会自己产生，需要社会和政府积极的、正面的干预。而新自由主义改革提出的问题是：积极干预的原则是什么？如何才能高效、可持续地维护合理和庞大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水平与活力？

　　冯兴元的《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的经验与意蕴》一文，重点介绍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由来、构想、《基本法》规定与原则，以及一些具体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特点。在全球和欧洲经济危机的阴霾下，德国经济在欧美一枝独秀，与它的秩序自由主义、基督教社会伦理和社会主义思想不无相关性，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李文敏、方鹏骞的《中国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的基本条件与政策障碍分析》一文，用委托代理人的理论，探讨了公立医院的改革与中国的政策环境之间的问题，深入揭示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与进一步改革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要发展、要改革，还需要政府、学者更密切的互动，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创造进一步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大环境。

　　陈秋政、江明修、陈定铭的《台湾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标建立之研究与反思》一文，介绍了台湾在建立公民满意度调查指标过程中的经验和思考。他们归纳出“整体感受及满意度”和“亲身感受及满意度”两个大的维度，前者以“服务表现”和“服务形象”为主体，后者则凸显“优质便民服务”、“信息服务”和“创新便民”等维度。这些年来，中国大陆许多城市的政府，如上海、杭州、青岛、南京、福州、漳州、江阴等，都在努力地进行公民满意度调查，期望以满意度的评估，推动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台湾学者的努力，给我们一份新奇的感觉，使我们认识到，公共服务的提供，不是一个一时一地的改革措施，而是一项长期、细心和需要奉献的政府职责。

　　吕萍、崔永亮、戚仕军的《城乡住房市场统一是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根本出路》以实证调研为基础，关注一个十分具体的有关民生的问题，即小产权房问题。近年来，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清理小产权房，但效果不佳。其根本原因在于小产权房是城乡二元化住房制度的产物，是城乡住房市场扭曲对接的结果。这一扭曲的现象，不仅仅是小产权房的问题，它同时也出现在许多其他的政策领域。此案例的警示，讨论的是如何能够基于公平、公正、民生、经济发展的原则，制定合理的宏观政策，而不只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出现虽四面出击但却吃力不讨好的局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张庆才的《规制影响评估：理念、实践与分析视角》探讨和梳理了规制影响评估的理念起源和国际上的实践。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了相当的阶段，规制是国家管理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规制的评估问题一直是学界和实践界需要不断摸索的问题。本文的意义在于给我们提出了规制评估的基本概念、思路和它对实践的可能性影响。

　　城市安全供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一项重要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普及和城市化的提高，水污染和饮用水安全成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一项大事。香港作为一个缺水的国际大都市，其供水系统的管理和运行模式如何？其对内地地方政府有何借鉴之处？陈立丰的《香港的供水系统及其面对的挑战》以香港人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

　　【参考文献】

　　[1]Rawls, John(1993/1996/2005).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Rawls, John(1971). A Theory of Justice.(Original ed.).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Rawls, John(2001). Justice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2n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