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都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duyang@cass.org.cn。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普通工人的短缺和工人工资上涨现象日益明显。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不仅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获得了非农就业的机会，扩大了总体就业的水平，也使原本处于低收入的群体的收入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利用不同的实证资料，本文分析了扩大就业和劳动力流动所导致的收入增长对改善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发现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工资趋同正在发生。因此，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主要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会向更有利于收入分配改善的方向转化，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的会合也会加速。

　　【关 键 词】劳动力流动/就业增长/工资趋同/收入分配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的总体收入差距自2009年开始已经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尽管对这一结果公众的反应莫衷一是，但是，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发生的明显变化，的确形成了一些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而言，未来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不仅要继续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消除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因素；也要继续保持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促进业已形成的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因素继续发挥作用。

　　一、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变化

　　从劳动力市场看，扩大就业和不同群体之间工资的趋同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手段。当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使劳动力流动成为可能时，农村劳动力必然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价格的差异作出反应。这也是我们观察到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尤其是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正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和迁移是以获取更高收入为动机的，所以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非常直接，集中体现为扩大就业的效应和工资趋同效应。

　　首先，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部门流动。由于他们在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所以他们在非农部门的就业不仅扩大了就业，也带来收入的改善，并由此成为推动收入分配形势向积极方向转化的主要动力。而一旦非农工资水平开始迅速上涨，就会相应地提高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如果以农业雇工工价来反映农业劳动投入的成本，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工非农劳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雇工工资水平也呈现出趋同的局面。如图1所示，自2003年以后，农民工工资与农业雇工工价的比重基本呈下行趋势，2011年约为1.16，二者的水平已经非常接近。

　　其次，当劳动力流动的规模逐步扩大，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也会发生明显的转变，并表现出不同于二元经济时代的新特征。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开始以较快的速度上涨。由此，工资效应和就业扩大效应一起成为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推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以不变价格计算，2001—2006年农民工平均工资的年复合增长率为6.7%；而2006—2011年农民工平均工资的年复合增长率则达到了12.4%。在后一个阶段，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

　　尽管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变化对于收入分配形势的影响方向是清晰的，但理论预期一直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撑。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目前我们尚难以获得全面的统计数据来跟踪中国劳动力市场迅速变化的现实。尽管对于城乡结构变迁背景下统计数据的缺陷早有讨论（Ravallion and Chen, 1999），但在劳动力市场形势发生新变化的条件下，其产生的影响也更加深远。一方面，在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基于以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时代的统计体系已经难以覆盖流动的劳动力。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抽样体系，但依据目前的统计制度，难以观察就业扩大对收入分配改善的积极效应是不争的事实，而扩大就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即便是城乡分割的统计样本，要想获得足够的微观信息也很困难。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很难看到令人信服的研究，可以全面反映劳动力市场变化对收入分配形势的影响。

　　对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分配变化关系的正确认识，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就业扩大效应和低收入者的工资上涨效应，共同成为收入分配向积极方向转化的推动力。然而，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效应看，二者并不总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也因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越来越注重就业保护和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诚然，在经济迅速增长，劳动力需求旺盛的时期，更严格的劳动力市场规制措施不会对就业岗位的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但是，一旦经济增长遭受严重的负面冲击（如国际金融危机），或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下降趋势中，那么，要使扩大就业效应和工资上涨效应继续保持同步，就可能有比较大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与改善收入分配的目标相一致，就值得决策者考量。

　　二、扩大就业有利于改善初次分配

　　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是由于资本相对不足，而劳动力丰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由于其稀缺性从而可以获得高回报，而劳动者一方面由于就业机会的不足，难以参与初次分配，另一方面也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其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回报很低。因此，对于二元经济体而言，缩小收入差距的首要任务，是让尽可能多的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参与初次分配。只有穷人能够充分利用其拥有的最主要的禀赋——劳动力，收入差距才有缩小的可能。发展中国家摆脱二元经济结构是通过劳动力不断地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来实现的。如果说剩余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话，那么，在非农部门的就业不仅实现了劳动力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是缩小（原本的）剩余劳动力和非农部门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过去30多年，中国非农部门的就业增长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0年，非农部门的就业总量为4.83亿，较之2000年的3.56亿增长了1.27亿个就业岗位。尽管加总就业统计的准确性尚存争议（Du and Wang, 2011），但根据两年的经济普查资料，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非农就业岗位的迅速增长：2004—2008年间非农就业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为7.2%。非农就业的迅速增长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流动，同时也表明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获得了参与初次分配的机会。

　　遗憾的是，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很难为现有的城乡分割的统计体系所充分反映。由于我们尚且缺乏城乡一体化的住户调查抽样方案，对劳动力流动所引起的收入变化，也很难精确地反映。此外，从统计分析的角度看，对收入不平等指数的计算，往往只计量有收入者（收人大于零）的情况，而略去负收入或收入为零的观察值。随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原本收入为零的劳动者获得了低收入，他们也相应地被加入了不平等指数的计算，此时，我们反而会观察到收入差距扩大了。虽然我们缺乏实际的数据来描述这种现象，但可以通过以下模拟来展示扩大就业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改善是如何被忽略的。

　　我们随机产生10 000个观察值，其收入分布符合正态分布。但由于在初始状态下，一部分人没有获得就业机会，因此，其收入为零。在表1中，这样的观察值为807个。由此，我们可以相应地计算出观察到收入的劳动者的收入不平等指数。随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原本没有就业的劳动力获得了非农收入，但他们的收入较低。我们将初始状态理解为就业扩大之前的情形，将第二次观察视之为扩大就业后的情形。模拟的结果见表1。

　　如表1中第一列所示，在就业扩大之前，度量收入不平等时，如果在不平等指数中没有计入小于等于零的观察值，则基尼系数为0.31，泰尔指数为0.16；考虑小于等于零的观察值时，基尼系数将扩大到0.40；在就业机会增加以后，如果新增加的就业者集中于相对低收入的部门，则扩大就业后的基尼系数为0.34，泰尔指数为0.19。可见，如何在计算收入分配指数时考虑小于零的收入成为影响收入分配判断的关键。如果考虑所有的样本，则扩大就业一定缩小了收入差距；如果考虑选择性的样本，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的效应则可能会被遗漏。

　　当然，如果上述效应仅仅是在计算环节出现的问题，研究者可以通过调整计算方法，获得更加真实的收入分配度量。然而，在现行的统计体系下，诸多调查的抽样方案难以有效地反映劳动力流动及其扩大就业的效应，就必然使我们对收入分配形势的分析，落入表1中第一列的情形。

　　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收集的微观数据，观察扩大就业的收入分配效应。在以下的经验模型中，我们首先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决定因素进行回归，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观察在控制其他收入决定因素的基础上，就业变量对于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上式左边为家庭人均收入，回归的变量分别为家庭成员中就业者的比例、户主及配偶的受教育年限、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及其平方项、家庭成员的平均健康水平、家庭成员中男女劳动力的比例、家庭规模以及城市虚拟变量。收入决定方程的回归结果见表2。很显然，就业是家庭人均收入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在三轮数据的回归中都显著为正。但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就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收入分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基于收入决定模型对家庭人均收入的不平等指数进行分解，以观察不同的因素对于收入分配变化影响的方向及程度。

　　基于回归的收入差距指数分解是新近发展的研究方法（Fields, 1998；Bourgignon et al., 1998; Morduch and Sicular, 2002）。较之传统的不平等指数分组分解的方法，基于回归的收入差距指数分解有很多优越性，例如，它可以考虑连续变量对不平等指数的贡献，也可以控制分组分解所容易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这里利用表2的回归结果，对城市家庭收入的泰尔指数进行分解，其基本方法如下。

　　遵循Shorrocks（1982）提出的基本概念，不平等指数可以表达为家庭收入加权之和的形式：

　　由此，我们可以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将家庭人均收入的泰尔指数进行因素分解。我们的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几轮的回归中处于下降趋势，泰尔指数度量从2001年的0.285下降到2010年的0.231。由于根据各个因素分解后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具有可分可加的特性，我们将表2中的因素根据类别合并，所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扩大就业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三轮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来看，在其他因素（如劳动力素质、家庭结构与规模等）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扩大就业就可以使城市家庭以泰尔指数度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14%～23%。同样，我们也可以推论，过去30多年就业规模的总体扩大，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也具有同样的效应。从其他类别的因素看，人力资本的增加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人口统计特征的变化在总体上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有积极的作用，但区域间的差距仍然是收入差距的重要来源。

　　三、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

　　如前所述，囿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尚难以观测到由于劳动力大规模地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以及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所引起的总体收入差距变化。但中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已经告诉我们，劳动力市场结果朝着有利于收入分配形势改善的方向变化。姑且不论造成收入差距的其他因素，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也会使得工资性收入的差距逐步缩小。以下，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劳动力流动及其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

　　（一）农民工内部的收入趋同

　　首先，既然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收入差距的反映，那么劳动力流动本身就应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并缩小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农民工内部的收入趋同。在以前的经验分析中（Cai, Du and Zhao, 2007），我们已经发现了农民工的工资趋同以及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不断演进的趋势。随着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开始加速，这必然驱使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将呈逐步缩小之势。同样，我们根据三轮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观察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变化情况，所得到的各种收入差异度量指标的计算结果见表4。

　　在表4中有四类指标：分位值的比、广义熵（Generalized Entropy）、基尼系数和阿特金森指数。我们看到，尽管各类指标对农民工收入差异变化的敏感区域不同，但收入差异指标总体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2010年和2001年相比，基尼系数下降了19.4%，泰尔指数则下降了40%。而由于普通工人工资的普遍上涨，收入最高的10%农民工和收入最低的10%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之比，2001年为5.85，到2010年下降到3.75，下降的幅度为35.9%。我们也可以推断，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普通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是导致农民工内部出现工资趋同的重要原因。

　　（二）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趋同

　　虽然农民工的工资趋同正在发生，农民工内部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大家更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否产生了城市的低收入群体，并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农民工身份是否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仍然是导致其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我们关于劳动力流动政策和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梳理已经表明，从就业和工资决定的角度看，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革较为充分，这也就意味着，随着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户籍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会逐步弱化。为了从经验上验证居民身份对工资决定的影响，我们将农民工样本和城市本地职工的样本混合，并加入“是否具有外来身份”的虚拟变量，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劳动力市场区域特征（城市变量）后，观察迁移身份变量的系数变化。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户籍制度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逐步减弱。如表5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2001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较之本地工人低11%，到2005年下降到9%，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5%。考虑到农民工流入城市的数量呈扩大趋势，2009年农民工总量是2001年的1.73倍，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工人之间的工资趋同，必然会成为推动劳动力市场上总体工资差异缩小的重要力量。

　　当然，劳动力市场竞争性的增强，以及户籍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弱化，只是流动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工资收入差距缩小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这两个群体在禀赋特征上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那么，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也会使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我们看到，由于教育规模的扩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以受教育年限度量的教育水平在两个群体之间呈缩小的趋势。例如，2001年城市本地职工的平均收入教育年限为11.65年，是农民工的1.41倍，2010年城市本地职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55年，是农民工的1.31倍。同时，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经历的延伸也有利于他们获得更高的收入。为了直接观察包含两个群体之后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劳动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我们同样使用三轮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数据计算城市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各种收入差异指标的计算结果见表6。

　　从总体上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工资差异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由2001年的0.37下降到2010年的0.33；泰尔指数由0.25下降到0.19。其他不平等的度量指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基尼系数的变化受到各界最多的关注，但不同的收入差距度量方式对于我们理解收入分配的变化有不同的意义。就广义熵而言，其参数值越大，度量不平等的指数值对于位于收入分布顶端的收入差异越敏感；而阿特金森指数的参数越大，度量不平等的指数值对于位于收入分布底端的收入差异越敏感；基尼系数则对于中间收入者（众数）敏感。

　　由表6可见各种不平等度量指标也的确呈现出了不同幅度的变化。以广义熵为例，如果使用对收入底部差异和收入顶端差异敏感的GE（-1）和GE（2），这两个指数从2001—2010年的下降幅度分别为31.5%和36.4%。而对位于收入分布中间部分的敏感的收入不平等指标，则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例如基尼系数仅下降了约11%。阿特金森指数的变化也体现出了这一特点，对位于收入分布两端敏感的指数分别下降了21.4%和21.8%，而对中间区域敏感的指标下降了18.8%。

　　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以及劳动力市场总体供求关系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城市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化：由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快速上涨，位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收入分布底部的群体收入差异会有更明显的变化。因此，GE（-1）和A（2）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而农民工群体中的成功者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也可能会有越来越好的表现，从而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收入分布顶端的群体收入差异也产生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GE（2）和A（0.5）也会有更明显的变化。

　　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体现于不同群体的收入变化之中，这就要求我们使用更丰富的指标来更加全面地观察、度量这种变化。此外，某一个收入差异度量指标的变化不敏感，如基尼系数，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形势没有得到改善。

　　（三）总体收入差异的变化

　　虽然我们通过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微观数据发现农民工内部的工资趋同以及农民工与城市本地职工的工资差异在逐渐缩小，但是，尚不足以说明劳动力流动和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对总体的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为，一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都被认为是总体收入差异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在城乡收入调查里都没能有效地包括农民工群体可能造成严重的抽样偏差（Park, 2007），并导致对收入差距的高估（Cai and Wang, 2009）。

　　遗憾的是，我们尚缺乏对总体具有代表性的时间序列资料，以分析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总体收入差异的变化情况。不过，我们可以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来观察如果在现有的城乡收入统计体系里加入农民工，会对收入分配的估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表7中第一列通常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即只包括农村工人和城市工人，而第2列则是包括了农民工的情形。估计结果显示，如果包含了农民工，那么几乎所有的收入差异度量指标值都会下降。

　　可以预见的是，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越高，在估算收入差距时，忽略农民工群体所造成的偏差就越大。表7的信息是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所得。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的调查，2005年农民工的数量为1.26亿，月平均工资水平为821元（2001年）；到2009年农民工数量增加了15.6%，实际工资水平增长了48.7%。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忽略农民工群体所造成的总体收入差距的高估会更严重。

　　四、结论

　　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未能实现劳动力完全自由的流动，但在过去30多年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是充分有效的。其突出的体现就是，直接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和制度约束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劳动力流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规模越来越大。实证研究的观察也表明，市场机制在就业决定和工资形成等环节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我们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增加，无疑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手段。根据本文的分析，劳动力流动通过两个效应改善了收入分配形势。首先，通过就业扩大效应，即让更多的人参与初次分配，进而改善收入分配的形势。遗憾的是，现有的统计资料难以使我们对这一效应进行全面的评估。其次，通过收入趋同效应缩小收入差距。当经济发展面临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的充分流动会引发不同群体的工资趋同，并产生缩小收入差距的推动力。我们的观察表明，农民工之间、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可能因劳动力的流动而缩小。基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数据分析表明，近年来不断扩大的就业总量（主要是农民工）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推动因素。

　　因此，在现阶段，我们至少可以说劳动力市场发育带来的就业扩大效应以及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工资收敛，正在对缩小收入差距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主要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会向更有利于收入分配改善的方向转化，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的会合也会加速。

　　考虑到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福利、资产收入等）是构成收入分配形势的影响因素，在判断总体的收入差距形势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经验证据以观察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相对影响和总体收入分配趋势的变化方向。

　　当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进程也远远没有结束。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任务是对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虽然在不同人群之间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一体化的目标已经非常清晰，但对户籍制度的系统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在劳动力市场业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的情况下，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进一步刺激可能出现停滞的劳动力流动趋势，使扩大就业和劳动力流动进一步为缩小收入差距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Bourgignon, Francois, Fournier, M., and Gurgrand, M.(1998). Distributio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Taiwan, 1979—1994. Paper Presented at LACEA Conference, Buenos Aires.

　　[2]Cai, Fang, Yang Du and Changbao Zhao.(2007).Regional labour market integration since China'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ntry: evidence from household-level data. Garnaut, Ross and Ligang Song(eds). China-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3]Du, Yang, Meiyan Wang.(2010). Discussion on potential bias and implications of lewisi turning poi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3(3).

　　[4]Fields, Gary S.(1998). Accounting for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Change. Mimeo: Cornell University.

　　[5]Morduch, Jonathan and Terry Sicular.(2002). Rethinking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with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12(476), 93-106.

　　[6]Park, Albert.(2007).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hina. Shahid Yusuf and Tony Saich(eds). China Urbanizes: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7]Ravallion, Martin and Shaohua Chen(1999). When economic reform is faster than statistical reform: measuring and explain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1(1), 33-56.

　　[8]Shorrocks, Anthony F.(1982).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factor components. Econometrica, 50(1), 193-211.

　　[9]蔡昉、王美艳.(2009).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学动态，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