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崛起所产生的权力转移，不仅会改变国际格局，而且可能带来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的转移。然而，无论是国际格局改变还是世界中心转移，并不必然伴随着国际体系的质变。国际体系由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个要素构成。将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质变视为体系质变，既无法区别体系与要素的不同，也无法确定两者间的关系。故此，至少应以两个体系要素发生质变作为体系质变的标准。由于中国崛起是国际格局变化的主因，因此其崛起面临的体系压力呈上升趋势。为此，中国需要制定与世界第二大国地位相符的对外战略，确立争夺战略友好关系的原则和建立国际新规范政策。

　　【关 键 词】权力转移/国际体系/体系类别/世界中心/中国崛起

　　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长久课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东亚国家的学者提出了世界中心向亚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转移的看法，其主要依据是当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的经济快速增长。三十年过去了，当年持这一看法的许多学者现已辞世，在有生之年未能看到其所希冀的世界中心转移。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有关世界中心转移的话题又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讨论的问题是：世界中心在21世纪将向何处转移？此次中心转移是否会带来国际政治的体系变化？中国应如何利用此次世界中心转移的历史趋势？

　　一、世界中心在21世纪向何处转移？

　　随着“金砖国家”概念的出现以及20国集团(G20)峰会的建立，有关世界中心转移的讨论在媒体和学术界逐渐增多。然而，人们对世界中心向何处转移的看法却不尽相同。例如，阿根廷学者认为，世界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和由北方向南方转移。①中国一些学者则认为，世界经济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②而中国外长杨洁篪在墨西哥回答记者提问时则指出：“目前国际上确实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权力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③笔者认为，人们对世界中心向何处转移的认识之所以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有关世界中心的客观判断标准。

　　(一)世界中心的判断标准

　　国际政治的地缘中心不是由其自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而是由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的。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 J. Mackinder)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④然而，历史经验并不支持这一判断。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度控制了东欧，但未能主宰世界，结果是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冷战时期，苏联控制了东欧，也未能统治世界，最终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冷战结束后，欧盟东扩吸纳了东欧国家，但欧盟不但未能因此而强大，反而导致了欧盟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致使欧元区面临解体的危险，甚至出现世界中心从欧洲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趋势。冷战结束后，北约的东扩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对东欧的控制力，但这并不是美国成为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原因。冷战后世界变成单极格局的直接原因是苏联的解体。如果苏联不解体，即使东欧国家都加入北约，美国完全控制了东欧，世界的两极格局也难以转变成单极格局。

　　具体说来，一个地区要成为世界中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即有一个或几个国家应当具备世界级的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尤其是思想力量)，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模仿的样板。其次，世界中心还应是国际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中心国家在本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争夺上。从历史上看，世界中心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其主要所在地；另一种是中心国家的战略争夺从中心扩散到边缘地区。当战略争夺的重心是中心国家所在地区时，该地区的世界中心地位就更加突显。在上述两个条件中，是否有世界级影响力国家的存在，是决定一个地区能否成为世界中心的前提。

　　从19世纪欧洲列强大规模争夺海外殖民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是公认的世界中心。这一时期，欧洲既是争夺者们的所在地，也是战略争夺地区。随着殖民主义的不断发展，欧洲诸大国的战略争夺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散，⑤但欧洲始终是欧洲大国争夺的主要地区。例如，英、法俄等国为争夺巴尔干半岛而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等等。正因如此，在二战结束以前的150年里，欧洲始终是世界中心。非洲一度作为殖民地，是欧洲诸大国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但由于非洲没有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大国，因此非洲并没有成为世界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同时也是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两个战略竞争者。作为“两极”之一的苏联位于欧洲，同时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位于欧洲，因此，欧洲仍被认为是冷战时期的世界中心。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演讲中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⑥正是由于美苏双方都将战略竞争的重点放在欧洲，才会在欧洲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形成这幅“铁幕”。而标志着东西方两大阵营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除美国和加拿大之外全部集中在欧洲。这正是美苏两国在欧洲地区争夺的直接结果。

　　(二)“亚太”和“东方”的提法太过笼统

　　依据上面的分析，当我们判断世界中心究竟向哪个地区转移时，必须首先明确该地区是否正在出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这意味着“世界中心”所指的地区应有明确的地理边界。

　　按照这个标准，“亚太”和“东方”这两个提法都显然太过模糊不清。“欧洲”这个概念是指一块地理位置确定和所构成国家明确的大陆。这个地区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西临大西洋，北靠北冰洋，南隔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东与亚洲大陆相连。欧洲现有45个国家和地区，约有7.39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5％。⑦相反，“亚太”却是一个地理范围无法确定、构成国家不明确的概念。百度百科对“亚太”一词的解释是，“有关这一概念的国家与地区划界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理解”。⑧“亚太”这个概念包括了一个海洋(太平洋)和四个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占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大陆和世界71％的人口。当任何一个“中心”占到“全部”的三分之二以上时，这个所谓的“中心”与“全部”在性质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东方”更是一个地理范围和构成国家模糊不清的概念。冷战时期，“东方”是指奉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群体，冷战后则是指东方文化的国家。然而，东方文化国家具体包括哪些国家很难做出精确的界定。狭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于东亚，即儒家文化圈，而广义的东方文化国家可以界定为整个亚洲，从中东到东亚的全部地区，包括了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⑨

　　之所以会出现“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亚太转移”或者“世界中心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这样模糊的提法，很可能是由于提出者判断不出哪个具体的独立于北美之外的地区能够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地区。这一现象反映出提出者对东亚地区的实力发展前景缺乏信心。

　　20世纪80年代，当东亚学者提出世界中心向亚太转移时，在东亚地区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短期内可能具有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当时，虽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日本不是一个具有综合国力的国家，没有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能力，不可能对世界政治构成重大影响。⑩与此同时，地处欧洲的苏联仍保持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东亚学者一方面希望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世界中心，另一方面却无法在东亚地区找到具有世界级影响力前景的国家，因此不得不使用了“亚太”这个外延非常广的概念，来支持自己的假想。使用“亚太”这个概念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将美国纳入其中，因为毕竟美国的世界级实力和影响力是无人质疑的。然而，在亚太地区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作出世界中心从欧洲转向了亚太的判断，因为美国一直是亚太国家，其地理位置是个常量，而常量是无法解释变化的。

　　(三)当前世界中心转移主要取决于欧洲和东亚而非美国

　　美国既可以说是太平洋国家，也可以说是大西洋国家，其地理位置客观上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只要美国的实力保持在世界级的水平上，它就不可能是导致世界中心转移的主要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始终是世界中心的一部分。美国作为世界中心一部分的事实不仅在今天得以维持，而且非常可能将继续维持20年。如果今后20年美国能保持其世界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地位，美国就不应成为我们分析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何处转移时要考虑的因素。控制了美国这个常量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真正决定世界中心转移的因素是欧洲与东亚实力的相对涨落。

　　受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当前欧洲和美国都在一定程度地衰落。但欧洲衰落和美国衰落的性质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对世界中心转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未来10年内，美国的衰落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美国的衰落只是程度上的，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至少可以保持与东亚相当的世界影响力，因而它仍将是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然而，欧洲的相对衰落则将使其世界影响力小于东亚，东亚从而将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组成部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整个欧洲的相对衰落是导致当前世界中心转移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东亚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不存在具有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潜力的国家，而位于东亚的中国，则具有崛起为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的潜力。总之，当前这次世界中心的转移是由欧洲和东亚实力对比转换推动的。

　　提到“美国的衰落”，我们需要明确，美国不是绝对衰落而是相对衰落，即美国的绝对实力是上升的，但因为中国实力上升的速度超过美国，因此其与中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美国的衰落至少在未来20年内不会改变其超级大国地位。而美国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不意味着它能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就是说，不排除中国正在接近超级大国的标准。这种新的实力分配趋势，既保持了美国的世界级战略竞争地位，同时使得欧洲与东亚的实力消长成为影响世界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四)东亚成为世界中心须依靠中国崛起

　　前文已经提到，东亚要成为世界中心，就需要从总体上超过欧洲的实力和影响力，而东亚未来超越欧洲主要须依靠中国的崛起。今后10年，由于日本国内难以进行政治改革，因此日本的实力地位呈现下降趋势。东亚其他国家的实力基数过小，即使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对于提升整个地区的实力地位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与之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欧盟的46％。今后10年，欧洲经济年均增长率难以超过2％，而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有望保持在7.5％。这意味着到10年后，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可达到欧盟27国总和的80％以上，再加上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东亚地区的整体经济规模必然超过欧洲。

　　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增长之所以未能使东亚超越欧洲，除了苏联的超级大国作用外，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不是一个具有综合实力的国家。中国崛起是建立在综合实力的基础上，而日本是建立在单一的经济实力基础上。中国综合国力的特性使美国不得不把中国作为21世纪最主要的防范对象，这意味着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从欧洲转移到了东亚。今后10年，中国将逐渐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换言之，东亚地区将拥有一个真实的能够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将使东亚地区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欧洲。

　　笔者在《环球时报》发表了《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11)一文之后，该文在互联网上遭到了大量批评。许多批评者认为，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100位之后，并据此对笔者提出的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观点提出质疑。事实上，中国民众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识与国际社会有较大差别。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就曾说：“中国有时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在别国眼中有多强大，所以我觉得认知上的差异有时意味着，中国与别国不以同样的视角看待问题，而这可能需要磨合。”(12)这种认识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者准确判断中国在世界中心转移中的作用，因此多数学者仍然倾向于使用“亚太”一词而非“东亚”。

　　中国崛起不仅将使东亚拥有了能影响世界的超级大国，而且将使东亚成为世界主要的战略竞争地区。如前所述，一个地区成为世界中心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该地区是世界主要大国争夺的中心地区。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也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东亚地区正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矛盾焦点和大国战略争夺的中心。美国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其在世界中心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为了应对崛起大国的挑战，美国自然要将其全球战略重心向世界中心地区收缩。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东亚转移，进一步印证了新的世界中心将是东亚而不是欧洲。

　　如果东亚成为世界中心，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就不可避免地将防范中国作为首要任务，其全球战略必然是把中心地区的战略竞争作为首要考虑。如果不考虑海洋因素，美国与英国和日本都分别成为邻国，欧洲和东亚就都处于美国的“家门口”。正是基于这个考虑，美国才总是声称自己是东亚国家。从政治地理意义上讲，中美就成了都是位于东亚的世界级战略竞争者，它们的竞争将会在其所在地区展开。这种战略竞争会比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更加激烈。在东亚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本地区另一个大国的战略竞争总是非常激烈的，汉朝与匈奴、宋朝和金国、明朝与满清的战略竞争都是如此。(13)这意味着，今后10年，中美在东亚的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超越它们在其他地区的战略竞争。

　　(五)世界中心转移的战略竞争领域次序不同

　　历史上，世界中心的转移基本上是通过战争方式完成的，因此，战略竞争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14)苏联的解体为21世纪的世界中心转移创造了条件，但是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经济的策略，这个策略决定了21世纪的中美战略竞争始于经济领域而非军事领域，但这并不排除战略竞争从经济领域向军事领域的扩散。全球战略竞争力包括两个方面，即物质方面和思想两方面。物质力量体现为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但军事实力与美国相比还相差甚远。虽然中国的国防开支位居世界第二，但实际军事能力暂时尚不及俄罗斯，因为军事力量与作战经验直接相关。此外，数学衡量的军事力量大并不必然意味着物理衡量的军事力量也强。所谓物理衡量是指一国军事力量有多大的摧毁和防御能力，而数学衡量则是指军事资产的货币价值。

　　观察中国综合国力的不同要素，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优先发展经济的崛起战略，决定了世界中心向东亚转移进程中的战略竞争首先体现在经济领域，而后会进入军事领域，进入思想领域会更晚一些。世界中心一定是对全世界的思想有巨大影响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家不仅具有世界级的物质力量，还具有世界级的文化力量，特别是思想力量。正因如此，世界中心往往是边缘地区的国家所模仿的样板。美国作为世界中心的一部分，其思想对世界影响很大。(15)目前，中国在思想方面对世界的影响力还远不能与美国相比，不过其影响已开始显现。(16)例如，外国学者已从只关注、研究中国已故者的思想，如老子、孔子、曾国藩、梁启超、毛泽东、邓小平等，转向关注中国现代人的战略思想。英国学者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于2008年出版了《中国在想什么？》(What Does China Think?)一书，(17)这是进入21世纪后第一本外国人关注中国当代人战略思想的著作。该书被译成17种文字。韩国学者文正仁(Chang-in Moon)于2010年出版了韩文的《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也是同一类的著作。(18)当一个国家当代人的思想开始被外部关注时，说明这个国家对世界开始具有了思想影响力。其原因在于，崛起大国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世人的思想，而非已故者的思想。

　　二、世界中心转移能否导致国际体系转变？

　　与世界中心转移相关的一个学术问题是国际体系的转变问题。面对21世纪正在发生的世界中心转移趋势，有些人据此认为国际体系开始变化了，甚至“有人称之为500年来的第三次大转型”。(19)要分析国际体系的类型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明确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有哪些，进而分析这些要素与体系类型变化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究竟是任何一个要素变化就会引起体系类型的变化？还是需要其中的某几个要素同时变化才能引起体系类型变化？然后据此标准，观察当前国际体系的哪些要素发生了变化，这样才能判断当前国际体系是否发生了类型转变。

　　(一)国际体系的转变标准不明确

　　在涉及国际关系的著作和文章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关于国际体系的名称，如五服体系、(20)朝贡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冷战后体系，等等。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中回顾了戴维·辛格(David Singer)、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等学者对国际体系的不同理解，反映出学界对国际体系概念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和争议。(21)从2005年起，笔者开始研究古代华夏地区春秋和战国两个国际体系的区别，此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缺乏划分国际体系类别的共同标准给学术研究造成的严重混乱。

　　一般而言，国际体系由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个要素所构成。然而，这三要素中哪个或哪几个要素改变可以作为体系类型转变的标准，学界尚无定论。目前，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关于国际体系演变的文章其实都是在讨论国际格局的变化。(22)例如，有人认为冷战和冷战后是两种国际体系。(23)然而，事实上，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时期，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都是主权国家，国际规范仍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主权规范，只是国际格局由两极转变为单极。也就是说，在国际体系的三个构成要素中，只有国际格局这一个要素发生了改变。然而，如果认为国际格局改变就意味着国际体系改变，那么两者就成了同义反复。我们不能将国际格局转变等同于国际体系转变的根本原因还不仅是语义原因，更主要的是逻辑原因。国际体系由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要素构成。如果其中任意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可视为国际体系的类型转变，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国际体系”这个概念了，只需分别说国际格局变化，国际行为体变化或者国际规范变化即可。如果我们提出体系转变的假设，就需要从三要素综合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体系是否发生了类型转变。

　　在古代，世界是被分隔成几个独立的国际体系的，因此，本文将非全球性的区域国际体系也作为分析的例子。下表是学界经常提及的国际体系及其行为体、格局和规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国家行为体的性质并不完全一样。东亚的华夏地区，周朝王室与诸侯国同时存在，如秦国、楚国、鲁国、齐国等；在欧洲，神圣罗马帝国与王国同时存在，如普鲁士王国、巴伐利亚王国、萨克森王国、符腾堡王国、巴登大公国、黑森大公国、安哈尔特公国、美因茨选帝侯、不莱梅自由市等；现在美国这种民族国家与沙特阿拉伯君主国和梵蒂冈教皇国同时存在。本表只是以主要的国家行为体为准。

　　“体系”这个概念是指构成要素互动所形成的一个系统，(24)因此，我们需要以国际体系某一构成要素的变化是否会引发其他要素的变化为标准，来判断国际体系是否发生了类型转变。国际行为体的类型经历了“城邦国家→诸侯国→君主国→帝国→民族国家”这样的演化进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出现的起点，但这个变化仅局限于欧洲，并未扩展到全球范围。伴随民族国家的出现，欧洲的国际体系出现了主权规范，即国家拥有独立的主权。(25)如果我们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是一次欧洲国际体系的转变，那么在这次体系转化中，国际行为体类型和国际规范都发生了质变。然而，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欧洲的行为体一直是民族国家，可是学界却普遍认为欧洲的国际体系发生过从维也纳体系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转变。另一个现象是，中世纪的欧洲行为体曾从城邦国家转变为君主国，学界却不认为这时期的欧洲国际体系发生了类型转变。一种情况是行为体类型没有变化，而国际体系发生了转变；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体类型发生了变化而国际体系并未转变。这似乎意味着，单纯的国际行为体类型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变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国际格局有单极、两极和多极三种基本形态。如果我们观察历史就会发现，有时国际格局的形态变化与国际体系转变同时发生，但有时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而国际体系却没有发生转变。例如，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向雅尔塔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国际格局由多极转变为两极。但是在13世纪的华夏地区，国际格局由南宋对抗金国的两极格局转变为元朝大一统的单极格局，但国际体系却没有发生变化。这样的历史也使人们怀疑，单纯的国际格局变化是否能直接带来国际体系的转变。

　　国际规范是学界最常用来判断国际体系是否发生类型变化的标准。然而，国际规范的变化是否一定会引起国际体系的转变也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兼并他国是否合法是一个古老的国际规范问题。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春秋体系与战国体系的国际规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春秋时期兼并缺乏合法性，而到了战国时期兼并具有了合法性。(26)在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内，兼并都具有合法性，而学界却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体系。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和冷战后体系的规范都禁止兼并他国领土，在国际规范不变的情况下，却有学者认为冷战和冷战后是两个国际体系。(27)这说明，单纯的国际规范变化也不足以作为判断国际体系转变的标准。

　　(二)国际体系转变需要至少两个要素变化

　　以行为体类型和国际规范同时发生变化作为判断体系转变的标准，我们可以发现有几次国际体系转变符合这一标准。从西周体系向春秋体系的转变，体系规范从分封转变为争霸，同时行为体由天子授权的诸侯国转变为自主授权的君主国。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罗马文明不再继续，欧洲建立了封建体制。后来，欧洲经历了从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实现了从封建体制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变。(28)在这次国际体系的转变中，行为体从封建王国转变为民族国家，而国际规范则从教权至上的规范转变为国家主权的规范。(29)在这两个国际体系的转变过程中，都没有发生国际格局的形态变化：西周末期与春秋初期没有发生格局变化，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前后欧洲都是多极格局。

　　以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同时发生变化为标准，我们也能找到符合这一标准的国际体系转变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全球性国际体系转变，即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向雅尔塔体系的转变。在这次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国际格局从多极格局转化为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国际规范从先占原则和兼并原则转变为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原则。在这次国际体系的变化中，民族国家作为主要国际行为体并没有发生性质变化。

　　以行为体类型和国际格局同时发生变化为标准，我们也能找到与之相符的国际体系转变的实例。公元前221年，秦国在华夏地区吞并了其他六个君主国，国家统治者的称谓由“大王”改为“皇帝”，从而建立了该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这使得行为体从君主国变为帝国，国际格局从多极转变为单极。14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也有过一次类似的国际体系变化。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从8世纪中叶起开始衰落，分裂为众多的邦国，穆斯林世界成为多极格局。到14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国际行为体从邦国转变成为帝国(此后穆斯林世界又继续出现了两个帝国，即波斯的萨非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尔帝国)，国际格局由多极转变为单极。(30)上述两个国际体系的转变都没有伴随国际规范的变化。

　　这一节所枚举的例子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我们毕竟没有穷尽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全部国际体系的转变，因此还不能证明只要构成国际体系三要素中的任意两个要素发生改变，国际体系就一定会发生类型转变。不过，仅仅根据上述有限的几个例子，我们已经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其一，国际体系三要素同时发生变化，国际体系类型必然转变。其二，国际体系三要素中有两个要素发生变化，国际体系转变的可能性很大。至少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支持这个判断。至于任意两个要素改变所能引起体系改变的概率，则需要穷尽国际体系转变的全部案例才能得出判断。其三，当只有一个要素发生变化时，我们则不宜将其称为国际体系的转变，因为这会造成把部分等同于整体，把构成要素等同于系统，把程度变化等同于性质变化的误判。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只改变了国际格局的形态，即由两极转变为单极，而行为体类型和国际规范都没有发生性质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多数学者将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变化称为“国际格局变化”，而只有很少部分学者将其称为“国际体系变化”。2006年就有学者讨论了为何冷战后只是格局变化而不是体系变化。(31)

　　以两个构成要素的变化作为判断体系变化的标准，我们会对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两类国际体系的划分产生疑问。从表1中可以看到，这两个体系的行为体类型、格局形态和体系规范都无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维也纳体系是一个欧洲体系，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个全球体系。只是由于欧洲大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才使得欧洲的国际体系扩展为全球体系，因此，两者的区别在于体系的地理范围、具体大国和大国数量，而不是体系的类型。从国际格局角度观察，这两个体系的格局形态相同，都是多极格局，只不过是进行了权力再分配，构成“极”的具体国家发生了改变。

　　一个更具争论性的体系转变是，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反法同盟体系和维也纳体系是否可以认为发生了体系转变。从表1中可以看到，这三个体系的行为体和国际格局都相同，而且国际规范也难说有性质变化。不过有学者认为，欧洲国家在1789～1814年经历的七次反法同盟的战争，这个时期是两极格局，并且认为国际规范从君主秘密外交原则转变为普遍和平正义原则。(32)如果这种判断是合理的，我们可以认为从反法同盟体系到维也纳体系出现了体系转变。

　　(三)国际规范是否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21世纪的这次国际中心转移能否使国际体系发生质变，其关键在于国际规范是否改变。显然，这次世界中心转移肯定会带来国际格局的形态变化。人们对于国际格局从美国霸权的单极格局向两极还是多极转变还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国际格局向多极转变的是看好欧盟、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的学者。他们认为，20年内这些组织或国家能具备和美国相类似的世界影响力。而认为国际格局向两极转变的学者，则认为在未来的10～15年内，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缩小与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而且中美两国还会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差距。笔者也持这一看法。(33)然而，无论是向多极转变还是向两极转变，学者们在这次世界中心转移将改变国际格局形态这一点上没有分歧。

　　本世纪世界中心转移很难伴随着主要国际行为体的类型变化。冷战结束初期，一些学者曾猜想国际行为体的类型将发生变化，特别是一些欧洲和中国的自由主义学派学者。他们批评中国抱着落后的主权观念不变，认为以欧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将取代主权国家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然而，以往20多年的历史并不支持这种猜想。虽然国际组织的数量从两万多个发展到了五万多个，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但是目前国际体系的最主要行为体仍是主权国家。(34)

　　在主要国际行为体的类型不变的情况下，21世纪的世界中心转移能否带来体系的转变，关键取决于国际规范是否会发生性质变化。本世纪世界中心转移能否带来国际规范的质变，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观察的问题。我们已知，中国崛起是这次世界中心转移的核心动力，但是中国崛起能否带来世界范围的思想观念转变尚不得而知。现行国际规范是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因此，西方国家难以成为改变现行国际规范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崛起主要体现在物质力量方面。物质力量的增长可以改变国际格局，改变权力分配结构，但是并不必然改变国际规范。中国对于国际政治思想层面的影响还较小。今后中国能否向世界提供建立新型国际规范的思想观念，现在还难以做出判断。

　　有一个微弱的迹象是，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指导自己的大战略。中国政府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将中华文化传统确立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三要素之一。(35)笔者也呼吁中国政府的对外战略要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可考虑以王道思想指导中国的崛起战略，同时以王道思想建设新型国际规范。(36)国内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崛起要加强软实力的建设。(37)当然，这些尚不足以说明中国崛起必然会带来国际规范的性质变化。

　　观察国际关系史我们会发现，在国际体系三要素中，国际格局的变化速度相对较快。在过去的500年里，国际格局的形态发生了许多次变化，国际规范的性质变化了3～4次，而国际行为体的性质只变化了一次。这一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国际体系的变化速度要比国际格局的变化速度慢。历史上，国际格局在百年之内发生两次形态变化是常见的现象，但国际体系在百年之内变化两次的似乎还没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体系只在1945年发生过一次转变，至今只不过67年。这意味着，距下一次国际体系转变的时间还较长。鉴于此，笔者以为，至少目前来讲，用“国际格局变化”来描述21世纪的世界中心转移，比用“国际体系变化”来描述更为接近迄今的客观世界。

　　三、中国如何应对世界中心转移？

　　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中心转移的核心动力，然而这个转移过程也给中国的崛起带来巨大的体系压力和不确定性。崛起困境的原理是，崛起国崛起速度越快，国际体系的反弹压力也越大。(38)西方学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已经从担心中国的物质力量增长向担心中华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39)许多西方学者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40)中国如何克服体系压力并实现最终的崛起，这既是一个策略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一)中国需要关注自身实力地位与政策的一致性

　　在21世纪世界中心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是个崛起国，而且现在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第二大国。中国目前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种做法符合“韬光养晦”政策的原则，但也使中国面临着不断上升的“中国责任论”压力。这一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他们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41)而且也来自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而且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希望中国能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两者之间形成了矛盾；做负责任大国的政策目标与“不当头”的原则形成矛盾；不干涉他国内政与主张国际正义形成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将有利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高，也有助于国际格局向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方向变化。

　　(二)中国需要关注战略关系在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作用

　　国际格局由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构成要素决定。目前，大国实力对比是有利于中国崛起的，但是大国战略关系却对中国崛起不利。美国虽然处于物质实力增长缓慢的状况，但美国仍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盟友的国家(至少有50个以上的盟友)。相比之下，中国由于采取不结盟政策，因此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盟友。缺乏盟友已经成为中国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时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奥马巴政府执政后，采取了“巧实力”外交，(42)即扩大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使美国的大国战略合作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43)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能调整其不结盟政策，可以有效地增加战略合作者的数量，从而有助于国际格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更快地转变。相反，如果中国的战略友好关系得不到有效改善，国际格局的转变就会相对缓慢。

　　(三)中国需要关注建立新的国际规范

　　自由主义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居绝对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促进新型国际规范形成的空间。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规范，这种建议得到了相当一些国家的支持。国际规范的质变需要以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为基础。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和民主，这是现行国际规范的最主要的思想基础。然而，这种思想并非没有超越的空间。在中国“礼、仁、义”的传统思想基础上，中国可以提出以公平、文明和道义为原则的新型国际规范。当然，如果我们要向世界推广一种新型的价值观，首先需要在国内进行自我实践。一种本国不实践的社会规范是难以推向国际社会的。笔者以为，只有中国崛起带来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方面的改变，才可能促成国际体系的转变。

　　世界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的问题，会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而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发展。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是有可能发展出新的体系理论的。

　　*我的博士生杨原承担了后期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①《阿报文章：2011年：世界处在十字路口》，新华网，2011年1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22/c_121009347.htm。

　　②熊欣、李木子：《全球经济决策权力中心转移不可避免》，和讯网，2010年9月8日，http://news.hexun.com/2010－09－08/124834325.html。

　　③《中国外长不认同“世界权力重心东移论”》，中国新闻网，2010年7月3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7－31/2438006.shtml。

　　④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源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4页。

　　⑤参见E. E. 里奇：《全欧洲关心扩张》，载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J. H. 帕里：《欧洲以外地区殖民地的扩张和国际的抗衡》，载R. B. 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⑦参见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欧洲”词条，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A7％;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htm。

　　⑧http://baike.baidu.com/view/398058.htm。

　　⑨广义的“东方”称谓是一个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文化概念，它是以西欧主要国家通向亚洲的海上路径为基点，对欧洲以东广大地区的统称。“东方”的提法大约形成于欧洲殖民国家对外扩张的早期，盛行于19世纪。后因所涉及地区过于辽阔，西欧国家便进一步按照与它们地理距离的远近，将“东方”概念分割为“近东”(东欧、土耳其)、“中东”(阿拉伯地区、中亚)和“远东”(东亚)。

　　⑩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健、李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11)阎学通：《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环球网，2012年8月14日，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8/3022195.html。

　　(12)《李显龙：中国不知道别国眼中自己多强大》，观察者，2012年9月3日，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2_09_03_94989.shtml。

　　(13)参见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对此，权力转移、霸权更替和霸权周期等理论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 in Manus I.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23-54；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参见Michael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 34；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112页；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1页。

　　(16)参见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24～29页。

　　(17)Mark Leonard, What Does China Think?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8.

　　(18)中译本参见文正仁：《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李春福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

　　(19)赵广成、付瑞红：《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32页。

　　(20)依据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五服体系是以周天子的王城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一个有中心和边缘的国际体系。王城周围五百里为甸服，种王田为天子提供粮食。向外五百里为侯服，提供劳役和边疆保卫。再向外两千五百里为宾服，宾服的诸侯国为中原国家。宾服地区每五百里为一圻，次序是侯圻、甸圻、男圻、采圻和卫圻，推行文化教育和提供军事支持。再向外的地区有要服和荒服两个地区，每个地区为一千里。要服与荒服与王城的地理距离是相同还是有远近之别不清楚。要服地区按次序分为蛮服和夷服两个地区，各有五百里，部族实行大体相似的政令但可减少赋税。荒服地区按次序分为镇服和蕃服两个地区，各有五百里，部落的制度规范从简，人员可自由迁徙。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

　　(21)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1页。

　　(22)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5～37页；林利民：《G20崛起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仅仅是起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36～38页；刘鸣等：《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各主要力量的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18～31页。

　　(23)何曜：《当代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24)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Chap. 3.

　　(25)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26)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7)陈启懋：《国际体系的中国国际定位的历史性变化》，载徐敦信主编：《世界大势与和谐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28)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7、45页。

　　(29)参见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24页；以及乔治·萨拜因、许派德为该书撰写的英译者序，第20页。

　　(30)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4～25页。

　　(31)杨成绪：《中国与国际体系》，载徐敦信主编：《世界大势与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5页。

　　(32)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9页。

　　(33)阎学通：《“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载《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第14版。

　　(34)朱立群等：《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36)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Press, 2011.

　　(37)赵可金、彭萍萍：《中国文化软实力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第22～26页；高飞：《加强软实力建设——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第37～40页；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15～26页；陈玉刚：《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36～59页。

　　(38)孙学峰：《战略选择与大国崛起成败》，载阎学通、孙学峰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

　　(39)阎学通：《西方人看中国的崛起》，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9期，第36～45页。

　　(40)Zhang Yongjin and Barry Buzan, "The Tributary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Spring 2012, p. 5.

　　(41)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Deputy Secretary State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ncuscr.org/articlesandspeeches/Zoellick.htm.

　　(42)“巧实力”一词最早由苏珊尼·诺瑟于2004年提出。2007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小约瑟夫·奈共同发表了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应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以恢复其国际影响力。参见Suzanne Nossel, "Smar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pp. 131-142;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Jr. Nye,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Report fo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 C., 2007,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71106_csissmartpowerreport.pdf。

　　(43)参见唐彦林：《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评析》，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第92～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