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在汉初一直占统治地位，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十多年时间，它就被董仲舒的新儒学所取代，但是黄老思想的存在却有重要的价值。文章通过对《史记》、《汉书》、《汉代思想史》等历史文献的分析，探讨了黄老思想在汉初政治中起主导作用的原因，以及这种思想在汉初政治上的表现，并简明叙述其消失的原因。

　　【关键词】历史文献　黄老思想　汉初政治

　　“黄老思想”概况

　　要探析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先对黄老思想本身有基本的认识。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关于黄老的“无为”思想，陆贾的《新语·至德》中指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名之征……”①。这意味着“无为”要求统治者对百姓的生活少加干预，使其自由发展，达到“无不为”的效果，这与老子的思想相近。另外，黄老思想还主张“理想的政治应是权威与德化的高度统一的集权政治”。

　　1973年末，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经法》、《经》、《称》、《道原》，对研究黄老思想提供了很大帮助，经学者考证，这四篇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道家类的《黄帝四经》。这些帛书“是黄老学典型著作，并在长时间的承传过程中不断得以充实与修正，使得它能够比较完整地体现黄老学的精神”。

　　汉初盛行“黄老”原因的再认识

　　传统观点。一是吸取秦亡的教训，促使汉初统治者采用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黄老思想;另一个原因是，汉初社会经济疲弊，经过秦的暴政与秦汉之际的常年战乱，造成生灵涂炭、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百姓的生活急需改善。

　　《汉书·食货志》中对此也有相关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②可见，汉初的社会经济状况是极其恶劣的，自然而然要求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而黄老思想则恰好满足了这一点要求，所以，传统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然而是否全面呢?

　　从汉初统治者的素质来看，刘邦建立的是一个平民政权。简单易行的黄老学说很符合汉初平民统治的文化水平，而且在统治者身边还有一些支持黄老思想的大臣，这多少会对汉初政治的指导思想产生一定影响。如汉景帝时的王生，史书记载其“善为黄老言，处士也。”

　　汉初的诸侯国问题。在统一的过程中，刘邦任用了很多有才能的人，而这些人大多在建国后都被封为列侯，就此产生了对汉初影响深远的诸侯国问题。李开元先生将汉初的皇权称为“一种新型的相对性的有限王权”。在这样一种“有限王权”下，统治者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即在把持政权的基础上，先恢复社会经济，使百姓安定下来后再考虑进一步的专制。于是黄老思想在此又与统治者的心态不谋而合了。

　　汉初的东西文化差异。汉初，刘邦能够再建帝业，得益于当时“(刘邦与萧何)放弃了以整齐习俗、统一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对‘大同’、‘太平’的追求，在完成对全国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之后，便停住脚步，接收和容忍不同习俗并存的局面，针对不同习俗采取不同政策，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从俗而治，并制定了相应得律令制度。这种东西异制、郡国并行、法俗兼存、秦楚杂糅的局面就是刘邦、萧何留给后人的遗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黄老的清静无为才符合刘邦与萧何所创立的制度，而后来“萧规曹随”，没有改变最初的这种治理方式，可以说黄老思想参与汉初政治，其实从汉高祖时期已经在潜意识中开始了。

　　儒家思想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打击后，受到严重摧残。如果让它来为汉初的新政权服务，已经不具备实力，尚需重振旗鼓。

　　通过对黄老思想在汉初盛行的原因再探可以看出，其实无非有两条，其一，汉初所处极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其二，黄老思想的内涵与这种社会环境完美的融合。

　　“黄老”在汉初政治上的表现

　　汉文帝前的阶段，黄老“清净无为”思想在政治上表现尤为突出。在做汉相国之前，曹参曾运用黄老之术大治齐国：“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使参为齐宰相。……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③

　　在曹参离开齐国之前，他还交待后相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可以说，齐国是黄老思想用于政治的一个试点，且非常成功。后曹参担任相国之后，仍借用黄老思想对全国加以治理：“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④

　　曹参死后，用黄老思想治国的是陈平，据《史记》中记载：“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他的表现与曹参差不多，“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但是他的侧重点在“循名”上。

　　曹参和陈平主张“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君臣俱欲休息余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初的经济得到初步恢复，百姓生活安定下来。

　　文景时期，“黄老思想”本身已做出一些调整，向法家方向转化。文景时期，黄老思想中的法家思想开始有明显的体现，追其原因，是因为经济得到初步恢复，百姓的生活安定下来，导致诸侯与王权的矛盾有所激化，统治者于是开始思考怎样集中权力的问题了。这时候，黄老思想主要表现为“刑名”，《史记·儒林列传》中有如下记载：“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问者。”⑤“刑名”这一个词本为法家的观点，《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⑥。可见，这时对黄老思想的运用已向法家方向转化。司马迁在《史记》中不直接写文帝好“黄老”，而写好“刑名”，似乎是有意为之。

　　孝文帝是有名的仁君，他废除一些严刑酷法的事一直为人们所乐道。据《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孝文帝即位当年十二月就“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二年又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十三年又“除肉刑”。然而既然如此，孝文帝的“刑名”又是如何体现出来呢?其实文帝重刑是实，废刑法只是虚。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冯唐就曾经说过：“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连文帝自己也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⑦由此可见，文帝对刑法的重视，并没有因为减免一些酷刑而有所减轻，相反，对刑法的重视在文帝这里体现得更为充分。

　　以上论证都说明“文帝受到刑名思想的影响，同时也说明黄老学说自曹参以来在政治运用上的转变”。 除此之外，文帝已初步采取一些措施来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当时，文帝一方面收夺诸候王权力，要求王国“用汉法”，另一方面，文帝采用贾谊的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具体内容就是把大的诸侯国分为若干小国，以减少王国对中央的威胁，于是齐一分为六，淮南一分为三⑧。文帝削弱诸侯王的措施虽然未能最终解决诸侯王割据的问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显示出君权的逐渐加强，黄老思想开始走向衰亡。

　　结语

　　黄老思想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它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为了适应与改变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取得了相当好的成果。《史记·平准书》有云：“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⑨诸侯与君权的矛盾激化，促使皇帝采取巩固自己专权的措施，而黄老思想在这时候就开始与统治者的心态发生偏差了。后来“随着诸侯王国的势力在中央皇权的较量中被逐渐挤压和抑损，相应地，皇权力量则向绝对化方向发展”，皇帝再也不愿意采取“无为而治”了。诚然，黄老思想本身其实已做出一些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但是这种调整是有限的，因为它不能使皇帝得到绝对化的权力，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作者单位：西昌学院;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课题“凉山彝族自治州历史文献与阅读文化建设”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13SA0150）

　　【注释】

　　①《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4年，第14页。

　　②《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1127页。

　　③④《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第2028～2030页，第2029页。

　　⑤《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7页。

　　⑥《史记》卷六三《老庄申韩列传》，第2146页。

　　⑦《史记》卷10《孝文帝本纪》，第418页。

　　⑧有关淮南王的事情，《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和《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均有记载。

　　⑨《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1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