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Rise of China and EU and Re-establish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作者简介】陈玉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导，中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副秘书长。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欧盟政治与对外关系、区域合作、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外战略、极地政治等。

　　主要著作：《超国家治理——国际关系转型研究》、《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等。

　　【内容提要】中欧关系在二战后的每个阶段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拓展和深化。当前，国际体系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时期，在认识到中欧关系战略基础的同时，为了推动其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对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进行与时俱进地再界定。中欧要对共同崛起互相确认，共同维护战后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建，合作推进世界的平衡发展。只有双方共同认识到新时期相互关系的战略意义，中欧关系才能跃上一个新台阶。

　　China-EU relations have expanded and deepened to varying degrees in each stage of the post-World War Ⅱ era.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now entered a period of great development, drastic transformation and extensive adjustment. When realizing the strategic basis of China-EU relations, there is a need to redefine their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ality so as to promote their further development. The two sides should recognize the rise of each other, safeguard the post-war order together, promote the rebuild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push forward balanced world development in a joint effort. Only when both sides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ir mutual relations in the new period can China-EU relations reach a new height.

　　【关 键 词】中欧关系/战略/战后秩序/全球治理体系China-EU relations/strategy/post-war order/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在讨论中欧关系时，一种常见的观点是：中国和欧洲①没有根本的战略性冲突，因而中欧没有理由不友好。这种观点的逻辑存在缺陷：没有根本的利益矛盾只是发展友好关系的必要条件，并不构成充分条件，没有利益冲突也可以是没有关系，没有兴趣发展相互关系。当然，这并不符合中欧关系的事实，中欧关系事实上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双方领导人也是从战略的高度来界定、设计并推动中欧关系的不断发展与深化。

　　中欧关系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并不意味着其战略基础是不言自明的，它需要双方不断探讨、深化认识，在互动中形成共识，并以此来指导和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深化。笔者认为，就目前来说，中欧关系的战略基础和战略意义应该是共同维护战后秩序，保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不因国际体系的变动而被破坏，以造福于全人类，并担当各自应有的历史责任。

　　战后中欧关系的战略发展

　　二战后中欧关系的发展大致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中欧关系都不断在战略基础扩大、战略意义提升中得到拓展和深化。

　　从二战结束到1975年是中欧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受当时两极格局的影响，中欧关系基本没能获得什么发展。但是，即使冷战正酣之时，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1950年)，还是有一些欧洲国家认识到必须站在正义的一面，因而采取了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政策。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在1950年1月正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当时和中国之间有香港问题的英国，则在1950年1月与新中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尽管没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去丰富当时的中欧关系，但这种对正义和历史方向的考虑，本身就是具有战略性的。内容和数量是对战略关系的充实，战略关系更强调的是认识的高度和深度。鉴于欧洲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底蕴，即使有现实政治的障碍，一些有识之士还是能够意识到中国的战略地位和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

　　在这一阶段，同样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另一件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大事是中法建交。1964年，戴高乐法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法建交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欧关系中虽然属于个别现象，但其战略的象征意义是重大的，代表着中法两个世界上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大国决心冲破两极格局的约束，推动国际政治格局的平等化。

　　中国虽然奉行有别于欧洲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一直认为欧洲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要区别对待欧洲和美国。所以，当得到戴高乐授意的法国前总理富尔和中国接触时，中国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对于当时的法国，冲破美国阻挠和中国建交，也是认识到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意义，是戴高乐法国作出的重大外交决策。

　　1975年，中欧关系进入了战后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一直到1989年中欧关系发生波折。1975年中欧关系的标志性事件是当时的欧洲共同体与中国建立关系，意味着中欧关系由国家对国家的关系，跃升到了国家与共同体的关系，中欧外交关系具备了其全部的内涵。

　　1971年，中美开始接触；1972年，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上海公报》，带动了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建交热。外交关系的全面恢复，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中欧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4年，毛泽东正式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作为第二世界的欧洲和第三世界的中国，对于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战略意义的认识毋庸赘言。欧洲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率先来中国投资，为中国的开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和欧洲共同体外交关系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对欧洲一体化事业的支持。

　　然而，1989年，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进行了制裁，中欧关系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但是，欧洲也在西方世界中较早地认识到对中国制裁是不合理的，从而在1993年解除了制裁，并在1994年发表了新亚洲战略，中国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之后，欧盟连续发表多个对华政策文件，并在2003年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此相应，中国也在2003年发表了第一份对欧关系文件，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发表与一个地区的官方关系文件，中欧关系进入了发展的历史性顶点。

　　中欧关系这一发展，与双方对对方战略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是不无关系的。在欧洲看来，中国不仅平稳度过了1989年～1991年间因冷战结束而导致的国际国内动荡，而且很快走向了快速发展和不断深化改革的道路，同时克服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并在2001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的世界影响力持续凸显。在中国看来，欧洲越来越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在冷战结束之际，实现了东西两德统一，并决定从经济一体化向政治一体化发展，建立欧洲联盟。欧盟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终在2005年成功接纳了10个中东欧国家，使欧盟成员国扩大到25国，在2007年接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进一步扩大为27国。经济一体化也进一步深入，在1999年推出了统一货币——欧元。

　　中欧的不断接近，不仅出于对双方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影响整个国际秩序的重要意义，特别是面对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受冷战胜利的影响，美国在价值上宣告“历史终结”，在战略上要促成“单极时刻”向“单极时代”的转化，美国至上、单边主义思维越来越盛行。对此，欧洲主张多边主义，中国主张世界的多极化，双方的国际体系战略有着高度的契合性。“9·11”事件后，美国在2003年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中欧关系的世界政治意义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欧关系进入了“蜜月期”，甚至有人惊呼出现了“中欧轴心”。

　　不过，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加上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从2005年起，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探索期，中欧关系因达赖问题、欧洲一些人士对北京奥运的恶意攻击而恶化。

　　当前，怎么认识2005年以来的中欧关系，如何在其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再次定位中欧关系的战略基础和战略意义，就成了摆在中欧双方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在进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之前，有一点需要认识到，即从战后以来的历史来看，尽管中欧关系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总体上保持了持续上扬的势头，这也意味着中欧关系的战略基础事实上在逐步扩大，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

　　当前中欧关系的问题及其认知

　　自2005年以来，中欧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探索期。由于欧方的一些错误行动，中方被迫推迟中欧领导人会晤，致使中欧关系跌入阶段性的低谷。之后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欧关系恢复正常并获得新的发展，但并没有真正进入新的篇章。目前学界对当前中欧关系有着不同理解，主要表现为对以下问题的认识。

　　首先，关于“能力—期望”差距。有一种观点认为，尽管中欧在2003年就把相互关系界定为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实际上中欧关系做不到这一点，导致出现对中欧关系的期望过高、实际能力不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降低期望，少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多关注实际能够解决的双边问题。这种论调表面上有其解释力，但推敲起来，就可发现中欧关系出现的问题与其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并无必然关系。定位往往可以高于现实，只要双方都同意并真正地朝共同定位的方向努力。定位如果必须迁就现实，那么定位也就失去了其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的意义。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理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方面，什么样的问题都没有，不等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并不一定是联盟关系，并不一定要在什么方面都一样。在笔者看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意味着双方能认识到对方的核心关切，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对相互关系的战略基础和战略意义有着基本的共识，并愿以此来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

　　第三，关于“相互错觉”(mutual misperception)和“认知差异”(perception gap)。虽然双方共同接受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界定，但在互相的战略意义认识或发展期许上存在错觉。中方认为，双方既然是全面战略伙伴，那么继续维持欧洲对华的武器禁运和认定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不合理的，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寄予很高期许。欧洲则认为，作为战略伙伴，中国应更向欧洲的价值和外交规范靠拢，在国际干预等问题上采取和欧洲一致的立场。显然，事态的发展让双方都感到不满，双方都滋生了一种对中欧关系的“挫败”感。中方对欧洲集体行动之无效感到不满，欧洲对中国的“变化之慢甚至某种逆转”开始丧失耐心。

　　一些学者进一步把这种“相互错觉”归结为“认知差异”，认为这是由中欧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认识的不一致造成的。譬如，中欧对主权观念的认识就很不一样，欧洲在一体化发展中弱化了主权观念，甚至认为主权观念已经过时，而中国坚持主权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种差异又进一步影响到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如人权、人道主义保护、国际干预等。认知差异造成了中欧进一步接近的障碍，也容易使双方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

　　这种对中欧关系的诊断同样也有问题。不可否认，中欧之间由于历史、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认知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说“认知差异”是造成中欧关系问题的主要根源，就很难解释为什么1993年以来中欧关系会一路上扬，从2003年起进入一个“蜜月期”。显然，中欧之间的“认知差异”并非2005年以来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再有一种比较接近事实的解释是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和欧洲自进入新世纪后，对自己所取得的发展都比较满意，都认为自己是新世纪国际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欧洲对欧元的顺利推行，以及向中东欧的成功扩大感到鼓舞，并开始讨论雄心勃勃的条约修订计划。正是在这种自我认知的驱使下，欧洲在2003年敢于公开向美国叫板，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行动。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也高速发展，对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有信心。当美国的单边主义威胁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有所减轻时，中欧互相都看到了一个比以往对自己更有信心的对方，双方的关系也必然要经历一个互相调适的时期。

　　不过，这种解释也只是部分地接近事实。中欧关系的变化确实与双方的力量变动有关，但并非都是出于自信的反应。中国在新世纪确实维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上升，而欧洲实际上自2005年起进入了一个新的迷惘期，特别是其雄心勃勃的欧盟宪法条约在2005年5月和6月被两个创始成员国法国和荷兰先后在公民投票中否决，这使得欧洲对自己未来的战略前景完全失去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当它面对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的时候，种种复杂的心态就开始出现，并对中欧关系的发展造成干扰。

　　因此，中欧关系的关键还在于怎么界定和认识其战略性，上述种种问题确实都存在，但只要在中欧关系的战略性对双方而言都是显见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就不构成妨碍中欧关系发展的问题；反之，这些问题就会占据主导地位，使得中欧关系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中欧关系的战略再界定

　　中欧关系的战略性可以从战略基础和战略意义两个方面来认识。

　　中欧关系的战略基础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鉴于双方各自的规模和实力，中欧都是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对国际体系的变革和国际秩序的转型都有重要影响。其次，中欧双方各自都在进行重大的探索，都在开辟人类文明新的发展方向。欧洲的一体化实践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它预示着区域范围内国家间可以通过关系重组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中国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式的道路代表着国家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创新，体现了符合本国特色、基于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的重要意义。再有，中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持相同或接近的立场，如都主张国际关系的多极化与民主化，强调应该建立有效的全球治理。最后，中欧互为重要的经济伙伴，这意味着任何一方的经济困难都会影响到对方的发展。

　　当然，受金融危机影响，自2008年以来，欧洲陷入一体化启动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导致许多人对欧洲产生了怀疑，包括欧洲自我的认知也出现了问题。事实上，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应该看到希望所在，温家宝总理在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几次到欧洲访问，一再强调的一个核心词就是信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一直以来对欧洲一体化的道义支持，另一方面说明了不能一碰到危机就产生怀疑情绪。

　　由金融危机导致的欧洲债务危机确实暴露了欧洲的很多问题，如高福利的不可持续，一体化内部成员国自律的缺乏以及欧盟层面监管的不力，欧元设计本身所存在的制度缺陷，一体化框架下各国发展严重的不平衡，外部力量对欧洲一体化的攻击，等等。尽管如此，在欧洲有些悲观甚至自我怀疑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欧洲还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那就是一体化的问题必须用更大的一体化来解决。这种共识已经促成了一些具体的进展，如欧元区银行联盟的建立，欧洲稳定机制的正式化，欧洲央行的转型，更加严肃的财政纪律，甚至对新条约的修改讨论，等等。尽管步伐还不是很大，但向外界释放的信号是明显的，即欧洲一体化不会解体，欧元不会退市。

　　当今，国际体系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时期，在认识到中欧关系战略基础的同时，为了推动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必要对中欧关系的战略意义进行再界定。

　　第一，对中欧共同崛起的互相确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逆势发展，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的崛起已成事实。欧洲应该认识到中国崛起所具有的模式性意义，平等对待并尊重中国的价值、制度和发展道路。同时，尽管欧洲还经历着危机，但中国对欧洲一体化的信心和支持从未动摇，相信一体化的欧洲会克服危机，并崛起为国际新秩序中的重要力量。中国也以实际行动为欧盟及其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互相承认、互相尊重是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第二，共同维护战后秩序。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稳定有序推进，战后秩序是其稳定有序变革的重要保证。欧洲和中国都是法西斯侵略的主要受害者，也共同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战后秩序是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重要保证，其基本精神是维系反法西斯战争国家，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大国的团结协调。

　　有一种论调认为冷战结束后，战后秩序应该“超越”，错误地或别有用心地把冷战秩序和战后秩序混淆。其实，冷战秩序并非战后秩序的本质，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对战后秩序的背离。冷战的出现表明，走霸权主义道路的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脱离了战后秩序的基本精神，变得互相对立和对抗。在事隔近半个世纪后，冷战结束，国际秩序才迎来了回归战后秩序本义的机会。作为法西斯的主要受害方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胜利方，中欧应该把共同维护战后秩序作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界定，应该认识到如果没有战后秩序作为变化之根本，国际体系变革的结果很可能会使世界陷入新的体系性动荡。

　　第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建。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的加速，更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改革和重建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和欧元的制度设计缺陷导致欧洲债务危机一样，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同时，气候、能源、粮食、资源等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迟迟难以建立，对市场力量的监管严重缺位。全球性的国际贸易体系谈判进展艰难，各种双边和区域性安排与全球体系的关系亟待理顺。科技发展导致人类活动新边疆的拓展，对新边疆活动的规范建设任重道远。中欧应该共同面对这些治理性的挑战，共同担负建设全球治理体系的责任。

　　最后，合作推进世界的平衡发展。发展不平衡已成为全球化一个突出的负面后果，中国的发展为世界的平衡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欧洲对世界的平衡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从自身的发展经验出发，中国可以为世界的平衡发展作出独特贡献。欧洲应该放弃以竞争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推动的南南合作，双方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为世界的平衡发展作贡献。

　　历史经验表明，中欧关系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战略再界定。虽然自2005年以来中欧关系经历了一定的曲折，但只要双方能共同认识到新时期相互关系新的战略意义，那么中欧关系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就能跃上一个新台阶。

　　注释

　　①这里的欧洲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的，它即指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也指一体化的欧洲，即欧盟。只有当需要进一步明确时，才会使用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名称，如德国、法国等，或者南欧、北欧、中东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