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清迈倡议的启动到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东亚货币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东亚经济进一步深度整合以及美元危机所催生的现实需要，相比于其他地区货币合作的快速推进，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进展总体上仍然难以令人满意。文章指出，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区域层面的货币秩序，都体现为一种国际政治安排，它有赖于国际政治领导力的发挥；东亚货币秩序的建设不是经济整合的自发产物，而是区域政治领导者积极推动的结果。因此，对东亚货币合作的解释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入。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政治基础经历了从日本单一主导到中国和日本共同领导这两个发展阶段，其成效分别体现为清迈倡议的启动和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东亚货币合作政治基础的嬗变及区域政治领导力的强弱变化，既可以解释东亚货币秩序业已取得的进展，又可以解释这种进展为何难以令人满意。而未来东亚能否建立一个真正独立于美元影响的区域货币新秩序，取决于中日之间能否有效发挥共同政治领导。

　　【关 键 词】东亚货币秩序/共同政治领导/货币合作/东亚外汇储备库/清迈倡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主义开始全面启动，并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进展。相比于政治、安全、贸易、环境和投资等领域，东亚地区主义最明显的成就体现在金融和货币领域。这与其他的地区主义在发展路径上存在重大不同。

　　东亚国家对于构建一个新的区域货币秩序普遍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地区先后受到1997年和2008年两场金融危机的打击。作为一个经济上快速发展的新兴地区，无论是全球层面上的还是区域层面上的金融危机都会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而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目前尚无法应对危机带来的挑战，因此，东亚各国具有在区域层次建立金融和货币秩序的强烈政治意愿，希望通过区域自助(regional selfhelp)来防范金融危机。

　　但是，与欧洲及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东亚货币秩序的建设步伐是迟缓的。十多年来，它所取得的进展主要集中在危机救援机制的建立上。①通常而言，区域货币合作要经历建立危机救援机制、汇率协商与合作、区域汇率机制以及引入单一货币四个步骤。目前，东亚货币合作尚停留在第一步的中间阶段。与该地区强劲的经济整合趋势相比，东亚货币秩序建设是一种“难以令人满意的成就”(unsatisfactory achievements)。如何解释东亚货币合作中这种“难以令人满意的成就”？在东亚货币秩序建设进程中，为何强大的政治意愿难以转化为有力的政治行动？

　　对于东亚的区域货币合作，大多数文献都是描述性的或政策建言性的，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发展进程以及东亚货币合作机制的运行逻辑。②而在经济学研究中，讨论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的相关文献成为解释区域货币合作最主要的文献，它们将区域货币合作解释为经济上最优货币区的形成过程。③

　　然而，这些经济学文献具有重大的缺陷，它们将区域货币合作视为一种纯粹的经济现象，这是一种相当大的误导。大量的事实都表明，无论是全球层面上的还是区域层面上的国际货币秩序，都体现为一种国际政治安排，而不是市场力量自发的产物，不少学者包括经济学者都已经对最优货币区理论关于区域货币合作的解释力提出了相当大的批评。④因此，对东亚货币合作的解释有赖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

　　本文认为，在两次金融危机施加了促动性影响的背景下，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和结果都完全是由区域政治力量所塑造的；东亚货币秩序建设中所取得的“难以令人满意的成就”，是该地区特定国际政治领导力(international political leadership)格局塑造的结果。所谓国际政治领导力，是指一国使他国信任、追随和接受本国货币、货币政策、货币行为或者货币制度，所具有的外交说服和利益诱使能力。它具体又表现为该国使他国产生信任的政治公信力和为他国提供利益的政治向心力两个方面。不管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国际政治领导力都通过争取国际货币盟友以及设计国际货币制度两个方面，来发挥对货币合作和货币秩序建设的作用。⑤

　　在过去十多年里，东亚在区域货币秩序建设过程中，其政治领导力基础经历了从日本单一主导(single dominance)到中日共同领导(joint leadership)的变迁，这种政治领导格局的变迁及其对区域政治领导力强弱的影响，既可以充分解释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成就”，又可以解释为何这种成就“难以令人满意”。

　　一、日本单一领导与双边货币互换

　　从1997年到2012年，在东亚经济地区主义全面启动的15年时间里，东亚的货币合作特别是在危机救援机制建设上不断向前迈进，并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高层次的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失败到低层次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的启动，后者集中体现为清迈倡议的发起及其实践；第二个阶段则经历了双边货币互换的多边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和扩大上。这两个阶段的货币合作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基础之上。

　　受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触动，日本作为当时该区域最强大的经济体，开始致力于构建东亚区域货币秩序。而在此之前的数十年时间里，日本国际货币战略的核心一直是单边推动日元的国际化，使之成为国际货币竞争中的重要一极。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日元国际化受到重大阻碍；而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日本开始重视日元国际化的地缘基础，其国际货币战略的重心也越来越转向东亚。⑥正是在日本的领导下，东亚货币合作迈开了宝贵的第一步。

　　1997年9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开发银行(ADB)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共同出资1000亿美元，组建一个类似IMF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即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对陷入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实施有效的救援，进而防止危机在整个区域范围内的蔓延。⑦

　　但是，日本的这一提议立刻遭到来自美国财政部和IMF的反对。它们认为IMF足以承担全球各地金融危机的救援责任，没有必要在IMF的框架之外单独建立一个区域性的金融机构；而且成立新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有可能带来“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因为它放宽了IMF所坚持的严格的救援标准。尽管它们是从技术角度提出反对意见，但很显然，美国的反对还存在不宜言表的战略考量，即美国需要继续捍卫其在全球的金融领导地位，而不愿让日本分享美国的领导权，因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将意味着美国所控制的IMF的地位下降，这必然会削弱美国的全球金融领导地位；而且美国也十分担心这一由日本控制的区域金融机构有助于在东亚形成一个以日元为主导的货币区，从而对美元霸权构成威胁。⑧不仅如此，与日本在东亚长期存在战略矛盾的中国也担心日本单方面主导这一机构，因此对这一提议也不太热心。最终，在多方的联合反对之下，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胎死腹中。

　　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是日本战后对外经济战略的一个重大转向，即由过去长期重视欧美转向关注东亚。⑨这一建议的失败，是日本在东亚缺乏政治领导力的表现。首先，当时日本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一旦美国表示反对，日本便很容易选择妥协。日本远远没有在金融和货币战略上做好应对美国霸权的心理准备。这一点和德国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德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但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德国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能够制定和贯彻其独立的区域货币战略。⑩

　　其次，日本未能成功联合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共同推进自己的主张。日本的区域货币战略不能得到中国等东亚邻国的有效支持，这是由于日本长期以来在该地区缺乏政治向心力和公信力的积累，日本没有采取有效的政策举措来安抚周边国家对日本主导东亚货币合作的忧虑。(11)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日本在亚洲的势力扩张比美国在东亚地区继续保持经济影响力更值得警惕。构建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设想的夭折充分说明，日本在区域层面进行政治动员和制度建设的能力都很孱弱。东亚货币合作一开始就是在一种虚弱的国际政治领导的背景下产生的。

　　随着这一设想的流产，日本开始改弦易辙，退而采取新的方式来实现其在东亚的货币抱负。鉴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缺乏政治向心力，即缺乏博取其他国家支持、追随自身政策倡议的能力，日本加强了对东亚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增强其政治向心力。1998年10月，日本政府由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提出了一项向危机国家和地区提供300亿美元资金援助的计划——这一计划被称为“新宫泽构想”(New Miyazawa Initiative)——其中150亿美元用于对危机国进行中长期援助，另外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危机国的短期资金需求。(12)“新宫泽构想”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普遍欢迎。到1999年3月，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5国共从中接受了188亿美元的援助。

　　“新宫泽构想”是日本在东亚施展金融力量的一次重要尝试，它赢得了东亚国家对日本货币政策的支持，进而大大加强了日本的政治向心力，为21世纪日本实现更大的货币抱负奠定了政治基础。

　　东亚国家金融和货币市场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警醒人们应努力建立东亚货币秩序，以相对隔离美元的过度影响。不仅如此，IMF和西方国家在这次危机中救援的迟缓以及提出的苛刻的政治条件，令危机国产生了普遍性的愤恨。因此，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强烈认识到加强地区经济和财金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3)

　　1997年12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应邀参加了东盟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峰会机制初步形成。(14)在这一框架之下，由“10＋3”成员国财政部和央行负责人组成的“10＋3”财金合作机制也于1999年正式启动。这一机制成为日本领导东亚货币合作、进而建立东亚货币新秩序的重要政治框架。(15)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召开的“10＋3”财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共同签署了“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协议，即著名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根据该协议，各成员国两两之间互相签署双边外币互换协议，在一国发生流动性短缺或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时，可以向另一国申请贷款，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清迈倡议弥补了IMF在救援时效性上的不足以及苛刻的附加条件，同时也给私人投机者传递了东亚官方之间加强货币合作的市场信号。

　　清迈倡议受到了东亚国家的欢迎和支持，也没有遭到IMF和美国的反对。截至2009年，在清迈倡议下，“10＋3”成员国共签署了16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为900亿美元。(16)这是东亚地区摆脱美元依赖、构建独立的应对货币危机的区域货币体系的萌芽。日本成为东亚货币互换网络中签订协议最多、金额最高的国家，它与7个国家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44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参与清迈倡议货币互换的总金额只有165亿美元。(17)可见，日本在清迈倡议的实践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并积极影响该机制的强化与扩充。

　　清迈倡议被认为打开了东亚金融和货币合作的第一扇大门，可以减少东亚国家在面对危机时对美国和IMF的过度依赖。(18)但是作为一种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日本主导的清迈倡议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妨碍了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发挥更加实际的作用。

　　首先，清迈倡议的双边性质决定了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由双边协议所规定，其协同操作能力受到制约，面对危机时，有可能难以形成区域范围内的集体行动。不仅如此，如果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两个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协议有可能难以履行。因此，在东亚经济高度一体化、金融危机蔓延速度异常迅速的今天，单纯的双边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满足遏制危机的需要。

　　其次，与这些国家本身所具有的外汇储备相比，互换安排的资金额度非常有限，大多在10～40亿美元之间，一旦真正遭遇危机，它将是杯水车薪，只能作为IMF援助资金的一种补充。如在2008年10月，深受金融海啸冲击的韩国，宁愿选择向美联储抵押借款300亿美元，也没有启动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不仅如此，除了日本与中国的货币互换协议是直接使用日元和人民币以外，其余的货币互换协议都是一国货币与美元的互换，这反映出货币互换网络继续保持了对美元的高度依赖。

　　最后，由于日本的坚持，双边货币互换中的资金只有10％是可以自主动用的，其余90％的资金要与IMF的援助条件相联系。(19)这就限制了资金援助的及时性和可信性。

　　总体而言，东亚的双边货币互换是一种非常松散的合作形式，它只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初起步形态，是对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设想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安排。而且日本主导的清迈倡议继续保持了对美元和IMF的高度依赖，其目的是为了吸取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夭折的教训，避免美国和IMF的反对。因此它还远没有完成建立一个独立的东亚区域货币秩序的任务。(20)事实上，16个货币互换协议中一个也没有被激活过，东亚国家仍然通过单边积累外汇储备特别是美元储备的方式来防范金融危机。

　　日本自1967年以来就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东亚经济体系中更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东亚货币合作却只能从相对低端的层次起步，而且存在多方面的不足，这完全是由日本政治领导力不足所致。导致日本政治领导力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在对外战略上高度依赖美国，很难坚定地抛开美国的影响而提出全面、坚决的地区主义路线，这造成日本的区域倡议缺乏政治公信力；此外，日本始终难以与该地区的其他大国、特别是中国形成比较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使得日本的区域行为缺乏政治向心力。

　　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由于难以获得积累政治领导力所需要的公信力和向心力，因而难以在东亚地区争取货币盟友以坚定地追随其货币战略，也就难以形成强大的区域动员能力，以在东亚进行高水平的区域货币制度建设。清迈倡议的成就与局限，都是日本单一主导格局之下其政治领导力虚弱的必然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在21世纪头十年里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开始以更加主动和强有力的姿态介入到东亚货币合作中来，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政治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直接影响了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进程和结果。

　　二、中日共同领导与东亚外汇储备库

　　在国际关系中，危机往往是国际集体行动最好的催化剂，尤其是在缺乏强有力的国际政治领导的时候。由于东亚长期缺乏促成区域集体行动的政治领导力，东亚的金融和货币合作也具有明显的危机促动的特征。如果说清迈倡议的签署是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促动，并且直接打开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大门，那么，由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最终发展为多边性的东亚外汇储备库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刺激。当然，在之前的几年里，东亚国家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做了许多铺垫性工作。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中国政府在巨大压力下仍然多次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与当时日元出现大幅贬值以及美国附加苛刻的援助条件相比，中国的这一行为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赢得了该地区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信任，这是中国在国际货币领域第一次展示其影响力。(21)但是，当时中国对如何参与区域货币秩序构建并没有成熟的思考。不仅如此，受传统现实主义外交思维的影响，中国对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设想也不支持。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里，中国对东亚经济合作的兴趣主要集中于贸易领域，其区域战略的核心是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通过给予东盟国家经济上的诸多优惠，来换取东盟国家在政治上的支持，即试图通过“富邻”政策来实现“安邻”的目的。(22)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经济进入加速增长期；2003年，美国开始施压人民币升值，从而拉开了持续至今的中美货币争端的序幕。(23)这一争端也促使中国政府开始审视过去长期奉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逐渐探索新的国际货币战略。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美国的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全面激发了中国政府关于如何降低美元依赖的思考。随后不久，人民币国际化政策陆续出台，中国的国际货币战略从追随美元转向制衡美元。(24)在此过程中，中国不断积累着在东亚货币秩序建设中发挥区域政治领导力的意愿和能力。

　　当日本领导东亚国家在2000年发起双边货币互换之后，在2003年10月召开的“10＋3”首脑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率先提议，将清迈倡议下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整合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这一建议得到与会领导人的积极响应。2006年5月，“10＋3”财长会议决定成立由中国和泰国牵头的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工作组，对这一方案展开具体研究。这标志着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参与到区域货币秩序建设的进程中来，由日本单一主导东亚货币合作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25)

　　双边货币互换的多边化意味着当危机来临时可动用的流动性规模可以大大提高。比如，中日、中韩、韩日之间分别签署了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单个国家最高可以动用的资金额度为400亿美元。但是，如果将这三个协议多边化，单个国家可动用的资金则增至600亿美元。

　　相比于双边互换，多边货币互换尽管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势，但在2003年之后的四年多时间里，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一直处于研究阶段，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在2005年前后，中日之间围绕着即将成立的东亚峰会的制度形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区域政治角逐，中国希望在“10＋3”的框架内进行东亚共同体建设，而日本出于制衡中国的考虑，则希望将区外国家纳入到东亚地区合作的框架。双方的分歧也导致了东盟国家内部立场的分裂。(26)这场角逐是中国和日本争夺区域合作领导权的一次重大较量，它极大地削弱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极大地分散了东亚国家对于进一步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的注意力，因此大大滞缓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步伐。

　　直到2008年5月，东亚各国财长才达成初始规模为800亿美元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其中，中日韩与东盟的出资比例各占80％和20％；并决定将“自我管理的外汇储备库”(Self-Managed Reserve Pooling Arrangement, SRPA)作为多边化的方式。(27)这意味着，2003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多边化的建议后，经过了四年时间的讨论和酝酿，一个姗姗来迟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雏形终于出现。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向全球蔓延，加快了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谈判进程。在这次危机中，美国政府对美国国际集团(AIG)一家金融机构的资金救助就高达1800亿美元，(28)希腊和爱尔兰在随后的欧债危机中得到的救援资金分别达到1570亿美元和1210亿美元；(29)而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从国际社会得到的援助资金的总和仅为1168亿美元，而且还附带苛刻的政治条件。在面对危机时救援行动的这种巨大差异，促使东亚各国更加积极地进行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建设，而且东亚国家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建立一个大型的、可靠的共同储备库，以随时应对危机的挑战。(30)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驶入了快车道。2009年2月，“10＋3”特别财长会议提出，根据形势需要，将筹建中的区域外汇储备库规模从原定的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三个月后，各国就储备库出资份额分配、出资结构、贷款额度、决策机制等主要内容达成一致。(31)2010年3月24日，东亚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一个区域性的危机救援机制正式建立起来。

　　外汇储备库的功能是解决危机来临时东亚国家的流动性问题，在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时，为其提供紧急资金救助，解决区域内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以弥补既有多边机构的不足。它把原本独立的双边互换协议组合起来，发展成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是东亚区域货币秩序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如果今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相关的运行与监督的正式机构，那么事实上也就回归到当初由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32)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释放了一种集体信号，展示了东亚国家共同维护区域经济稳定的决心。从投资者心理预期角度来看，这一多边货币机制的建立，加大了冲击东亚国家货币市场的难度。所以说，东亚外汇储备库并非只是各国储备量上的简单增加，它具有孕育区域金融合作制度的变革性意义，远比表面上储备库规模的扩大来得现实和重要。(33)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东亚外汇储备库的作用，在中日联合的政治领导下，从成立伊始，“10＋3”机制就从三个方面加强对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制度改革和能力提升，从而使其制度建设取得了不小成就。

　　首先，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资金规模不断提高。储备库起始规模被定为800亿美元，后来在正式成立时扩大至1200亿美元。2012年5月召开的第十五届“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决定，将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资金规模再扩大一倍至2400亿美元，各国将按照原比例相应提高出资额。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储备库的资金规模得到三次提高，与原来的双边货币互换相比，资金规模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中日作为两个最大的出资方，显然是推动这一进程的核心力量。

　　不仅如此，2012年的会议还决定建立相应的危机预防机制，特别是借鉴IMF，引入了0.15％的危机防范机制承诺费用。在IMF危机防范机制下，一国在没有发生危机但面临短期流动性压力时，为了增强金融市场信心，可以向IMF申请贷款，IMF根据情况做出贷款承诺后，就可以向外界发出积极信号，游资面对IMF的贷款承诺很可能会放弃攻击。在市场情况转好后IMF再解除这一承诺，而该国只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承诺费。现在，东亚外汇储备库也将引入这一危机预防机制，从而可以大幅减少执行真实借贷所需要付出的成本。(34)

　　其次，东亚外汇储备库不断加强其相对于IMF的独立性。由于东亚尚未建立起完备的区域经济监测机构，储备库的援助条件不得不与IMF的援助条件挂钩。双边互换中的资金只有10％可以自主动用，其余90％的资金要与IMF的条件相联系。东亚外汇储备库成立之初，与IMF的援助条件挂钩的资金比例降至80％。2012年5月的“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这一比例进一步降至70％，东亚外汇储备库可以自主动用的资金规模达到720亿美元。2014年将根据情况进一步降至60％。这意味着“10＋3”成员在获得区域援助时，不受IMF贷款条件限制的部分将显著增加，东亚外汇储备库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救援机制的特征更加突出。(35)

　　最后，区域经济监测机制开始着手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如果要逐渐摆脱与IMF援助条件的联系，就必须在该地区建立起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测机制，以发展出一套符合东亚特点的救援规则。区域经济监测机制需要适时关注成员国特别是潜在借款国的经济状况，预测其未来经济走势，以帮助债权方分析和评估经济形势。IMF之所以反对东亚地区建立单独的货币基金组织，主要理由就是该地区缺乏区域经济监测机制，从而有可能使危机国因为能相对容易地获取资金而拖延国内改革。而日本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清迈倡议下的援助资金与IMF挂钩，也是因为IMF具有一套成熟和完善的宏观经济监测体系。(36)

　　对此，在清迈倡议多边化启动之时，区域经济监测机制的建立也立即被纳入议事日程。2011年4月，“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在新加坡成立。2012年1月31日，该办公室正式开始运营。它被定位于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的独立宏观经济监测机构，负责监测本地区及成员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运行情况，对风险进行预警。(37)它的成立标志着东亚地区金融和货币合作朝着深度监督迈进，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总之，从2008年到2012年，在中国和日本的共同领导下，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设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它是一个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机制，平时由各国政府独立管理，只是在危机爆发后才统一使用，因而这是一种约束程度较弱的制度安排。而外汇储备库与IMF挂钩的相关规定，也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不利于东亚货币储备库的独立自主运行。不仅如此，“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目前的规模远远承担不了全面监测充满多样性的东亚经济体的职责。(38)

　　因此，作为一种区域多边货币合作机制，东亚货币储备库还处于初步阶段，一个完善的东亚货币秩序还有待于推动东亚货币储备库向更高层次的货币基金乃至独立的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货币秩序的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三、政治领导力与东亚货币合作

　　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强有力的国际政治领导力是创建国际货币秩序的重要条件。这种政治领导力既可以是单一领导，比如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主要体现了美国的全球政治领导力；(39)它也可以是共同领导，比如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欧洲货币秩序的建立主要体现了德国和法国的区域共同领导力。(40)

　　在东亚，从清迈倡议的发起到外汇储备库的建立、扩大和完善，东亚货币秩序的建设同样离不开政治领导力的发挥，只不过相对于欧洲而言，由于该区域始终存在激烈的权力竞争，这种政治领导力是比较虚弱的。不仅如此，由于东亚权力结构的变化，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政治基础经历了从日本单一发挥政治领导力到中日共同发挥政治领导力的转变。

　　1997年日本单独发起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时，已长年居于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而且经济实力遥遥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那时，中国还在艰难争取获得WTO成员资格，国内经济改革任务极其艰巨，经济总量尚不及日本的1/4。尤其是在中国涉足不深的国际金融领域，中国很难与日本竞争主导权，因此，日本是东亚货币合作当仁不让的领导者。(41)不仅如此，当时中国出于维护自身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考虑，对国际多边外交仍然存有较大疑虑，中国完全不具备在该地区金融和货币合作中发挥政治领导力的条件。(42)

　　然而到了2003年，中国总理温家宝提议清迈倡议多边化之时，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进入了第二个“失去的十年”，经济一直处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43)中国正式加入WTO，而且经济增速喜人，不仅如此，中国开始对多边外交和地区经济合作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被誉为中国的“新外交”。(44)尽管如此，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不到日本的40％。中国难以挑战日本在东亚金融和货币地区主义中的领导地位。因此，如果没有日本的强有力支持，中国关于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建议也难以迅速实施（见表1）。

　　而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外汇储备量和对外贸易额也均超过日本，东亚经济权力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人民币国际化也已成为中国政府的既定方略。尽管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中国与日本尚有较大差距，但总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东亚货币合作中重要的领导者，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强力推动，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设和提升不会如此迅速。而且，中日具有降低美元依赖、制衡美元霸权的共同利益基础，所以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政治基础发生了从日本单一主导向中日共同领导的重大变迁（见表2）。

　　无论是单一领导还是共同领导，政治领导力的积累都解释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展开和区域货币制度建设的进展。这种政治领导力对于东亚货币秩序建设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领导者提供公共物品，以加强其相对于追随者的政治向心力。东亚货币救援机制最初以日本单方面提供政治领导的形式开始。在汲取了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构想夭折的教训后，为了进一步吸引东亚国家参与到日本主导的货币合作轨道上来，日本出台了“新宫泽计划”的双边援助行为。这些援助为东盟国家提供了切实的好处，加强了日本作为领导者的向心力，为此后在清迈倡议的框架下进行双边货币互换奠定了基础。

　　而东亚外汇储备库则进一步体现了领导者为中小国家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的性质，(45)且是既有全球治理机制无法提供、而中小国家又特别需要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性质集中体现在为每个成员国从储备库中借款额所设计的乘数。

　　根据规定，每个成员国能从储备库借用的最大金额等于其出资额乘以借款乘数。在乘数设计中，出资额大的国家借款乘数反而小。这点与IMF不同。IMF根据每个成员国缴纳的份额决定其借款的限额。缴纳的份额越多，可以借用的资金也越多，投票权也就越大。因此，这对经济实力强的国家更有利，更偏向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在东亚外汇储备库中，中日两国的乘数均只有0.5，而东盟国家的乘数则为2.5～5(见表3)。这一规定明显保护了中小国家的利益，使得它们能够获得远高于自身出资额的贷款。

　　中日两国最多只能从外汇储备库中获得192亿美元的援助，这与两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外汇储备相比，可谓微不足道。因此，东亚储备库对中日两国来说其实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而对东盟小国而言，则具有相当大的实质意义。这种明显对中小国家有利的借款乘数设计，加强了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公共产品的性质，增强了东亚其他国家对于中日这两个领导者的追随效应。

　　第二，领导者进行权力妥协，以加强其政治公信力。在东亚货币秩序建设中，所谓的权力妥协一方面体现为共同领导者之间的权力让步，进而获得对方的信任，从而增强共同领导者的合作意愿；另一方面则体现为领导者对于追随者的权力让步，让追随者也参与分享一定的权力，进而巩固其作为货币盟友的意愿。总之，权力妥协意味着政治领导者进行自我权力克制，放弃权力独享，以提升领导者之间以及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凝聚力。在东亚外汇储备库中，各国的出资比例以及权利行使规则，充分体现了权力妥协的原则精神。

　　首先，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出资比例体现了权力分享而非权力独霸的原则和精神，有利于获取成员国对领导者的信任。

　　东亚储备库中中国和日本相同的出资比例意味着，日本已经正视中国在金融和货币领域实力崛起的事实，接受中国以平等的方式参与到东亚区域货币秩序建设中来，它标志着日本正在改变其过去所坚持的单一主导的方针，而是更加强调合作领导。

　　东亚外汇储备库正式成立时，中国、日本各出资384亿美元，两者均占资金总额的32％。东亚第三大经济体韩国则出资192亿美元，占总额的16％。东盟10国承担剩余的20％。(46)这一出资比例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在最初的方案里，日本、韩国、中国三方出资的比例大致为3∶2∶1，中国仅居出资方第三位，后来中国提升了出资比例。(47)日本和中国相同的出资比例表明，目前两国愿意承认彼此处于实力均衡状态，且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力地位。(48)如果说在21世纪初，日本在设计日元国际化道路时，考虑的是它如何应对美元和欧元的全球主导格局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重要一席，那么现在日本则要考虑如何在扩张自身货币地位的同时与中国合作，共同努力建设东亚货币秩序。日本对中国的权力妥协，为中日共同发挥政治领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中国和日本的出资比例还考虑到了中小国家的权力诉求而进行了一定的妥协。中日韩三国出资总额占到储备库的80％，体现了中日韩三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重要地位。但如果完全依据GDP总量、外汇储备量或者对外贸易额的比重来分配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资金份额，作为东亚两个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体，中国和日本合起来就将占据出资额的80％以上，如果再剔除韩国，东盟国家在储备库中所占的份额将更低。正是因为考虑到东盟国家的关切，中国和日本降低了其在储备库的出资份额，从而给东盟国家超出其经济实力的份额权。(49)

　　其次，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制度形式体现了对主权的尊重，特别是对中小国家而言，它体现为大国对小国的权力妥协。东亚外汇储备库是一种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即成员国将各自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指定为区域储备资金，平时由本国实施管理，在危机发生时，各国使用承诺资金进行区域内短期救助。在未发生危机时，各国政府依然可以将其作为本国的外汇储备进行管理。这种自我管理的外汇储备库的优势在于，对于各国政府尤其是东盟小国来说，在日常时期仍然具有管理这笔外汇储备的权力，而一旦实行统一账户管理，则将意味着这些国家完全丧失管理这笔外汇储备资金的自主权。因此，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制度设计是对东盟小国的一种照顾，是对东盟国家担心外汇管理主权被侵蚀的一种主动妥协。

　　最后，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治理结构也体现了权力妥协和共享的精神。储备库要想逐渐接近一个独立的、超国家的区域金融机构，就需要设计一套合理的治理结构，尤其是各成员国都能接受的决策制度。之前，各方围绕储备库的决策权分配存在较大的争议。日本希望完全根据各国的出资份额分配决策权，但东盟国家担心中日两国就此完全主宰了储备库的决策。东亚国家也曾协商过一种“双重多数”(double-majority)的投票表决方案，即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同时获得出资份额的多数票和成员国数量的多数票。但这种方案将给予东盟事实上的否决权，其缺点是决策否定点(veto point)太低，从而影响了决策效率。最终的妥协结果是，在审议重大问题时，仍然采取东亚地区主义所一贯坚持的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而在决定具体贷款项目问题时，首先给予每个成员国数额相同的基本投票权，然后再根据出资份额分配余下的投票权，采取2/3的绝对多数表决制。这样，中日韩三国的总投票权约为71.6％，东盟国家的总投票权为28.4％。(50)这种投票权份额的设计，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东亚金融地区主义所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同时也是中日政治领导力的体现（见表4）。

　　总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清迈倡议在多边化的过程中“既反映了中日两大国的经济实力，也体现了它们相互竞争并不是为了获得对外汇储备库的垄断权，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组织机制上具有相当大的民主性与合理性”。(51)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乃至整个东亚的地区主义之所以严重滞后，很大程度上在于东亚国家为了维持政治上的平衡，接受了一个“小国主导”的虚假命题，即由东盟国家担任东亚地区主义的“驾驶员”。(52)这导致东亚地区主义呈现一种“小马拉大车”的例外特征。而实践表明，“东盟主导”下的东亚地区主义无论是在安全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乏善可陈，因为东盟国家缺乏区域政治领导力。所以，东亚要想在地区主义中获得成就，就必须重回一种大国主导的路线。

　　相比之下，东亚之所以能在金融和货币地区主义中有所成就，在于在两次金融危机的压力下，东盟国家被迫接受了“大国主导”的现实。而东盟国家之所以能在货币合作领域接受大国的领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过去十年里，东亚货币合作的领导者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进行权力让步，在该地区积累了政治公信力和政治向心力，提升了其在东亚货币秩序建设中的政治领导力。政治领导力的提升使得领导者的区域货币倡议能得到东亚其他国家的支持，并且能够围绕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进行一系列非常高超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权力均衡和利益均沾，从而构成了东亚地区进行制度化合作的一个典范。

　　尽管如此，东亚货币新秩序还仅仅是一个非常粗略的雏形。东亚国家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勉强将一个松散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发展成为一个协调程度略高的多边外汇储备库。即便如此，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制度化程度还不及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和美洲储备基金组织，后者在区域金融和货币治理中发挥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了流动性支持、促进金融和货币政策协调等领域。东亚货币秩序建设所取得的进展总体上十分有限，这与该地区日新月异的经济成长和经济整合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日之间一直存在激烈的战略竞争，在诸多具体问题上也存在长期争执。对中日两国而言，都没有在外交思想上就两国的深度合作做好准备，这导致中日之间在区域货币秩序建设上的共同政治领导力始终难以得到根本性提高。这也进一步导致了东亚货币秩序建设步伐的迟缓。比如，成立“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本来在2010年11月就已经敲定，但由于中日两国在办公室的首任领导人问题上发生争执，致使办公室成立时间延期。(53)中日共同政治领导力的相对低下，解释了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成就为何“难以令人满意”。

　　总之，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正值全球金融危机深度发酵，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且中国全面出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之时，因此，它的建立标志着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一个根本变化，即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由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日本主导、中国协同、韩国和东盟国家参与的格局，演变为目前中国和日本共同领导、韩国协同、东盟国家参与的新格局。未来东亚货币秩序的设计，取决于中国和日本如何协调配合，共同发挥区域政治领导力。

　　四、通往东亚货币新秩序

　　与其他的地区主义毫无二致，东亚货币秩序的建设有赖于该区域经济大国政治领导力的发挥。而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中国与守成的日本如何通过政治博弈达成妥协和谅解，不断提升而不是削弱双方共享的政治领导力，这是决定未来东亚货币新秩序发展的关键。(54)

　　东亚地区实力结构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变量就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可持续性。但不管如何变化，在下一个十年里，新的东亚货币秩序的建设仍将高度依赖于中国和日本在该地区发挥强有力的共同政治领导力。

　　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经济的停滞乃至衰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中国仍然能够将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延续到下一个十年里，中国将进一步拉开与日本的实力差距。但是，日本在金融和货币等领域具有很多先发优势，并且积累了诸多经验；(55)而中国在金融领域仍然面临着若干结构性困境。因此，即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拉开了距离，中国也仍然需要日本的大力合作来共同领导东亚货币合作。所以，中国的“过度自信”(assertiveness)将破坏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削弱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政治领导力。(56)而如果中国经济在下一个十年里呈现结构性的放缓，东亚货币秩序建设将更有赖于中国和日本发挥共同政治领导力，以致力于东亚货币合作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区域制度设计。(57)

　　东亚外汇储备库的下一个阶段是向一个实体性的区域金融机构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将涉及更多的争议性问题，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区域货币秩序建设的共同领导者，究竟是能够通过货币外交实现权力的妥协和利益的分享，以提升共同政治领导力，还是因为权力的独霸和利益的争夺而削弱共同政治领导力，这将直接决定东亚货币秩序的发展。

　　第一，统一储备资金账户问题。东亚外汇储备库目前还只是各国对出资的承诺，并未形成真正的外汇储备池。其优势是尊重了主权，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资金能否从各个国家迅速动用，这仍然值得怀疑。因此，将分散账户变成统一账户是未来东亚外汇储备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步骤被认为是储备库向亚洲货币基金转化的重点，并将第一次使货币合作具有一定的超国家色彩，因此对东亚货币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之间发生政治分歧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作为领导性的大国，它们对于主权让渡的敏感性相对较小。但中日如何说服东亚中小国家支持建立超主权性质的统一储备账户，则是对中日共同政治领导力的考验。

　　第二，秘书处的建设问题。储备资金账户的统一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管理。不仅如此，随着东亚外汇储备库规模的扩大，以及需要解决的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多，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东亚货币合作朝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东亚在金融和货币治理领域越来越需要建立一个超国家性质的秘书处，以统率包括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等越来越多的技术性机构。这就涉及秘书处的选址以及秘书长的选拔等问题，它有可能直接诱发中日两个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和利益争夺，从而破坏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和德国就曾围绕欧洲货币联盟建设的两个关键问题展开竞争，一是欧洲央行的独立性，二是欧洲央行的驻地和行长人选。(58)由于中日两国出资比例最大，由两国提名担任储备库管理机构的最高领导职务，可谓顺理成章。但是为了照顾中小国家的政治感情，由四大出资方人员轮流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鉴于东亚外汇储备库还处于初级阶段，可考虑由每年“10＋3”财长会议的主席担任该年度外汇储备库的秘书长，然后随着运作的成熟，由四方协调推举具有一定任期的专职秘书长。

　　除了最高领导人选之外，秘书处的选址将会是另外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因为它是领导权的重要标志。北京、上海、东京、中国香港、首尔、雅加达、新加坡和马尼拉都是设立永久性秘书处的有力竞争者。(59)综合考虑各个方面，东亚外汇储备库的秘书处的最佳位置应该选在中国香港。首先，香港是世界上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世界一流的金融管理人才；其次，香港正好处于东亚的地缘中心位置；最后，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奉行“一国两制”，选址香港一方面可以体现中国作为东亚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从而得到中国的鼎力支持，另一方面又可以体现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超国家性质。作为对日本的妥协，中国可以考虑支持日本提名的人士担任东亚外汇储备库的首任专职秘书长，毕竟日本作为金融大国，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国际金融人才。

　　第三，成员国扩大的问题。随着东亚外汇储备库开始发挥实质性作用，它有可能面临着地域扩大的问题。目前，东亚地区主义有朝向更广泛的地域发展的趋势，东亚外汇储备库是继续坚持成员国的封闭性，还是同意吸收“10＋3”之外的经济体参加，将会成为一个矛盾的焦点。而投票权和治理结构如何调整，是否采取和亚洲开发银行相类似的方法，采取区内、区外分别对待的方式，还是所有成员一视同仁，将继续考验中日作为共同领导者的能力。(60)

　　除了上述储备库的发展问题之外，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展开切实的汇率协调，减少区内汇率波动，建立与当年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类似的东亚货币体系，并且加强东亚地区的本币结算和交易，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美元本位”的现实。(61)

　　东亚地区的“美元本位”特征使得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受到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高度影响，这就是此次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美国，但却对东亚地区构成广泛冲击的原因。因此，作为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日本有强大的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去推动东亚地区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包括对美元作为驻锚货币(anchor currency)、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的多方面依赖，建立独立的区域汇率和货币体系。(62)

　　事实上，在“10＋3”财金对话机制下，成员国已经开展了一些有限的汇率讨论。(63)在东亚汇率协调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确立东亚货币体系的驻锚货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展开，人民币和日元都致力于担任东亚的驻锚货币，但两种货币的竞争将使得任何一种货币都不可能单一发挥东亚货币锚的角色。中日如何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协调，并且通过发挥政治领导力，以获得东亚其他国家的支持，在东亚范围内制定一个类似欧洲埃居(ECU)的亚洲篮子货币，以作为东亚货币之锚，将决定下一个阶段东亚货币秩序的建设。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设计不同主权货币在亚洲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则是决定东亚货币体系前进步伐的关键。

　　五、结语

　　1997年至今的东亚货币新秩序建设的历程表明，东亚货币合作的成功有赖于区域政治领导力的发挥，无论这种领导力是日本单一主导还是中日共同领导。区域政治领导力的累积取决于领导者能否通过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以加强其政治向心力，以及能否通过权力妥协以加强其政治公信力。政治领导力决定了领导者能否为其货币倡议争取足够的货币盟友，以及能否有效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制度建设。

　　在日本单一主导的政治格局下，日本领导东亚国家发起了清迈倡议，迈开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第一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成长，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由日本单一主导向中日共同领导转变，并取得了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成就。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中日之间一系列的战略分歧和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长期争执，中日在区域货币秩序上的共同政治领导力始终难以取得根本性提高。东亚货币合作的进展是有限的，特别是在区域汇率协调这一关键性领域，东亚国家还没有展开实质性的合作步伐。东亚地区要想在货币秩序建设上取得新的成就，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汇率协调问题上有所前进，中日能否有效发挥共同政治领导，至关重要。

　　（《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两位匿名评审人和我的学生朱艺泓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诸多中肯意见，特此感谢。）

　　注释：

　　①抛开地区主义最发达的欧洲不谈，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在金融地区主义方面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如阿拉伯国家联盟在1976年就建立了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Arab Monetary Fund)；而拉美地区1978年就建立了安第斯储备基金组织(Andean Reserve Fund)，后来演变为拉丁美洲储备基金组织(Latin American Reserve Fund)。而阿拉伯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已经就统一货币问题展开了实质性商谈。

　　②尤其体现在一些中文文献中。参见陈琛、周宇：《东亚外汇储备库：背景、特征、难点及未来发展方向》，载《亚太经济》2010年第4期，第24～27页；祝小兵：《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难点及其操作建议》，载《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20期，第86～89页；陈凌岚、沈红芳：《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化：从清迈倡议到“清迈倡议多边化”》，载《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3期，第36～40页。

　　③关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对欧盟的运用，参见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黄卫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9～621页。

　　④最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来自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他认为，欧元的诞生并非最优货币区的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完全是一项政治工程。参见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0.

　　⑤关于国际政治领导力与国际货币战略实施能力的理论阐述，参见李巍：《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109～113页。

　　⑥中国学者付丽颖将日本国际货币战略分为日元国际化和东亚货币合作两个阶段。参见付丽颖：《日元国际化与亚洲货币合作》，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⑦Ulrich Volz, Prospect for Monetary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M. A.: The MIT Press, 2010, p. 36.

　　⑧Hyoung-kyu Chey, "The Changing Political Dynamics of East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Asian Survey, Vol. 49, No. 3, 2009, p. 458.

　　⑨Yong Wook Lee, "Japan and the Asian Monetary Fund: An Identity-Intention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2, June 2006, p. 340.

　　⑩李巍：《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元霸权》，第114页。

　　(11)日本在提出这一计划之前，没有与中国政府进行任何协商，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政府的疑虑；美国借此游说中国一起反对日本的计划。参见Phillip Lipscy, "Japan's Asian Monetary Fund Proposal",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3, No. 1, Spring 2003, p. 96.

　　(12)对亚洲各国中长期的资金支持途径包括：通过日元借款等方式直接提供公共资金合作，为亚洲国家提供担保，帮助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对亚洲国家进行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短期资金方面，主要利用货币互换等方式满足亚洲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贸易金融周转等短期基金需求。参见付丽颖：《日元国际化与亚洲货币合作》，第189页。

　　(13)C. Fred Bergsten, "East Asian Regionalism", Economist, July 15, 2000, pp. 22-24; Shalendra D. Sharma, "Beyond ASEAN and APEC: Towards a New Asia-Pacific Economic Regionalism", East Asian Review, Vol. 14, No. 3, Autumn 2002, pp. 40-42.

　　(14)Markus Hund, "ASEAN Plus Three: Towards a New Age of Pan-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Skeptic's Appraisal",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3, September 2003, pp. 383-417; 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 42, No. 3, May/June 2002, pp. 440-445.

　　(15)“10＋3”财金合作机制建立至今已举行了十二次财长会。除了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和地区经济金融形势之外，“10＋3”成员还在建立区域资金救援机制、区域债券市场发展、短期资本流动监控、建立早期预警机制、财金培训、加强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等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国政府认为，“10＋3”财金合作机制的成立，主要源于在1998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东盟加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提出在“10＋3”框架内建立财政和央行对话机制，获得各方赞同。参见中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12jiecaizhenghui/caijinghezuochangshi/200904/t20090429_138269.html。

　　(16)对清迈倡议的相关叙述参见William W. Grimes, 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 The Great Power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g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82-94；王勇辉：《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67～71页。

　　(17)参见日本财务省网站，http://www.mof.go.jp/english/international_policy/financial_cooperation_in_asia/regional_financial_cooperation/pcmie/index.htm。

　　(18)William W. Grimes, 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 The Great Power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gionalism, pp. 103-104.

　　(19)最初，清迈倡议的援助资金100％都要与IMF挂钩，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坚持下，挂钩比例降至90％。这一规定一开始就引发了部分国家的不满，它们提议逐渐放宽自动提取的限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之后，彻底废除与IMF援助条件的联系。参见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抵御金融危机的路径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39页。

　　(20)对清迈倡议不足的批评，参见Jennifer A. Amyx, "Political Dynamics of Region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Japanese Economy, Vol. 32, No. 2, Summer 2004, pp. 98-112; C. Randall Henning, East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2; Yung Chul Park and Yunjong Wang,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and Beyond", World Economy, Vol. 28, No. 1, January 2005, pp. 91-101；何帆、张斌、张明：《对〈清迈倡议〉的评估及改革建议》，载《国际金融研究》2005年第5期，第16～22页。

　　(21)Wang Hongy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Jonathan Kirshner, ed., Monetary Orders: Ambiguous Economics, Ubiquitous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3-197.

　　(22)柯庆生认为，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形成东盟国家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依赖关系，进而建立自己的主导权地位。参见Thomas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s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 104.

　　(23)参见Morris Goldstein and Nicholas Lardy, Deba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24)宋国友：《中国对外金融战略：从美元中心到货币制衡》，载《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8期，第39页。

　　(25)同在2006年，时任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司长、现任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的朱光耀，发表了一份官方报告，明确提出：“我国北有上海合作组织，南有10＋3、10＋1两大支柱，我们‘苦心经营多年’必须从战略上认识其重要性。”“中国正由地区大国迅速成长为具有相当实力的全球力量，我参与和影响东亚合作的国家地位已发生转折性变化，我们要从更高的角度，以更广的视野审视东亚合作并制订相关政策，使今后的东亚合作在继续发挥周边外交依托作用的同时。逐渐成为我在全球层面上强化地位，争取伙伴，扩大影响的战略工具。”财政部的这一颇具战略色彩的言论，可谓向外界传递了中国积极介入甚至领导东亚货币合作的重要信号。参见朱光耀：《“十一五”期间中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和财经外交重要性的分析》，http://wjb.mof.gov.cn/pindaoliebiao/zcyj/201101/t20110104_401045.html。

　　(26)对这场角逐的详细分析与论述，参见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第24～25页。

　　(27)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第十二届东盟＋中日韩财长会联合声明》，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12jiecaizhenghui/lijieshengming/200904/t20090429_138287.html。

　　(28)周宇：《试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载《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第23页。

　　(29)Randall Henning, "The Future of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An Asian Monetary Fund?" Policy Brief, PB09-5,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 C., February 2009.

　　(30)Ramkishen S. Rajan, et al., eds., Exchange Rates, Currency Crisis and Monetary Cooperation in Asi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209.

　　(31)参见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12jiecaizhenghui/caijinghezuochangshi/200904/t20090429_138271.html。

　　(32)李晓：《日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及其战略调整：中国学者的评价》，载李晓、上川孝夫主编：《人民币、日元与亚洲货币合作——中日学者的对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33)史伟成：《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8页。

　　(34)王慧、韩硕：《东盟中日韩(10＋3)外汇储备库扩容一倍》，人民网，2012年5月4日，http://gx.people.com.cn/GB/n/2012/0504/c229256_17005554.html。

　　(35)不仅如此，在贷款技术性层面上，会议决定将“不挂钩部分”的期限从3个月延长至半年，并可以续期3次。这意味着这一部分的使用期限达到2年，“挂钩部分”的期限延长至1年，可以续期2次，因此相应的使用期限也延长至3年。

　　(36)John D. Ciorciari,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in Asia", Asian Survey, Vol. 51, No. 5, 2011, p. 947.

　　(37)办公室将发布季度报告，供每半年举行一次的“10＋3”副财长及央行副行长会议参考。该办公室的另一重要功能是在成员国申请启动多边货币互换协议时，提供客观评估，并在资金拨付后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参见陈济朋：《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正式开始运行》，新华网，2012年1月31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1/31/c_111475090.htm。

　　(38)办公室还需要得到独立的授权来要求获得更多的信息披露，但这又与东亚国家普遍珍视的主权原则相冲突。这意味着东亚经济监测机制的发展将遭遇很多政治上的挑战。

　　(39)Richard N. Gardner, 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Anglo-American Collaboration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lateral Trad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6.

　　(40)李巍：《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第113～117页；David Marsh, Euro: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Global Currenc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1)Edward J. Lincoln, East Asian Economic Regionalis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4, pp. 242-249; Woosik Moon and Yeongseop Rhee, East Asian Monetary Integration: Coping with a New Monetary Order After the Global Crisis, p. 97.

　　(42)Injoo Sohn, "Learning to Cooperate: China's Multilateral Approach to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China Quarterly, Vol. 194, June 2008, pp. 309-326.

　　(43)关于日本经济，参见池田信夫：《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胡文静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

　　(44)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 24-25.

　　(45)关于区域性公共产品，参见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释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7～13页；樊勇明：《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性公共产品：区域合作理论的新增长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43～152页。

　　(46)相关报道参见孙天仁：《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年底前成立并运作》，人民网，2009年5月4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14235419229003.html。

　　(47)徐以升：《逐步脱钩IMF东亚外汇储备库将扩容一倍》，第一财经网站，2012年3月22日， http://www.yicai.com/news/2012/03/1553548.html。

　　(48)由于东盟出资部分是由日本贷款，相比之下，在东亚外汇储备库中，日本的资金主导程度会更强一些。

　　(49)John D. Ciorciari,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in Asia", p. 939.

　　(50)John D. Ciorciari,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in Asia", pp. 939-941.

　　(51)周士新：《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演进与前景》，载《亚太经济》2012年第3期，第62页。

　　(52)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第23页。

　　(53)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由中日两国共享第一个三年任期——来自中国的魏本华在第一年担任办公室主任，来自日本的根本洋一(Nemoto Yoichi)担任余下的两年。办公室主任负责聘用6～10名员工展开日常工作；同时，成立一个由6名“知名人士”组成的顾问小组，其中3人来自于东盟国家、另外3人来自于中日韩。

　　(54)Hyoung kyu Chey, "The Changing Political Dynamics of East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p. 455.

　　(55)William W. Grimes, "Japan as the 'Indispensable Nation' in Asia: A Financial Brand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1, 2005, pp. 40-54.

　　(56)对中国近年来外交“过度自信”的评论，参见Thomas Christensen,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ch/April 2011, pp. 54-67.

　　(57)John D. Ciorciari,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in Asia", p. 938.

　　(58)David Marsh, Euro: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Global Currency, p. 187.

　　(59)马尼拉之所以成为竞争者，是因为它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所在地。

　　(60)郑联盛：《东亚外汇储备库能解决多大问题？》，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11期，第33页。

　　(61)著名金融学家罗纳德·麦金农认为，东亚地区是一个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区。参见Ronald McKinnon,"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5, No. 3, 2004, pp. 325-330; Ronald McKinnon, Exchange Rates under 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62)William W. Grimes, Currency and Contest in East Asia: The Great Power Politics of Financial Regionalism, pp. 118-128.

　　(63)Kevin Brown, "Currency Co-operation Creeps on to Asian Agenda",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 2011, http://www.ft.com/intl/ems/s/0/dcde5e22-1da6-11e0-aa88-00144feab49a.html#axzz232jzI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