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军事行动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全球各地实施了难以数计的准军事行动。随着美国相关档案资料的逐步解密，美国学术界对美国准军事行动的诸多案例展开了深入研究，进一步梳理了准军事行动的内涵及其实施方式，进而提出了准军事行动理论。美国学者罗伊·戈德森认为，所谓准军事行动，就是指未公开承认的武力使用，或向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提供秘密支持、包括武力支持的政策行为。①哈里·罗西泽克则表示，准军事行动是指支持和激发他国反政府武装力量的行为，或利用非正规武装侵犯他国并颠覆其政权的行为，或两者兼而有之。②鉴此，准军事行动又被称为“类似战争的行动”或“秘密战”。③杰弗里·里奇森根据国际关系的新发展，进一步扩展了准军事行动的内涵，认为准军事行动具有两大功能：一是传统功能，即推翻、暗中破坏或支持一国政权的隐蔽行动；二是现代功能，即抵制并阻止一国试图获得或发展先进武器的秘密行动，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的隐蔽行动。④美国学界对准军事行动内涵的理论界定为准军事行动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与此同时，美国学界还综合探讨了准军事行动的主要行为方式，并为准军事行动的学术研究圈定了基本框架。

　　一、准军事行动的基本方式

　　作为对美国政策实践的学术总结，美国学界认为，准军事行动的基本方式包括：支持抵抗运动、政治暗杀以及策动政变。

　　支持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是准军事行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其目标就是运用隐蔽手段削弱和消灭对手，促成目标国的国内革命，进而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戈德森认为，准军事行动框架内的隐蔽支持和援助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政治和道义支持、物质支持等。就政治和道义支持而言，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第三国或国际论坛向叛乱力量和抵抗势力提供政治支持，并借此影响目标国的政治判断和政治决策。这种类型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蔽宣传行动和隐蔽政治行动的展开。在准军事支持行动方面，主要的方式就是向叛乱力量或抵抗势力提供直接帮助，如培训，尤其是通过第三方提供的培训、政治和技术咨询，制订行动计划，协调军事行动等。此外，向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秘密提供食品和医疗用品、先进的通讯设备、武器装备和弹药等亦是准军事支持行动的重要手段。⑤

　　隐蔽行动升级模式的创立者洛赫·约翰逊同样强调了支持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在准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认为准军事行动的展开是高风险隐蔽行动阶段的基本特点之一，其主要方式包括向目标国的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秘密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军事培训等。约翰逊进而强调，随着极端隐蔽行动的展开，准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其手段主要包括：向目标国国内的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秘密提供更具杀伤力的武器甚至尖端武器(如地—空导弹)，以增强其攻击能力，进而推动叛乱或抵抗行动的升级。⑥

　　历史证明，支持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是美国实施冷战对抗的重要手段，其典型案例就是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准军事行动。1961年4月，美国一手策划并装备的由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叛乱力量在猪湾登陆，试图颠覆卡斯特罗政权，但招致失败。从1961年11月至1963年1月，美国针对古巴实施了一个更为庞大的隐蔽行动计划——“猫鼬行动”计划。在准军事行动方面，中央情报局招募了大量古巴流亡分子并进行秘密培训，提供全套武器装备，同时向古巴派遣了11个行动小组以展开颠覆活动。但“猫鼬行动”计划收效甚微，基本上以失败告终。⑦

　　在1979—1989年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美国展开了历史上用时最长、耗资最多的准军事支持行动。出于抗衡苏联的战略考虑，美国联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向抵抗苏联的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军事装备，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派遣特工潜入阿富汗帮助训练穆斯林游击队。借助于美国的支持，阿富汗穆斯林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抗苏游击战，最终迫使苏军撤出阿富汗。因此，阿富汗行动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准军事支持行动。⑧

　　由此可见，运用准军事手段支持其他国家的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是美国实施对外准军事行动的重要方式。正是基于对美国政策实践的总结，美国学界亦将支持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作为准军事的基本方式之一，并且从政治、道义和物质支持等方面归纳了准军事支持行动的要素和途径，从而进一步充实了美国的准军事行动理论。

　　在历史上，暗杀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⑨同时也是准军事行动最原始的方式之一，洛赫·约翰逊和詹姆斯·沃茨将其称为准军事行动领域内充满争议的特殊方式。⑩作为隐蔽行动研究的著名学者，戈德森指出，暗杀是准军事行动最基本的方式，而且，有效的暗杀行动应具备两个先决条件：首先是执行暗杀行动的技术手段，其次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政策策略；但暗杀行动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政治而非技术。戈德森进而认为，实施暗杀行动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通过贿赂、美色、胁迫、策反等手段向目标随行人员渗透；二是雇用并培训杀手，同时由情报机构或其他组织组建秘密的策应团队以支持整个暗杀计划。(11)约翰逊同样认为，暗杀是极端隐蔽行动阶段的突出特点之一。(12)

　　从美国的政策实践来看，策动暗杀始终是美国惯用的政治手段，暗杀卢蒙巴就是中央情报局实施暗杀活动的一个典型案例。1960年，刚果摆脱比利时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鉴于卢蒙巴政府反对美国介入刚果事务，美国中央情报局遂开始策划暗杀卢蒙巴，包括直接设计暗杀计划并提供隐蔽支持。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刚果陆军参谋长蒙博托于1960年9月发动政变，解散卢蒙巴政府，卢蒙巴被迫逃亡，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则协助蒙博托武装一路追杀卢蒙巴，同时秘密联合加丹加冲伯集团，最终于1961年1月将卢蒙巴杀害。(13)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实施的暗杀行动中，针对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暗杀行动是次数最多但又屡遭败绩的准军事行动。1961年“猪湾事件”之后，除继续采用准军事手段等隐蔽行动措施以支持古巴流亡势力之外，暗杀卡斯特罗一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目标。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煞费周章地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暗杀计划，但所有这些暗杀行动均以失败告终。(14)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亦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的暗杀行动。为挽救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颓势，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67—1970年间直接策划和实施了针对越共和南越抵抗力量的大规模暗杀计划——“凤凰行动”计划。据统计，在整个行动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暗杀了约2万名越共分子，以及4.5万名无辜百姓。正因为如此，“凤凰行动”计划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准军事行动，同时也是美国隐蔽行动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15)

　　由此可见，暗杀是美国准军事行动的重要手段并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目的。美国学界将暗杀作为准军事行动的基本方式，这样的理论总结与美国的政策实践完全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界强调政治因素是制定并实施暗杀行动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揭示了暗杀行动的政治动因，并为剖析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中的暗杀行为提供了理论工具。

　　政变是准军事行动的突出标志，同时也是隐蔽行动最高级别的组成部分，因此作为颠覆政权的手段，政变是隐蔽行动诸多手段的运用——包括隐蔽宣传行动、隐蔽政治行动和隐蔽经济行动等——达到高潮的结果。(16)戈德森明确指出，尽管制造政变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有效的政变均应具备相应的条件，如深思熟虑的政策策略、时机的选择与把握、训练有素的执行者(项目官员)、准确的情报支持等。戈德森认为，策动或支持政变的首要条件就是对政变行动以及政变领导者的情况进行情报分析和政策评估，而政变时机的选择则是发动政变的关键之举。鉴于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通过隐蔽宣传行动和隐蔽政治行动诱导军队发动政变是制造政权颠覆的最有效的方式。(17)约翰逊同样强调，政变是准军事行动的重要手段，通过情报部门的秘密支持以在目标国制造政变是极端隐蔽行动阶段的突出特点之一。(18)

　　在美国的政策实践中，通过策动政变实现美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目标的准军事行动可谓屡见不鲜，一个典型例证就是美国策动1953年伊朗政变。为推翻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伊朗民族主义政权，美国伙同英国于1953年4月—6月共同制定了一项隐蔽行动计划——“阿贾克斯行动”计划，除运用隐蔽宣传行动和隐蔽政治行动等手段之外，美英还向反摩萨台的势力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支持，最终策动了“8·19政变”。在颠覆摩萨台政权之后，美国扶植巴列维王朝复辟，从而在伊朗建立了一个亲美独裁政权。(19)美国在其他国家策动政变的另一个典型例证就是1953—1954年间美国密谋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隐蔽行动计划——“成功行动”计划。作为实施该计划的准军事手段，美国向以阿马斯为首的反政府力量提供了秘密的军事培训和大量的武器装备，甚至向阿马斯集团提供了空中打击的直接军事支持，同时运用隐蔽政治手段策反危地马拉军队，最终实现了美国发动政变的目标：颠覆阿本斯政府并扶植亲美政权。(20)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智利策动了另一次成功的政变。为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民选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72年10月起开始制定政变计划。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策反智利军队并向其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资金支持，引导智利军队于1973年9月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在政变中遇难，美国随即在智利扶植了一个亲美政权。(21)

　　由此可见，策动政变是美国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也是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美国学界的准军事行动理论对策动政变的条件和手段进行了深透的分析，尤其强调了政变计划的制订、隐蔽支持的提供以及政治策反在实施政变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透析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中的政变手段提供了分析模式。

　　综上所述，基于对美国政策实践的归纳，美国学界阐述了准军事行动的基本方式，从理论上总结并提出了支持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实施暗杀、策动政变的政策条件、政策措施和政策手段，由此为准军事行动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分析路径，进而有助于判断并揭示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的政策意图和行为轨迹。

　　二、准军事行动的辅助手段

　　在探讨准军事行动的基本方式的同时，美国学界还论述了准军事行动的辅助手段，即通过向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提供避难场所和情报支持，助推准军事行动的展开。

　　为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提供避难场所是辅助准军事行动展开的一个重要方式，其目的就是策应并助推特定的准军事行动。戈德森就表示，为推动准军事行动的有力展开，准军事行动实施国通常会考虑向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提供避难场所；尽管提供避难场所不是确保准军事行动获得成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却是准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戈德森认为，出于不暴露所谓“无形之手”的策略考虑，准军事行动实施国一般不会自己向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提供避难场所，而是通过与第三方谈判以达成有关提供避难场所的安排；与此同时，为减轻向准军事力量提供避难场所的第三方的负担，准军事行动实施国通常会向第三方提供经济援助以作为交换条件；此外，为防止遭遇目标国及其盟国的报复，准军事行动实施国还会向第三方提供相应的军事援助。因此，作为准军事行动的辅助手段，避难场所通常是在准军事行动实施国的安排下由第三方负责提供，进而确保准军事行动的隐蔽性。(22)约翰逊同样认为，为反政府势力提供避难场所是准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3)

　　应当看到，避难场所的提供是准军事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避难场所既具有避难的功能，又具有培训与后勤保障的功能，因而可以为准军事行动的有效展开创造更好的条件。在冷战初期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隐蔽行动中，包括准军事行动，美国就通过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等方式，敦促西欧和南欧国家(如意大利、希腊等)、甚至中东的埃及等国为反共产主义势力提供保护和避难场所。(24)在针对危地马拉的“成功行动”计划中，美国同样通过提供经济援助、签订军事援助协定以及派遣军事使团等方式，促使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等国为美国支持的阿马斯集团提供培训基地和避难场所。在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准军事行动中，美国自己就为古巴流亡分子提供了培训基地和避难场所。

　　由此可见，避难场所的选择和提供是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考量，是准军事行动展开的重要辅助手段。与美国的政策实践相对应，美国学界的准军事行动理论亦将避难场所的提供作为准军事行动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并着重分析了提供避难场所的手段与途径，由此进一步延伸了美国准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领域。

　　在准军事行动的辅助手段中，情报支持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一般地讲，情报主要具有两大功能：一是提供政策预警，尤其是针对敌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计划的预警；二是为政策决策提供信息依据。(25)基于情报的上述功能，情报和情报支持在准军事行动中同样可以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首先，通过向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提供秘密的情报支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并增强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的行动能力，推动准军事行动的展开。其次，借助于情报渗透和情报交换，准军事行动实施国可以通过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进一步搜集目标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从而为制定详细的准军事行动计划提供更加有力的依据。戈德森同时认为，为确保秘密情报支持获致最大功效并减少摩擦，从事秘密情报支持的官员必须了解目标地区的情报体系及其运转模式，尤其是要熟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因为这种跨文化的认知对于展开隐蔽军事援助，包括从事秘密情报支持至关重要。(26)

　　毫无疑问，情报支持是准军事行动有效展开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没有准确情报的有力支持，准军事行动实际上难以真正展开。在针对危地马拉的“成功行动”计划和针对古巴的“猫鼬行动”计划展开之前，美国均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并向危地马拉和古巴的反政府势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支持。即使针对古巴的“猫鼬行动”计划因种种原因而取消，但在美国随后针对古巴的隐蔽行动中，包括准军事行动，情报支持一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将情报支持运用于引导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等准军事行动之外，美国还将情报支持这一政策手段运用于战争之中，利用情报支持影响战争进程，进而推动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在两伊战争(1980年9月—1988年8月)期间，为打击霍梅尼领导的伊朗政权，美国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情报支持。例如：在美国情报的引导下，伊拉克对伊朗的石油和发电设施进行了成功的轰炸；借助于美国的情报支持，伊拉克准确地向伊朗地面部队实施了芥子气攻击；为便于提供情报支持，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和巴格达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情报传输热线，甚至向伊拉克提供了高度机密的卫星侦察图片。(27)鉴于美国向伊拉克秘密提供的情报支持直接服务于美国的战争目的，因而具有准军事行动的性质。

　　由此可见，在美国的准军事行动实践中，情报支持是重要的辅助手段，既可用以支持叛乱力量或抵抗运动，也可作为战争中的准军事手段支持或打击交战中的一方，进而策应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鉴于此，美国学界的准军事行动理论亦将情报支持作为研究议题，着重分析了情报支持对于助推准军事行动的作用，从而为情报支持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综上所述，避难场所的提供和情报支持是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的重要辅助手段，其目的就是助推准军事行动的有力展开。正因为如此，美国学界亦将避难场所的提供和情报支持纳入准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范畴，重点阐述了提供避难场所和情报支持的途径，及其在准军事行动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了准军事行动理论的研究视野。

　　三、准军事行动的新领域

　　随着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反恐行动和特别行动亦成为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的组成部分。

　　美国学界认为，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乃至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包括准军事行动在内的隐蔽行动仍然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28)戈德森指出，准军事行动既可以针对恐怖主义组织，也可以针对恐怖主义的支持者。除运用公开或隐蔽的宣传和政治手段以赢得国际支持、威慑国际恐怖主义之外，有关国家还可以采取准军事手段——包括空中打击或有选择的暗杀行动——以消灭恐怖主义分子，避免恐怖主义威胁。除此之外，暗中破坏甚至炸毁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装备也是以准军事手段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方式之一。(29)约翰逊和沃茨则强调，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利用无人驾驶飞机对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设施进行空中打击已经成为反恐准军事行动的最新方式。(30)2001年“9·11事件”之后，反恐准军事行动再次出现新变化，向武装的部落集团或其他政治派系提供武器装备甚至海空军装备成为反恐准军事行动的新模式。(31)

　　事实的确如此，以“9·11事件”为起点，美国的对外隐蔽行动进入一个新时期，运用准军事手段实施反恐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重点之一。实际上，早在199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为巴基斯坦训练并装备了一支特种力量，其主要使命就是搜寻并捕杀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承诺向巴基斯坦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巴基斯坦实施了大规模的反恐准军事行动，包括利用无人飞机以及精确制导导弹对恐怖主义组织实施定点清除，击毙了一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高级领导人。与此同时，美国还在索马里和也门等国展开相应的准军事行动，其主要目标就是追踪和捕杀基地组织领导人。(32)

　　由此可见，准军事行动已经成为美国在国外实施反恐行动的重要手段。针对反恐准军事行动的发展，美国学界亦对其展开了研究，尤其是分析了反恐准军事行动的新方式，从而为准军事行动的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应当看到，与传统准军事行动不同的是，鉴于反对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因此，反恐准军事行动往往介于隐蔽和公开之间，具有半公开的性质和特点。此外，反恐准军事行动既可以采取支持别国武装力量的方式，也可以动用本国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空中打击力量参与行动，或提供武力支持。基于此，反恐准军事行动成为美国准军事行动的一个新领域，反恐准军事行动理论亦成为美国学界探讨的新议题。

　　面对恐怖主义活动的蔓延，秘密运用武装力量以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方式，这就是所谓的“特别行动”，即运用正规军事力量从事各种不同于传统军事行动的战斗任务。(33)戈德森指出，特别行动是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新的准军事行动方式。一般而言，特别行动主要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是反恐行动，二是解救人质。戈德森进而认为，特别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准确的情报支持和良好的隐蔽行动装备(包括通讯设备)等。除反恐行动和解救人质之外，特别行动还有更广泛的用途，如在敌后秘密部署，以便为战争作好准备，或为军事入侵开辟道路，或作为敌后力量从事情报搜集、组织抵抗以及暗中破坏等特殊任务。正因为如此，特别行动是准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34)

　　从历史上看，特别行动在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中占有重要地位。1979年11月，为反对美国接受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前往治病，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将使馆人员扣为人质。1980年4月，美国派遣特种部队乘飞机潜入伊朗营救人质。尽管营救行动没有成功，但“伊朗人质事件”充分表明，利用特种力量展开准军事行动已经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重要手段。

　　特别行动还是美国反恐行动的重要方式。早在1998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派员进入阿富汗北部和南部地区，劝导部落领导人协助捕杀本·拉丹。“9·11事件”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立即派遣特种力量进入阿富汗，其主要使命就是：为美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进攻搜集情报，同时以提供资金支持、食品援助和武器装备为条件，促使有关部族领导人同意美国武装部队进入阿富汗各部落地区。(35)由此可见，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之前，美国的特别行动已经展开，从而为美国武装打击基地组织并摧毁塔利班政权创造了条件。

　　美国运用特别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最新案例就是击毙本·拉丹。2011年5月1日，依托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支持，美国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发动突然袭击，成功击毙藏身于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再次彰显了特别行动在反恐行动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特别行动是美国应对非传统挑战、尤其是恐怖主义威胁的又一个重要的准军事手段。需要指出的是，与传统准军事行动相比，特别行动同样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特别行动主要指一国利用本国的正规军事力量、尤其是特种部队作为直接参与战斗行为的主体，这与传统准军事行动主要采取提供武器装备、情报支持等形式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其次，特别行动在筹划以及实施阶段是隐蔽进行的，但不管成功与否，在行动结束之后，有关国家一般会公开承认，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准军事行动长期处于保密状态的局面。面对特别行动的实施与发展，美国学界亦进行了相应的政策和理论研究，着重分析了实施特别行动的条件、目的和作用，从而推动了美国准军事行动理论的新发展。

　　综上所述，反恐行动和特别行动是美国准军事行动的新领域，是美国应对非传统威胁、打击恐怖主义的新的政策手段。鉴于此，美国学界亦对反恐准军事行动和特别行动展开了相应的探讨，进一步拓展了美国准军事行动的理论研究空间，并为准军事行动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构筑了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总之，美国学界普遍认为，准军事行动是最具暴力性和危险性的隐蔽行动，是秘密对外政策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36)因此，作为隐蔽行动研究的重要领域，美国学界在剖析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政策与实践的基础上对准军事行动进行了总结，确立了准军事行动的研究议程，一个囊括了准军事行动的基本方式、辅助手段和新领域的准军事行动理论体系基本形成，从而为准军事行动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学界还阐明了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的政策本质，即准军事行动就是通过隐蔽军事行动的方式以影响国外事态的发展，促进美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美国学界还对美国传统准军事行动的实施方式提出了严厉批评，强调随着准军事行动的展开与逐步升级，国家主权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开始遭遇严重侵蚀，进而对国际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诸如暗中破坏、政治暗杀等准军事行动手段集中体现了世界事务的阴暗面。(37)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反恐纳入美国对外准军事行动的范畴，准军事行动的实施方式和打击对象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国学界亦对反恐准军事行动和特别行动展开了理论研究，强调了反恐背景下准军事行动的新特点。实际上，处理反恐准军事行动与国家主权等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学界关注的议题。

　　注释：

　　①Roy Godson, 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 U. S. 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1995, p. 158.

　　②Harry Rositzke, The CIA's Secret Operations: Espionage, Counterespionage, and Covert Action, New York: Reader's Digest Press, 1977, p. 152.

　　③Loch K. Johnson, "Covert Action and Accountability: Decision-Making for America's Secre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3, No. 1, 1989, p. 86.

　　④Jeffrey T. Richelson, The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12, p. 3.

　　⑤Roy Godson, 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 U. S. 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1995, pp. 164-168, 171.

　　⑥Loch K. Johnson, "On Drawing a Bright Line for Covert Oper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6, No. 2, 1992, pp. 289-290.

　　⑦赵学功：“简论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隐蔽行动计划”，《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⑧Douglas Little, "Mission Impossible: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Covert A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8, No. 5, 2004, pp. 688-690.

　　⑨J. Bowyer Bell, "Assass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6, No. 1, 1972, p. 59.

　　⑩Loch K. Johnson and James J. Wirtz, "Covert Action: Introduction", in Loch K. Johnson and James J. Wirtz, eds., Strategic Intelligence: Windows into a Secret World, An Anthology, Los Angeles: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 258.

　　(11)Roy Godson, 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 U. S. 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1995, pp. 159-160.

　　(12)Loch K. Johnson, "On Drawing a Bright Line for Covert Oper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6, No. 2, 1992, p. 290.

　　(13)Stephen R. Weissman, "CIA Covert Action in Zaire and Angola: Patterns and Consequence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4, No. 2, 1979, pp. 265-270.

　　(14)杰里尔·A. 罗赛蒂著，周启朋等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99-200页。

　　(15)John J. Carter, Covert Action as a Tool of Presidential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Bay of Pigs to Iran-Contra,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6, pp. 123-127.

　　(16)Mark M. Lowenthal, Intelligence: From Secrets to Policy, Washington, D. C.: CQ Press, 2006, p. 163.

　　(17)Roy Godson, 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 U. S. 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1995, pp. 175-177.

　　(18)Loch K. Johnson, "On Drawing a Bright Line for Covert Oper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6, No. 2, 1992, p. 290.

　　(19)石斌：“1953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及其相关问题：基。于新史料的重新探讨”，《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

　　(20)舒建中：“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遏制政策与维护后院的隐蔽行动”，《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

　　(21)Lubna Z. Qureshi, Nixon, Kissinger, and Allende: U. S. Involvement in the 1973 Coup in Chile,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9, pp. 125-131.

　　(22)Roy Godson, 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 U. S. 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1995s, pp. 170-171.

　　(23)Loch K. Johnson, "On Drawing a Bright Line for Covert Oper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6, No. 2, 1992, p. 289.

　　(24)Harry Rositzke, The CIA's Secret Operations: Espionage, Counterespionage, and Covert Action, New York: Reader's Digest Press, 1977, pp. 168-173.

　　(25)Roger Hilsman, Jr., "Intelligence and Policy-Making in Foreign Affairs", World Politics, Vol. 5, No. 1, 1952, p. 2.

　　(26)Roy Godson, 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 U. S. 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1995s, pp. 169, 177-179.

　　(27)Jeffrey T. Richelson, The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12, pp. 438-439.

　　(28)Gregory F. Treverton, "Covert Action: From 'Covert' to Overt", Daedalus, Vol. 116, No. 2, 1987, p. 121.

　　(29)Roy Godson, 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 U. S. 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1995s, pp. 162-164.

　　(30)Loch K. Johnson and James J. Wirtz, "Covert Action: Introduction", in Loch K. Johnson and James J. Wirtz, eds., Strategic Intelligence, Roxbury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 257.

　　(31)John Prados, "The Future of Covert Action", in Loch K. Johnson, ed., Handbook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291.

　　(32)Jeffrey T. Richelson, The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12, pp. 439-444.

　　(33)Mark M. Lowenthal, Intelligence: From Secrets to Policy, Washington, D. C.: CQ Press, 2006 p. 164.

　　(34)Roy Godson, Dirty Tricks or Trump Cards: U. S. Covert Action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Washington, D. C. Brassey's, 1995, pp. 173-175.

　　(35)Jeffrey T. Richelson, The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12, pp. 434-436.

　　(36)Mark M. Lowenthal, Intelligence: From Secrets to Policy, Washington, D. C. CQ Press, 2006 p. 163; Loch K. Johnson and James J. Wirtz, "Covert Action: Introduction", in Loch K. Johnson and James J. Wirtz, eds., Strategic Intelligence, p. 257.

　　(37)Loch K. Johnson, "On Drawing a Bright Line for Covert Oper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6, No. 2, 1992, p. 285; Harry H. Ransom, "Strategic Intelligence and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27, No. 1, 1974, pp. 13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