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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党与人民上下同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在革命时期，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必须依靠党与人民上下同心;为了“最大多数”才能赢得最大信任;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延安的“十个没有”与南京的“五子登科”决定了人心所向;端正党风文风群众才能心悦诚服。新时期，依然需要传承和发扬我党与人民上下同心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关键词】共产党 人民群众 上下同心

　　回顾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28年的奋斗历史，共产党是靠同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发展和壮大的。党与人民上下同心，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我们党在多数时期面临的都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异常强大。作为力量弱小的一方，要战胜强敌必须依靠党与群众上下同心。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就提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亡国论”的叫嚣和“速胜论”的幻想，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强调，贯彻党的七大路线，“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①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34个旅23万人重点进攻延安，企图对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当时，西北野战军只有2万余人，敌我兵力比例为10∶1。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毛泽东却毅然拍板，“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②毛泽东如此从容自信，底气正是来自延安军民的上下同心。

　　党与人民在革命时期能够上下同心，归根结底是由党的群众路线决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的一条根本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进行革命活动的宝贵经验总结。淮海战役是国共两党解放战争时期进行的一场大决战，为什么掌握劣势装备的60万共产党的军队战胜了国民党飞机加大炮的80万军队?国外许多军事专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陈毅元帅说，“五百万支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没有后勤，后勤就是老百姓;人民军队也没有医院，医院就是房东大娘的炕头。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③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党与人民上下同心，既是人民对党高度信任的一种情感，更是人民的的一种理性选择。只有为了“最大多数”，才能赢得最大信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革命队伍增加了大量新的成分。一些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未入党，他们自以为是，看不起群众，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紧张。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④1947年秋天是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攻打陕北的佳县，临战时却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请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想想办法。张俊贤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斗打响后，佳县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解放军打到哪里他们就送到哪里。战后很长时间内，佳县都看不到羊和驴。毛泽东十分感动，亲笔给佳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⑤

　　中国的“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民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理想的中坚力量。1946年，在国共内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外国记者采访延安问及与国民党的战争是否能够取胜时，毛泽东回答时甚至连“军队”这两个字都没提，他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的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胜利”。⑥抗战胜利后，就在国民党各级官员忙着大发“接收”财时，共产党在东北提出的口号却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在以往20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创造了三种不同解决土地的方法：红军时期，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全部土地分给农民;抗战期间，改为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抗战结束后，根据解放区农民进行土改的强烈要求，随即制定了新的土改政策，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同时分给地主和富农土地，甚至连国民党军队官兵的家属也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土地的所有权完全由农民自己支配。经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民终于看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让他们过上“耕者有其田”的好日子，支持共产党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热情如暴风骤雨般迸发了，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4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信心满满地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会被雨水冲跑……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是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最后证明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还要厉害。”⑦面对中国共产党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并赢得人民衷心拥护的事实，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也认为，“共产党给大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们领导的革命能救人于水火之中……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为其带来了许多便利，不但组织和发动群众变得更加容易，支持者们也更乐于自我约束。而且，那些富于理想和激情的爱国青年也倾向于共产党。”⑧

　　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与一位老干部谈话时曾问，你说共产党员有什么能耐?不等老干部回答，毛泽东接着说：有错就改。改了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就是能耐。1941年夏，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公粮问题。适逢天降大雨，雷电击中了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事后一个农民借此发泄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保卫处把他抓起来，并当作反革命分子来处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制止并派人进行调查，原因是征公粮太多，老百姓不高兴。为此，毛泽东马上调整征粮政策，作出消减公粮4万担的决定。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党中央采取两大政策：一是实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组织部队、机关、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从1941年至1942年连续三次精简机构，减少了25%的党政机关人员。“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1946年元宵节，延安农民给毛泽东送来了“人民救星”的牌匾。从“敬而远之”到“人民救星”，是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的生动范例。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是共产党在困难和危机时刻化险为夷，做到上下同心的重要原因。

　　延安的“十个没有”与南京的“五子登科”

　　李克强最近在会见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作为执政者能否断掉发财的念想，不仅关系自身清廉，而且决定能否上下同心。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是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精神的倡导者，更是一丝不苟的实践者。各抗日根据地严格实行最低津贴制度，在陕甘宁边区，上至边区主席，下至乡长，每月津贴只有1元5角到5元。毛泽东自豪地宣告：“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⑨“十个没有”生动记录了当年延安团结进步、民主光明的气象。

　　与延安“十个没有”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南京国民党的“五子登科”。日本投降后，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失去了主人，从重庆返回南京的国民党官员以“接收”为名，大肆侵占国有资产。南京的公馆别墅都挂上高官的名字，处长、科长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高级家具和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地毯都扛走了。房子、金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成为“接收大员”争抢的对象，被人们讽刺为“五子登科”。延安的“十个没有”与南京的“五子登科”决定了中国的人心所向，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

　　坚持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是人民群众，但群众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革命意识和先进理论。群众需要掌握先进理论的共产党的教育与领导。如何以先进的思想、理论教育人民群众?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⑩陕北民间每逢重大节日，都有扭秧歌的习俗和传统。但当时延安多数外来干部认为扭秧歌太低俗，看不起秧歌。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秧歌虽然粗犷，甚至有点“下里巴人”，但在延安文化生活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搞那些洋歌剧之类的所谓“阳春白雪”，群众反而不买账，根本起不到教育群众、鼓舞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作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组成了秧歌队，先向群众学秧歌，学会了再与老百姓一起扭。然后又把秧歌发展为秧歌剧。秧歌剧演到哪里，群众就跟到哪里，在延安成为生气勃勃、红火热闹的群众文化运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脱离实际的党八股和“假大空”不仅损害宣传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群众疏远干部，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失去吸引力、感召力和亲和力。延安整风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三大任务之一，强调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文风同时也是党风，只有党风、文风正了，群众对党的宣传教育才能心悦诚服，心甘情愿跟党走。

　　在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党与群众做到上下同心，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从大地母亲汲取无穷力量一样，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要始终牢记，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无论时代怎样发展，上下同心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都不能丢，不能忘。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1～1102、139、718页。

　　2 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2页。

　　4 《人民日报》、人民网组图：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题词，1947年9月。

　　5 王树增：《解放战争》(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54、157页。

　　6、7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94页。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4页。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研究员，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副会长，北京社科信息协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