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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20世纪后期以来，一党体制衰落的三波浪潮为比较政治学提出了难题：为什么那些长期执政的政党最终走向分化、衰落乃至垮台？既有研究注重从政党内部因素、外部环境、结构主义以及精英主义的视角加以解释。这些理论无法澄清一党体制的兴起与衰落的不同原因，也无法解释面临相似挑战的一党体制的命运差异。实践证明，政党制度建设及政党适应性是决定政党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一党体制；长期执政；衰落；政党制度化

　　作者简介：陈家喜，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复旦大学博士后；黄卫平，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

　　中图分类号：D0;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7-0021-10

　　20世纪见证了一党体制的兴衰荣辱。作为“20世纪伟大的政治发明”①，一党体制成为许多国家政党制度的首选。据萨托利的粗略估计，在1970年代，全世界有近2/3的国民生活在一党体制下②。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一党体制出现了衰落或垮台的浪潮。1980年代末，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出现垮台或易帜；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在大选中政权旁落；2011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严重冲击了一些长期执政的宗教型政党，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埃及民族民主党、也门全国人民大会党以及叙利亚复兴党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岌岌可危。上述现象给比较政治研究提出了难题：为什么一党可以长期执政，又会丢失政权？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走向分化、衰落乃至垮台？

　　本文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党体制衰落的三次浪潮，在对既有文献述评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解释框架。笔者认为，尽管这些长期执政的政党面临着内部、外部、结构性和精英层等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执政党自身制度建设以及对内外环境的适应性出现了问题，致使其最终丧失了政权。

　　一、一党体制衰落的三波浪潮

　　一党体制是比较政党研究中的独特现象。从类型学的角度看，一党体制与其他政党体制的区别在于，一个政党能够长期掌握国家政权，控制行政和立法机关，主导政策议程以及实现其执政纲领的政党制度。一党体制又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苏东国家共产党、独大党和宗教党。剧变前的苏联东欧国家，实际上实行的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体制，法律上禁止反对党的存在。独大党体制的特点在于一党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并定期开展竞争性选举。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2000)、日本自民党(1955－199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59－)都是独大党的典型。一些伊斯兰国家宗教党，如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1988－2011)、埃及民族民主党(1978－2011)叙利亚复兴党(1963－)，高度依附于政治强人或者军人政权，并借助于伊斯兰宗教，也实现了对本国政权的长期执掌。除去其他方面的差异，上述三类政党的共同特点在于一个政党能够长期执政。可以借用肯尼斯·格林(Kenneth F. Greene)对独大党的界定，凡是能够连续执政20年或者赢得4次大选胜利，就可以视为长期执政③。

　　上述分类中，争议较大的是将苏联东欧共产党体制与一党独大体制并入一党体制。这两种体制不仅存在合法政党的数量差别，还体现在选举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上。独大党体制允许反对力量组织独立政党，并参加有“意义”的选举，即通过选举上台的党的行政和立法机关不会被随意解散，允许反对派组织独立政党和参与选举，当政者不会持续不断地干扰选举结果④。萨托利对于一党制与独大制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区分。他认为独大型政党体制(predominant party)总体上属于竞争性政党体制，虽然一党长期独占国家政权，但同时允许多个政党存在和政党间竞争，因此明显有别于非竞争性的一党制(single party)和霸权制(hegemonic party)。他又根据意识形态标准将一党制分为一党极权、一党威权和一党务实，将霸权党体制分为意识形态霸权党和实用主义霸权党⑤。但实际上，苏东共产党一党制与一党独大体制的差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显著，这两种体制实际上都是由某一个政党长期垄断国家权力，实行程度不同的威权统治，并能够保持高度的政治制度化。因此，许多研究者将上述两种体制划归“一党体制”(one－party regimes)的类型⑥。

　　兴起于20世纪的一党体制，被看成威权政体中的“唯一现代模式”，它相对于军人政体和个人政体更为持久，更有利于国家建设与政治稳定⑦。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亚非拉国家，往往选择了一党体制，领导独立运动的政治组织也直接转化为执政党。伴随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共产党体制也牢固地占据了半个欧洲大陆。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党体制相继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衰落浪潮。

　　1.第一波：苏东共产党的垮台

　　第一波始于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在短时间内发生政治剧变，执政的共产党或是解散、或是改组、或是被推翻。随后，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也分别在大选和内战中失去执政地位。1991年8－12月，苏联经过了精英层小范围冲突后被自行解散，而其加盟共和国也宣布独立，执政70年的苏联共产党最终以“亡党亡国”结局而告终。苏东共产党的转型过程基本上未经历大规模的群众反抗、社会运动以及暴力革命，而是共产党自身分化、衰落、垮台，最终拱手让出执政权力。也正是因为这一垮台过程如此短暂、迅速和平稳，与此前一党统治的持久、坚韧和稳固形成鲜明反差，从而使研究者未能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前瞻，被看成是西方学界“令人沮丧的失败”⑧。

　　2.第二波：独大党的衰落

　　第二波接踵而至的是独大党体制的衰落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独大型政党相继在大选中落败。1955年上台执政的日本自民党，通过有效的“财阀－政客－官僚”体制和派系政治确立起稳固的“55体制”，在维系了38年之久后最终于1993年崩溃。而作为拉美国家中人数最多、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上台，党员人数过千万，最终也于2000年的大选中败给了反对党阵营。1947年上台执政的印度国大党，在执政过程中先后遭遇危机，于1977—1980年和1989—1991年两度短暂下台，最终步履蹒跚地维持到1996年，输给了人民党。同期终结的一党独大体制还包括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1946－1992)，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1953－1994)。与第一波执政党的衰落浪潮相比，第二波执政党衰落浪潮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衰落过程相对松散，因为这些政党彼此并没有形成相互影响和感染的滚雪球效应，而是在大体相同时段内发生了类似现象。二是衰落形式不同。由于独大党体制下一直存在着反对党和竞争性选举机制，因此这一衰落是以在定期举行的全国性大选中选举失利为标志，独大党失去了长期执政的地位。

　　3.第三波：宗教党的下台

　　第三波则是“阿拉伯之春”中的伊斯兰宗教党的下台。埃及民族民主党(1978－2011)、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1957－2011)和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1963－)，利用宗教力量与影响控制社会，建立严密的宗教事务管理网络，强化对国家机构、强力部门及敏感领域的影响，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然而，2011年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使这些政党受到重创。其中，埃及民族民主党和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在民众抗议下丢失了执政地位，叙利亚阿拉伯复兴党则仍然深陷民众的持续抗争和反对派的武装对抗之中。这一轮政党衰落浪潮被形容为“无色革命”：无明显的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的反对派组织，无外来敌人蓄谋唆使。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缺乏统一的组织、口号、纲领和目标，最终才形成清晰的政治诉求。此外，危机源自内力，经济凋敝、民生艰难、领袖独裁、权贵腐败，与外部环境如全球化、网络化、城市化相互作用下催化社会矛盾发酵，引发政治危机并最终导致政党衰落⑨。

　　二、一党体制衰落的四种解释

　　解析一党体制衰落的根源，应当首先探寻其长期执政的条件。实际上，一党体制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垄断政权的地位，与其政党特性有关。从苏东共产党来看，它们具有长久的政治传统、严密的组织结构、浓厚的意识形态、集中的权力监督，注重对干部的管理和对民众的团结。同样，独大党体制也具有保持体制稳定性的天然优势，它们通过团结党内派系、建构法团主义或庇护体系，包容多元广泛的社会利益；注重意识形态的感召性，适时提出符合民众诉求的纲领和口号；利用公共资源形成选举优势，等等。因此，这一体制“虽然设计拙劣，但却由钢铁锻造”⑩。迪韦尔热甚至认为，“独大党开启了一个时代，可以说，它的纲领、观念、方法、风格与这一时代高度吻合。与其说独大是一种力量，毋宁说是一种影响。……独大党就是公众认为它应当处于独大地位的政党”(11)。

　　然而，为什么执政党的组织优势未能挽救其衰亡的命运？为什么这些看似强大、不可战胜的政党，最终走向了终结？综合既有的研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四种解释框架。

　　1.内部因素论

　　这一研究聚焦于政党的组织、结构、体制与意识形态等因素，将政党本身作为关注的重心。由于长期处于执政地位，这些政党较少受到外部的竞争压力，往往承担了过多的历史遗产和组织重负。政党内部要素包括组织、决策、领导、监督、意识形态，出现了退化、腐朽与衰变，既无法继续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有效领导，也无法应对和化解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挑战，进而导致政党生命的衰竭。

　　对于苏东共产党垮台的原因分析中，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共产党内部的衰变与退化现象，如民主集中制逐渐演变成领袖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党内冲突演化为党内清洗；公共权力演变为干部特权，党员干部也演变成权贵阶层；干部选拔制度蜕变为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派系林立直至党内分裂，等等。正是苏共党建模式的僵化、固化导致内在意识形态、组织、制度的异化，丧失了活力以及人民的信任，丧失了领导国家和社会前进的能力(12)。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更为关注意识形态的深刻根源。意识形态对于政党垮台的影响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精英放弃了主流意识形态导致执政党思想上的混乱。张树华认为，由于苏共后期部分领导人纵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内思想混乱，导致苏共队伍丧失了信仰，成为“泥足巨人”；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以及西方化幻象等汇聚一起，最终导致苏共的瓦解(13)。李慎明也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效，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4)。二是意识形态的失效还体现为对民众感召力的下降。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描述了苏东剧变前东欧国家意识形态衰落的过程，指出随着共产党领导层的资产阶级化，社会呈现物质至上、玩世不恭和原子化趋势，意识形态变成一种仪式和公式化语言，不仅对社会的粘合作用下降，甚至还“成为它指导下的社会秩序的威胁”(15)。实际上，苏东剧变前夕，经济的持续低迷，加之国际社会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宣传，和平演变政策的推行，都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影响，人们的政治信仰发生迷失和偏转，进而也降低了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

　　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其他两类政党类型。对于那些长期独占权力的独大党和宗教党而言，长期执政也对其政党组织产生了不良影响，常常滋生和沾染一些政党病，如无法摆脱金钱政治和权力腐败的魔咒；政党领袖专断或独裁；党内民主不彰，政党出现集权化、特权化或者寡头化；意识形态僵化或者调整不当，无法满足民众的利益诉求，等等。例如，执政70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最终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意识形态的失效和法团主义的解体。执政初期，革命制度党确立起两个有效的制度安排——“革命民族主义”和“法团主义”。“革命民族主义”强调发扬墨西哥革命传统、调和阶级关系、实行混合经济、确保社会公正、捍卫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等主张。然而，这一具有号召力的纲领在20世纪80年代被西方色彩浓厚的“新自由主义”取代，进而导致意识形态上出现偏差，失去了对民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16)。而法团主义强调各阶层利益表达的有序化和权威化，具体体现就是在革命制度党内部成立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作为利益表达的权威性职业团体。再通过这些职业团体，执政党实现与工人、农民和商人的有效利益沟通与关联。然而，由于革命制度党长期一党独大，体制僵化及内部争斗，导致职业团体内部领导人日益官僚化，进而脱离普通民众(17)。再加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最终导致法团主义体系瓦解，执政党也由此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而对于印度国大党而言，组织制度的失败是导致其最终政权旁落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大党长期处于一党独大地位，政治投机盛行，许多趋炎附势的投机分子加入该党，致使该党组织松散，鱼龙混杂，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同时，长期执政也带来党内贪污腐败严重、领袖专断、争权夺利、党内频繁分裂等。较大规模的党内分裂就有三次：1969年国大党第一次分裂为英迪拉派和辛迪加派；1978年国大党再次分裂为英迪拉派和正统派；1995年国大党第三次分裂，形成蒂瓦里派和前辛格派(18)。因此，与其说是反对党的崛起和挑战造成了国大党的失败，不如说是国大党自己埋葬了自己。

　　内因论解释注意到政党自身的组织、纲领、结构及体制性的缺陷，但却面临易受攻击的弱点：一是它常常把这些政党组织的优势与劣势混为一谈，如一直被视为苏东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包括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领袖权威的遵从等，也被看成是导致其覆灭的原因。二是一党体制的衰败并非一夜之间形成，为何过去能够继续执政，而现在却走向终结？显然，一党体制的衰落还必须从政党组织之外去寻找原因。

　　2.外部环境论

　　与内部因素论相对应的是，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外部环境对于一党体制的左右和影响。这些外部环境既有来自国内因素的，如经济增长、收入水平、贫富差距，阶层结构、价值观念以及公民社会发展；也有来自国际因素的，包括国际关系、国际干预、国际舆论以及全球化浪潮，等等。

　　许多研究者都承认，苏东共产党的垮台与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有着直接关联。琼·艾斯特等(Jon Elster etc.)阐释了经济危机导致苏东共产党垮台的生成机理。前苏联东欧计划经济体制日趋僵化，效率低下、结构失衡，导致国内经济的持续衰退和民众的广泛不满。为了摆脱困境，执政党发起一系列经济与政治改革。然而这些改革相继失败，并最终导致体制的崩溃。简而言之，由于封闭性体制无法进行自我调适和转型，无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导致政治合法性的侵蚀(19)。瓦尔德(Andrew G. Walder)也认为，苏共成功执政的两大制度秘诀是列宁式的党组织结构以及苏联式中央计划体制，当这两个制度安排出现问题或者障碍之际，苏共的统治也就岌岌可危。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现代化和地下经济等弱化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弱化了执政党对相关政治行动者进行政治惩罚的能力；不仅中央对党内各级组织实施管制的能力在下降，而且党政官员对于社会成员的影响能力也在下降(20)。

　　另一个被论及较多的外部因素是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包括军备竞赛、星球大战计划、意识形态传播以及组织渗透，等等。西方媒体持续不断地加强对苏东国家的宣传，宣扬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旨在苏东国家内部形成反对的声音。从1970年代后期起，西方国家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推动“跨国市民社会运动”，协助东欧和苏联建立各类“独立工会组织”，如波兰成立“团结工会”、捷克斯洛伐克成立“第77宪章集团”、保加利亚成立“支持”工会、罗马尼亚成立“博爱”工会、匈牙利成立“民主反对派”和“民主工会联盟”、东德成立了“剑与犁”组织，等等(21)。这些组织成为反对派的聚集地，掀起反对共产党的宣传运动。特别是波兰“团结工会”最终成为颠覆政权的急先锋，它先后多次发动工人罢工，代表工人与波兰共产党谈判，并于1989年迫使官方承认其合法地位，举行半自由选举，并最终获得执政地位。

　　从“阿拉伯之春”中下台的宗教党来看，西方国家的介入、干预乃至主导发挥了显著影响。尽管这些政党与西方国家远近亲疏不一，埃及被看成是美国在北非的坚定盟友，而叙利亚和利比亚则是西方眼中的敌对国家。但在此次政治动荡中，西方国家毫无二致地举起“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反对这些长期执政的当权者及其所属的政党，并且不惜采取国际制裁、军事援助直至武力干预的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态度和援助，对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势力产生了直接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左右着这些国家执政党的生死存亡。戈德斯(Barbara Geddes)曾先验性地提出，多数军人政权会由于内部分歧而分裂，而大多数个人政体则会尽可能维持对权力的攫取，但最终会在暴力流血、外部入侵和外交压力的推动下发生转变(22)。宗教型政党的衰落无疑为她的这一观点作了很好的注脚。

　　对于许多独大党而言，来自外部的最大威胁是反对党的竞争。与反对党相比，这些独大党拥有执政的资源优势，它们几乎垄断了所有公共财政资源，并将其转换为党的经济来源，用于构建庇护体系以强化在基层社会的利益纽带，用于选举组织、宣传和动员以形成对反对党的竞选优势(23)；此外，它们还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政治资源，如政府职位的分配和政治升迁的通道，从而为积聚政治精英提供了基础条件；任何有抱负的政治候选人只有参加执政党才有崭露头角的机会(24)。在这种非对称竞争的背景下，反对党获胜的机会十分渺茫。肯尼斯·格林(Kenneth F. Greene)指出，当独大党将公共财政作为本党“私人银行”的作法导致日趋明显的腐败以及公众的强烈指责之际，当权者会被迫放弃这一作法，独大党的经济基础和选举根基也就随之坍塌。如果反对党抓住机会，能够从其他渠道募集到资源，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提出吸引选民的竞选纲领，就有可能在选举竞争中获胜(25)。

　　尽管外部因素会对一党体制的衰落发生作用，但是否起关键作用却存在很大分歧。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经历几十年的一党统治，苏东国家的民众已经被高度政治社会化，他们对于这一体制习以为常，成为体制的被动接受者，甚至和外部观察者一样对党国解体充满惊讶(26)。而市民社会在苏东剧变中的作用，也被看成是剧变的过程而非剧变的原因(27)。

　　3.结构主义论

　　结构主义论者强调，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体系所形成的结构性危机，以及外部环境和国际因素所构成的外部挑战，共同促成了政党的衰落与解体，因此它也可以看成是内因论与外因论的综合。结构主义解释常常低估或者有意忽略个体政治角色在政党衰落中的作用，而强调危机和挑战的全局性、整体性和必然性。

　　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研究者认为，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的灭亡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危机的产物，如经济政策的失败、人民群众的不满与抗争、政治价值观的变化等。美国学者卡列瓦斯(Stathis N. Kalyvas)构建了解释共产主义国家一党制解体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集合了宏观因素(如结构性变迁、国际因素)与微观过程因素(如党内领袖的个人决定)，以及在各个分析层面的过程和变量(如经济衰败、意识形态失效、政治与经济改革)。他特别指出，一党制无法适应自己发起的政治改革，如引入竞争性选举、开放政治参与、允许自由讨论，让党外群众参与党内事务等作法，会降低公众对执政党的支持，民众会用新获得的选举权利来惩罚执政党的候选人；而市场经济改革也会导致执政党控制资源的能力下降(28)。上述改革最终超出了执政党自身的驾驭能力，从而削弱了执政能力。

　　匈牙利学者玛利亚·乔纳蒂则从体系维持和资源耗散的视角解析共产主义国家政党—国家体制变迁的逻辑。她认为，首先是苏联内部出现严重的结构性资源约束，导致华约集团内部也遇到相似的资源短缺问题，并使整个集团发生结构性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垄断开始发生松动，意识形态与现实差距加大，系统内部的灵活性消失，并最终导致政党—国家体制混乱和解体(29)。英国学者阿瑟·布朗(Archie Brown)则关注到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关联性，指出苏联的解体直接导致华约的解体。新观念、制度化权力(最高指挥权落到了激进改革者的手中)以及政治机会(没有其他选项)的结合，最终导致共产主义体制在欧洲的终结(30)。

　　有关独大党体制的结构主义解释，则将重点集中在历史情境和结构危机对于执政党的影响上。亨廷顿指出，一党体制的稳定性有赖于它对过去的承袭，特别是与该党在民族主义运动或革命斗争中遭遇的挑战有关；这种运动或斗争有助于政党的社会动员和政党制度化。“争取权利的斗争越激烈、越持久，意识形态的信仰越深刻，则随后建立的一党体系的稳定性也越大。”(31)亨廷顿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本杰明·史密斯(Benjamin Smith)的进一步阐释。他提出，一党体制的兴亡及寿命实际上取决于政党领袖们在建党过程中所遭遇的挑战，这些挑战表现为反对派势力的强弱和寻租的难易程度。具体而言，当一个政党建党夺权之初遭遇群众运动型政党、外国殖民势力干预，并且资源较为匮乏的话，该党精英则会致力于加强政党建设，向对手妥协，构建强大的政党联盟，进而能够积极果敢地应对危机，实现长久执政。古巴、埃及、马来西亚和叙利亚是此类政党国家的典型。反之，如果政党精英起初所遇到的反对势力涣散无力，而资源又十分丰富，那么他们就懈于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建设，政党联盟也相对虚弱，面对危机时就不堪一击。几内亚比绍和菲律宾是这类政党国家的典型案例(32)。

　　结构主义的解释强调影响因素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在关注危机的整体性和必然性的同时也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即一党体制一直被视为稳定性极强的政体，如果它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显而易见的或者是具有规律性的，那么为何无人能够加以预测(33)？

　　4.精英主义论

　　如果说上述三种解释都侧重于从宏观性、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加以解释，那么精英主义论则更侧重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微观解释。这一解释将政党衰落的因素归结到处于执政党顶端的领袖或者精英集团身上，考察他们在特定政治形势下的策略选择、博弈互动及其政治后果。当然，从更广泛意义上看，精英主义论也可以看成是内部因素论的具体表现。

　　为什么政党精英能够对于政党解体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实际上，精英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党精英或者领导集团，能够掌握决定政党命运的实际权力；二是在特定政治情势下，他(们)愿意作出放弃执政权的重大决定。美国的苏联研究权威迈克尔·麦克福尔曾经深入解析了精英在苏共解体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苏共内部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与权力结构，将特殊的代理权集中于经过严格选择的个体决策者群体。这一结构特征既压制了个体党员的创造力，也为处于权力顶峰的领袖提供了变革政权本质的权力。“只要总书记不想变迁，变迁就不会发生，因为社会组织在苏联政治体系中没有什么权力。……然而，一旦戈尔巴乔夫打开了变迁的议程，同时进行的政治及变迁的动力就有其自己的并最终不为戈尔巴乔夫所控制的逻辑。”(34)在结构性矛盾、体系普遍性衰弱、社会要求变革的普遍希望，以及国际上的支持等综合因素作用下，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最终采取了改变社会现状与政治结构的选择。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也提出，“来自上层的革命”葬送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并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形成的新的政治背景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35)。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而支持叶利钦，后者是领导亲资本主义联盟的高级官员。

　　而对于那些宗教党而言，由于政党严重依附于个别独裁人物，政党制度化程度较低，其有效执政往往与独裁者挂钩。那些在茉莉花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宗教党，几乎都与长期把持政权的强势人物联系在一起，如埃及的穆巴拉克(当政时间：1981－2011)，突尼斯的本·阿里(当政时间：1988－2011)，叙利亚的阿萨德(当政时间：1970－2010)，具有集权专断、个人独裁和家族政治的色彩。对于这种带有强调个人主义特征的一党制，戈德斯(Barbara Geddes)指出，其寿命常常超不过独裁者的生命，原因就在于这些独裁者为了防范潜在对手，常常不遗余力地清除那些能力和抱负超群的追随者(35)。当然，这些独裁者也会有意识地建立制度体系，除了装点门面之外，还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和延长权力任期。根据甘迪和普沃斯基(Jennifer Gandhi & Adam Przeworski)的研究，这些独裁者常常建立两种制度防线：第一条包括协商委员会、政务委员会和政治局，用以消解来自家族内部、高级军官以及官僚集团的反对者；第二条是立法机构和政党等民主制度，用于防范来自公民社会的威胁，或者用于动员大众对极权统治的支持(37)。但是，一旦这些独裁者出现失误，如信息失真、傲慢自大以及忽视制度建设，则他们的权力任期也将随之寿终正寝。

　　三、理论重构：政党制度化的分析框架

　　1.为什么政党制度建设是重要的？

　　显然，如果简单地使用列举法来解释一党体制的衰落原因，后面可能还有一个更长的名单，如腐败盛行、决策失误、政策不当、民族分裂、宗教冲突、特定政治事件，等等。然而，我们不禁会接着追问：为什么这些一党体制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却仍然保持如此长久的执政记录？为什么原先可以执政下去，而现在却无法延续？为什么一些面临相似挑战的政党，一些失败了而另一些仍然能够存活下去？比如，当下世界上仍然有许多继续存活的一党制政权，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1965－)、马来西亚巫统(1974－)、卢森堡基督教社会党(1980－)等，其中连续执政46年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5月大选中再次赢得国会88席中的82席，牢牢掌握着新加坡的政权。丢失政权的印度国大党，于2004年和2008年再次连续问鼎政权。这些现象足以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执政党根据经济社会的变迁，以及民众利益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变化，不断强化自身制度体系的建设、完善、优化和适应，提升党内外的广泛信任，就仍然能够持续掌握国家政权。

　　实际上，一党执政或者一党长期独大，似乎很难避免对自身制度建设的忽视。一是缺乏外部竞争，导致失去了制度建设的外部压力。对于苏东共产党而言，由于缺乏竞争性选举所形成的压力，缺乏反对党的有力监督和制衡，从而使其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社会民众的反应过于迟缓，进而脱离社会和大众。二是缺乏党内民主，导致失去了制度建设的内在动力。长期执政极易使执政党领袖脱离政党，而走向个人独裁和专断，家族政治或者寡头政治；也容易使党员干部沦为脱离民众的特权阶层。因此，一党体制下的执政党，常常缺乏制度建设的内外压力，既不能解决自身的蜕化、衰变乃至腐朽，也无法自我调适，主动迎接环境的变化和反对者的挑战，进而导致政党的衰落或终结。政党的生命力在于赢得民众认同，而能否做到这一点，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及其适应性是至为关键的。

　　2.政党制度化的内涵与维度

　　制度是对组织行为起型塑作用的正式规则以及与之相关的程序规范。政党制度化旨在实现制度运行规范化，防范和治理政党制度的失范与蜕化。亨廷顿指出，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制度化水平的测度指标包括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适应性体现为长久性，能够在第一代领导人去世后继续存在，同时还体现为功能适应性，即代表广泛的社会利益，或者将反对派吸收进政府。复杂性可以用下级组织的数量加以衡量，自主性指其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的区分程度。凝聚性指组织内部成员对于政党功能边界以及解决这些功能边界的认同度(38)。潘尼比安科(Anglo Panebianco)则认为，政党制度化既包含个人对组织利益的维护和效忠，也包含组织系统性和自主性的提升。系统性是指政党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自主性则是政党组织在对外界环境交换过程中的控制能力(39)。兰德和斯瓦迪(Vicky Randall and Lars Svsand)则试图从内部与外部、结构与态度四个指标，将制度化理解为系统性、价值灌输、决策自主性和具体化。系统性理解为不断提升政党组织活动的范围、频度和规律性；价值灌输指党员和支持者超越功能性和自立性的动机，增强对政党的忠诚度。自主性是指政党能够摆脱发起成立该党的那些团体的控制与联系而形成的独立性；具体化则是指政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塑造(40)。

　　从既有的研究成果出发，我们尝试将政党制度化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内在制度的建设、完善与优化；二是政党在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下体现出来的内聚性、适应性和自主性。政党制度建设大体包括六个层面：(1)领导制度，涉及党内领导层的产生与权力交接等内容。(2)组织制度，涉及党组织设立与发展，组织结构与组织原则的制定。(3)干部制度，涉及党内精英录用、培养与擢升，对社会精英的吸纳与整合。(4)民主制度，涉及政党领袖与组织、上下级组织以及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关系调节。(5)监督制度，涉及党内权力监督与廉洁情况。(6)意识形态，指政党统合党员和凝聚民众的思想、纲领和口号。

　　作为一个政治系统，政党是一个处于由党情、国情、世情构成的特定政治环境之中的组织。政党需要在这三种制度环境互动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活力。(1)执政党存在于特定的党情之中，需要提升政党的内聚性。党情(政党组织环境)指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基本情况，以及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性质、宗旨、目标、纲领、路线和自身建设的状况，是一个政党历史和现实状况的集中体现。在特定的组织环境之中，执政党必须解决的是党员对组织的信任，领袖对政党的依附，党内精英的良性流动，党内监督的切实有效等，最终实现政党的内聚性。(2)在与国内环境的调适中，执政党着力解决的是适应性问题。政党是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体制、经济背景、社会结构以及历史阶段中的政治组织，它们构成了政党制度建设的特定国情。政党与国内环境的调适关系，就是要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公民社会的成长以及媒体的进步，通过推动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的水平提高，以满足人民群众发展、平等和参与的愿望，进而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3)在国际环境的冲击下，执政党需要提升自身的自主性。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的三股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不可阻遏的世界性趋势。伴随这一趋势，出现了经济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迅速扩散，一些强权国家以“民主化”、“自由化”和“人权化”对其他一些威权国家和执政党进行组织渗透、外部干预，直至发动战争。这一状况构成了执政党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对于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与国际环境的调整而言，核心是解决执政党的自主性问题，即执政党面对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的世界性浪潮以及外部干预和渗透时，能够顺势而为，从而驾驭这一趋势或者抵御住外部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核心仍是解决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图1政党制度建设与制度适应框架图
　　

　　注释：

　　①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1969. p. 255.

　　②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37-238.

　　③④Kenneth F. Gree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horitarian Single-Party Domina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7(2010), pp. 807-834.

　　⑤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370.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9页。Beatrix Magaloni and Ruth Kricheli, "Political Order and One-Party Rul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3, No. 1(2010), pp. 123-143.

　　⑦Samuel P. Huntington and Clement H. Moore,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 3-47.

　　⑧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10.

　　⑨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⑩Alan Arian and Samuel H. Barnes, "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 A Neglected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 Journal of Polities, Vol. 36, No. 3(1974), pp. 592-614.

　　(11)Maurice Da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1955, pp. 308-309.

　　(12)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

　　(13)张树华：《思想瓦解——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4期。

　　(14)李慎明：《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15)［美］亚当·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包雅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6)徐世澄：《连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缘何下野》，《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5期。

　　(17)谭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及给我们的启示》，《南开学报》2005年第4期。

　　(18)牛贵宏：《一党独大体制的兴衰与印度政党政治的变迁》，《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6期。

　　(19)Jon Elster, Claus Offe, and Ulrich K. Preuss.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2(1994), pp. 297-323.

　　(21)闫文虎：《对冷战时期西方非政府组织在苏联东欧地区活动的历史考察》，《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3期。

　　(22)Barbara Geddes, "Authoritarian Breakdown: Empirical Test of a Game Theoretic Argu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tlanta, GA. Goldstone, September 1999.

　　(23)Ora John and Thomas F. Remington, "Dominant Party. Regimes and the Commitment Problem: The Case of United Russ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2, No. 4(2009) pp. 501-526.

　　(24)Kenneth F. Greene. Why Dominant Parties Lose: Mexico's Democrat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00-301.

　　(25)Kenneth F. Gree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ngle-Party Dominan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9(2010), pp. 1-27.

　　(26)Elster, Jon, Claus Offe, and Ulrich K Preuss.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Rebuilding the Ship at S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5.

　　(27)Andrew G.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2, (1994), pp. 297-323.

　　(28)Stathis N. Kalyvas, "The Decay and Breakdown of Communist One-Party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s Science, Vol. 2, No. 1, (1999), pp. 323-343.

　　(29)［匈］玛利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系》，赖海榕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匈］玛利亚·乔纳蒂：《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李陈华、许敏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30)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London: The Bodley Head Ltd. 2009: p. 208.

　　(31)［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7页。

　　(32)［美］本杰明·史密斯：《政党与政权的生命》，严小青、王正旭译，《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33)Timur Kuran, "Now Out of Never: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in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989,"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1(1991), pp. 7-48.

　　(34)［美］迈克尔·麦克福尔：《俄罗斯未竟的革命：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政治变迁》，唐贤兴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59页。

　　(35)［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歧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3页。

　　(36)Barbara Gedd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No. 1. (1999), pp. 115-144.

　　(37)Jennifer Gandhi and Adam Przeworski, "Authoritarian Institutions and the Survival of Autocra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11(2007), pp. 1279-1301.

　　(38)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39)Angelo Panebianco.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9-53.

　　(40)Vicky Randall and Lars Svsand, "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New Democracies," Party Politics, Vol. 8, No. 1(2002), pp.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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