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无论喜欢与否，《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洲联盟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行为体。它现在面临两大外部挑战。首先是为新兴的、或许混乱动荡的多极世界制定一套战略方案。欧洲理事会2008年12月出台的《执行情况报告：欧洲安全战略》承认，在过去的五年中，欧盟面对的威胁已“日益复杂”，“我们必须为改革作好准备，这意味着更具战略性的思考”。第二个挑战是帮助推动其他主要行为体走向一种多极的全球大协议。这种协议将是由二战后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转向一种顺应崛起国并对南方国家需求更加敏感的21世纪新秩序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全面的、具有合作性质的协议，新兴的多极世界将会充斥着紧张关系和高度的冲突倾向。

　　关键词：多极世界；世界秩序；全球大协议；欧盟全球战略

　　作者简介：（美）乔利恩·豪沃思，耶鲁大学政治学系。

　　译者：黄海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一、导论

　　“有的人是生来的富贵，有的人是挣来的富贵，有的人是送上来的富贵。”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①

　　欧盟似乎在刻意地回避“富贵”。《里斯本条约》的批准为欧盟赢得某些富贵“功名”提供了机会。近十年来，条约的谈判过程竭尽全力地创造了两个顶级职位(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它们是为了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立足更稳和发挥更大影响力而明确设计的。然而，欧洲理事会2009年11月19日自以为是地做出决定，拒绝了一群令人印象深刻、极为适合这些关键职位的候选人，而代之以任命两位次要的官员——他们实际上在各自国内都默默无闻。不考虑新晋职位者——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和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的个人品质与政治能力(毫无疑问这也相当重要)，全世界都迷惑不解地接收到了这些任命所传递出的信号。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们发出的信号相当于一个讯息，即联盟本身不会在世界舞台上设定任何议程或是主动发起任何重大行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通讯录上不会增添新的电话号码。德国新闻界甚至为该现象发明了一个新词selbstverzwergung来指代这个继续作侏儒的决定。②该讯息表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还将被牢牢地掌控在成员国手中(实际上就是德国、法国和英国)。③

　　来自学界和评论界的“欧洲现实主义者们”兴高采烈地向那些曾经期待更加高调的人事任命的人们解释道，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改变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无论其在技术上多么合格或在政治上多么精明，因为“再多制度上的改进也无法规避一种需要，即欲使政策被接受就必须获得民族国家政府的同意”。④这种观点只是部分正确。当然，对外交政策偏好的接受要求成员国之间达成一致。但达成那种一致在相当程度上会因为身孚名望的个人在布鲁塞尔占据职位而变得容易得多，他们具有对各项事务的深入认识并持有战略眼光，能够很清晰地规划可行选项，并且极具说服力地指明前进道路。欧盟以前就曾如此。《阿姆斯特丹条约》之后，欧洲理事会在1997年做出了设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职位的最初决定。许多成员国围绕这个公认的任职者的层级问题爆发了激烈辩论。它应该如英国和其他国家所表现出的需要一个中层职业官僚?还是一个类似于前总统吉斯卡·德斯坦(Giscard d' Estaing)的发起人和混合器角色，就像法国声称希望看到的那样。⑤最后，“辩论”仍旧毫无结果，而恰恰是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作为北约秘书长的品质——外交手腕高超、高调而又得到一致认可的团队合作者——决定了最终效果取决于个性而非层级。⑥2000-2001年间也有一场关于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任职者层级的类似辩论：他们应该是受到各自国家首都严密控制的中层职业外交官，还是能够从布鲁塞尔开始规划政策的高级大使?最终，一些成员国选择了前者，另一些则选择了后者。然而，政治与安全委员会逐渐成为了向职业外交官提供的重要任命。就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政治与安全委员会而言，制度安排被证明有助于推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向前发展。⑦历史及“事件”的需求是引人注目的。

　　本文试图为欧盟挣来富贵提供有力的理由。这不是传统的、大国意义上的富贵。富贵的目标不是投射权力，而是在一个愈发动荡和快速变化的世界上取得影响力。我要论述的是欧盟可以通过表现得积极、智慧、有战略性和巧妙来发挥上述作用，从而成功地创设一个更加稳定、安全、繁荣与和谐的世界秩序。这要求建立能够推动历史以合作和共识的方式前进的多极协议。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开创了“全球大协议”的概念，将其作为21世纪关系重大的目标，它要求设计“一个完全崭新的国际体系”。⑧推动建立上述协议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责任，欧盟只有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才能掌握主动。⑨

　　二、作为全球行为体的欧盟、权力转移和大战略

　　就任何常规意义而言，欧盟都不能被看作一个“世界大国”。它缺乏政治和宪法上的统一。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它均不享有传统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主权”。它的内外目标受制于联盟自身与其成员国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它在联合国没有席位，除了世贸组织外，它也没有直接出席任何主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不拥有常备军队或是可以影响全球均势的各种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从纯粹的地缘政治来看，欧洲还有一个更大的内在劣势。仅仅作为世界上最小的洲的一部分，欧盟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8％，却容纳了至少27个国家。⑩相比之下，亚洲占全球陆地的30％，拥有41个民族国家；北美洲为13％的陆地面积，只有两个国家；南美洲也占13％的面积，有20个国家；澳大利亚则是一个民族国家独占了4％的面积。欧洲的独立政治单位数与区域面积之比要高出很多。在21世纪全球化的世界，这不是一个最大化国际影响力的窍门。除此之外，欧盟还承受着人口下降、资源贫瘠、能源对外依赖和殖民地包袱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得欧盟的权力优势和发出的规范信息相对弱化。然而，欧盟的确具备往积极方向施加影响的潜力，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很有可能在21世纪采用这一路线。

　　关于欧洲作为全球行为体的辩论是高度两极分化的。一方面，我们已经发现有大量作者察觉到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国”。(11)对这些分析人士来说，欧盟的“成功”总体上来源于有意识的政治目标和偏好。而另一方面，一些对前景预期甚低的人士发现欧盟在全球舞台上的表现除了政治混乱、言辞无力，甚至只是个神话之外，再无其他建树，无论他们本人有多么希望情况不是这样。(12)这里，对部分与整体间紧张关系的关注从本质上驱动着争论。在两种观点之间，有一群学者相信欧盟能够影响世界上的某些结果，但仅仅是在边缘和作为一种“民事力量”通过有效利用规范手段来施加影响。(13)

　　这些辩论存在一个问题，即其预测都相当自然地建立在对迄今为止的欧盟国际行为的解读上。而那些行为必须要放到全球体系的背景下来衡量。40年来(1949-1989)国际体系基本上保持着稳定的两极状态；而再往后15年(1989-2004)则似乎是单极，并且越发不稳定。用以思考欧盟当前面对之挑战的关键标准是一个正在出现的多极体系会有很多威胁，但却是稳定的。欧盟迄今作为全球行为体的表现所获得的“教训”可以说同其未来的行为完全无关。正如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注意到的，“我们时代的麻烦在于，未来不像过去那样了”。新时代的动力很有可能在许多重要方面与过去50年里的截然不同。

　　欧盟的优势被推向考验的地缘战略背景是险恶的。历史站在十字路口，全球秩序正在转型之中。作为60多年来稳定因素的美国实力在明显地相对衰落。人们所争论的是其衰落的速度和程度，而非真正质疑相对衰落本身。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无论权力转移何时发生，暴力和战争通常都会接踵而至。(14)这已成为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过去450年间的一大特征，不过这一特征还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甚至更久远的时代。传统上，崛起国会试图颠覆总是反映一个或多个主导国家偏好的现行秩序。为什么这一次情况该会有所不同呢?有四个主要原因，所有这些原因都为欧盟提供了在积极方向上影响历史进程的可能。权力本身正被从根本上重新定义。

　　第一，现在全世界已经享有差不多65年的多边制度主义以及逐渐积累的国际法条款，后者致力于规范存在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关系，并取得了显著成绩。(15)欧盟像其他行为体一样，甚至更为有效地开辟了这条新的道路。

　　第二，我们有一个奈和基欧汉称之为“复合相互依赖”的日益强化的体系(16)——民族国家与其他行为体之间在投资、交易、甚至是利益等各种可以想象到的类别上紧密交织、深入网络化，并且在结构上相互联系。全球化方面的文献告诉我们，那些相信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我们早就全都见识过”的人(17)同那些坚持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世界是全新的、与过去迥然不同的人(18)之间存在争论。我相信，其实在1909年与2009年全球流动的结构特征问题上还没有出现有效的比较。就建立复合依赖而言，欧盟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20世纪战争(从一战到朝鲜战争)的血腥暴力都确切证明，领土扩张不再有利可图。近来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战争都显示，单凭军事力量来解决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收效甚微。(19)军事力量的作用可能类似于话语。在台湾海峡出现两个航母编队会向北京传递明确的讯息。驻扎在迭戈·加西亚基地的一架B-52轰炸机构成了对所有南亚国家的信号。但当真正用到军队时，情况就变得复杂多了。正如亨利·基辛格在深思核武器的意义时所说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什么是战略优势?你又会拿它做什么?”(20)托马斯·巴内特(Thomas Barnett)已经警告过，在21世纪的世界上，事前不深思熟虑接下来会发生的情况而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力量——他称之为“利维坦军队”——的部署是毫无意义的。(21)欧盟比大多数人都更加理解这一矛盾。

　　第四，“国际共同体”已经来到了历史转折点。在这里，失败国家变得比强国更加令人担忧，集体安全变得比领土防御更为切中肯綮，人权变得和国家权利同等重要，在干涉中使用柔性的民事手段变得同军事手段一样关键，多层次博弈胜过了力量的展示。(22)在国际关系的这种全新路径中，欧盟再次拥有很多可以摆上台面的东西。

　　在这一快速演进的全球秩序里，什么构成了权力?什么构成了影响力?全球各行为体相互间应该怎样行动?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其1990年的文章《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中实质上论述了美国对冷战后世界的主导不会持久，因为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方式看来，其他大国很快就将开始制衡美国。(23)数十位学者和政策分析者随后讨论了制衡是否发生，以及如果没有制衡将会怎样的问题。(24)单极命题得到了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者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令人信服的发展。(25)根据这一命题，美国的主导是有活力和健康的，且存在于世界各处(并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继续下去)。《世界政治》2009年1月号组织了一场关于单极特征与含意的热烈讨论，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持久的单极(美国)远非一种在多数世界体系中主导国家所倾向的维持现状的力量，它更有可能以修正主义国家的面貌出现。我们已经在乔治·W.布什那里预先尝到了这种滋味。对于那些相信是“体系”决定了政策的人来说，更多同样的情况极可能尾随而来——无论谁当美国总统。

　　杰出的国际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详细阐述了两极选项，他主张美国在2008年应该“给予中国作为其在管理世界经济中主要伙伴的真正优先地位”，即便这意味着取代欧洲。(26)由于他的这篇文章问世，G2的概念(中美共治)成为了被热烈探讨的主题。(27)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则提出了无极命题。他预料，国家、地区机制、非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各类机构、民兵组织、个人、大城市、媒体公司、国际犯罪集团等不一而足的众多行为体，当他们所施加的无序影响的集合替代了美国的优势时，国际上的混乱将会增加。他认为，这样一种秩序“给美国带来的主要是消极后果——对世界上其他多数国家也是一样”。(28)从欧洲的视角来看，迄今为止这一景象前途黯淡。

　　如果我们转向那些发觉未来是多极体系的人，情况却并没有太多好转。新现实主义者总是认为不平衡的多极是最危险和最具战争倾向的国际体系。(29)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主张，随着格鲁吉亚战争后俄罗斯回归为一个重要大国，“世界已复归常态”。他预料会出现七大争夺地位和影响力的国家，出现一种被新形式的“自由主义与专制统治的一贯角逐”和极端伊斯兰教与现代世俗主义之间“更为古老的斗争”所覆盖的竞争，所有这些将把我们引入“一个充满分歧的时代”。他所开出的药方是让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以塑造历史——否则“别人会替他们来塑造”(30)：西方对抗非西方?多极世界的另一种景象是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持续五年的调查所提供的(31)，这份调查预测世界会“有重大中断、冲击和意外”并举例说明了四种具有下述特征的情况：(1)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崛起国取代西方成为全球领导者；(2)一场“金砖国家间的争斗”，由中国和印度开启的对重要资源的争夺触发了新的世界大战；(3)一次“十月惊奇”(October surprise)(32)，全世界都要为没能及时充分地处理气候变化问题而付出惨重代价；以及(4)“政治不总是局部的”，全球网络在设定国际议程方面使政府相形见绌。多数这些情形对欧洲人而言尤为困扰，他们自己的安全研究所在2006年警告说,2025年的世界比之今日将变得更狭小动荡，也更加危险。在那个世界，欧盟当前的实力和优势将严重缩减。(33)

　　在围绕21世纪极的性质展开的这种集体讨论中，唯一已露端倪的相对亮点来自乔瓦尼·格勒维(Giovanni Grevi)。他创造了一个综合多极与相互依赖的概念——“多极相互依赖”(inter-polarity)。他将多极本身看作一种衡量未来的不准确的标准。他坚持认为每一个现存的和崛起中的大国(更不必说世界上其他国家)在未来的数十年中将会受到所有主要政策领域(经济、能源、安全、环境)相互联系的强有力制约，而所有这些议题“存在的相互依赖”都不可阻挡地主张支持合作。多极必须与多边主义携起手来利用积极的议题联系并推动事态向更为和谐的世界秩序方向发展。(34)格勒维的分析为欧洲人抗衡21世纪权力转移的挑战提供了一线希望。

　　那么跨大西洋关系——20世纪欧洲人遇险时的救生衣——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近年来，大量著作和政策文件如秋叶般从出版社纷纷落下。积极的题目，如《重归于好?弥合损伤》(Friends Again? Repairing the Damage)、《重铸的伙伴关系》(A Recast Partnership)、《复活跨大西洋安全伙伴关系》(Revitalizing the Transatlantic Security Partnership)和《重置跨大西洋关系》(Rewiring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等都推测欧盟和奥巴马总统任下的美国能够热吻、和解并开启一段新的故事。也有一些消极题目，如《西方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est)、《盟友之战》(Allies at War)；《各奔东西》(Parting Ways)、《分道扬镳：压力下的大西洋同盟》(Growing Apart，The Atlantic Alliance Under Stress)、《大分歧》(The Great Divide)——所有题目都强调布什政府八年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议程设定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损害。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上半年对欧洲的三次访问开启了他的全球外交征程。但这是否只是由于1949年就已设定好的北约60周年峰会的日程在国际时间表上出现的巧合?欧洲对美国有多重要?当进入迄今为止极其动荡的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这个古老大陆相对于它的主要盟友位居何处?2009年11月，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和尼克·威特尼(Nick Witney)发出了一声戏剧性地警醒欧洲国家的呐喊。他们认为“对跨大西洋关系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塑，而是来自欧洲国家政府在世界如何变化和跨大西洋关系须如何适应这些变化上无法达成妥协”。(35)这让人想起了弗朗西斯·康福德(Frances Cornford)对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Brook)的评论：“一位年轻的金发阿波罗神，在冲突即将爆发时还站在那儿做梦，对生活长久的卑微毫无准备。”

　　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冷战时期的关系是偏离正道的，在克林顿时期(欧盟的精力被建立自己的海军所占据)和布什时期(在单边主义十字军道路上的美国)也是如此。而在巴拉克·奥巴马时期，美国和欧盟可以发表关于共有价值观以及双方能够如何共同帮助解决多数全球问题的热情宣言。但是，正如奥巴马2009年4月3日在斯特拉斯堡明确说明的那样，上述情况只可能在欧盟作为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伙伴时才会发生：

　　因此我本周来到欧洲延续我们的伙伴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美国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那里聆听和学习，不过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也在这一关系中承担他们应尽的责任。我们必须一起针对我们共同的问题建立共同的解决办法。所以请让我尽可能清楚地说明：美国正在改变，但改变的不可能仅仅是美国自己。(36)

　　情况的确很危急。美国将欧盟作为战略焦点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众多能够培育的战略伙伴，而中美共治的前景也不仅仅是一种幻象，正如全世界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已经发现的那样。尽管奥巴马总统的欧洲之行充满了微笑和外交手腕，但他完全没有明确地将对欧盟关系看作美国的重点。而他真正想要的是一个能够集体为跨大西洋议程带来重要帮助的欧盟。跨大西洋关系的自动性已然终结。从今往后，欧盟同美国的关系将不得不在每一个紧要关头都通过谈判来确定。(37)正因如此，欧盟需要清晰的战略观。

　　在2008年全年出现了数量之多前所未有的高层研讨会和讲习班，专家和官员们在会上争论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的更新问题，这与欧洲理事会2007年12月提出的请求是一致的。许多分析人士得出结论认为欧盟最需要的是一个“大战略”。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将大战略极为简明地定义为“手段与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38)本文的原题目为“世界新秩序中的欧盟：欧洲需要一个大战略吗?”是在2009年4月作为《共同市场研究》(JCMS)杂志的演讲于洛杉矶举行的欧盟研究会双年会议上发表的。当时我的回答是极为肯定的。然而，经过了随后试图向大西洋两岸的听众们阐明这一问题，我得出的结论是，当把“大战略”这个术语应用于欧盟时，它所带来的迷惑和误解要多于它做出的澄清。美国听众们想象欧盟要开始进行一场制衡美国的运动。(39)欧洲听众们则变得相当紧张。这个概念还是有效的，而且欧盟毫无疑问需要更宏伟的战略思考——尤其是在可以应用于大目标的手段方面。欧盟不会去超越美国。任何假设性的战略目标都会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来建构和追求。然而战略目标是需要建构的，也是必须追求的。刺耳的现实和“事件”提出要求仍不会少。一些“较大的”欧盟成员国依然相信，与其“较小的”伙伴不同，他们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以民族国家的身份动真格的。他们还是没有理解到所有欧盟成员国都是小国，甚至他们当中最大的国家单凭一己之力也会毫无建树。历史的构造板块在过去20年中已数次变化(柏林墙的倒塌、9·11事件、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金融崩溃)。要铭记奥西曼德斯(Ozymandias)(40)……

　　哈维尔·索拉纳在纪念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10周年的专栏文章中正确地说道：欧盟“1999年走到了时代的前面”。(41)欧盟在开创国际关系新路径方面走到了其时代的前面。它在使用已经成为其特征的一整套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用航母和远征军来回应世界上的危机、不稳定和不安全方面走到了其时代的前面。问题在于这些表现全无协同配合和战略思考。有四个主要理由可以回答为什么欧盟应该采纳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路径并最终开始以“大目的”为导向的思考。

　　首先，(先前强调过的)欧盟在政治上和制度上并不享有单一国家特征的事实本身应该激励其领导人急迫地寻找克服该重大战略劣势的方法。鉴于《里斯本条约》已获批准，具备战略性路径的逻辑就更加引人注目了。欧洲理事会2008年12月发布的《执行情况报告：欧洲安全战略》承认，在过去的五年中，欧盟面对的威胁已“日益复杂”，“我们必须为改革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更具战略性的思考”，这要求欧盟变得“更有效和在世界上更加活跃”。批准《里斯本条约》会有所助益，但还有大量问题要处理。

　　第二个原因直接来自上述最后一点：世界上其他主要玩家都是单一国家，他们以一种明确的战略方式行动。美国长期依赖四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都在追求清晰和长期的战略目标。甚至一些处于二线的崛起国，如印尼、南非和澳大利亚也越发像战略玩家那样行动。大玩家可能犯战略错误——甚至是悲惨的错误——但至少他们对自己的意图和目标是清晰明了的。总之，他们是在弈棋。而迄今为止欧盟基本上在打乒乓球。更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其他玩家正在进行的不再是由军事力量和获得领土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威斯特伐利亚类型的博弈。这一博弈要求用全新的和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种类繁多的手段——总之是一场欧盟相对装备精良的博弈。

　　第三个原因与联盟、伙伴关系和手段有关。历史上战略家们一直设法通过联合其他力量夺取共同目标来弥补自身的相对劣势。(42)传统上，这些联合通常都以对抗崛起国或潜在危险国家的军事同盟方式进行。但如今，这种军事同盟越来越像军事手段本身一样被认为比不上在贸易、能源、发展、环境、地区稳定和国家建设方面的其他合作形式有助于达成战略目标。在言辞和现实中，欧盟客观地处于参与这种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有利地位。事实上有重要证据表明，包括层级不断提升的地区机制在内的其他主要玩家，他们都指望欧盟在这方面起到某种领导作用。(43)稳定和重建首先要求广泛的治理手段和国家建设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欧盟只能集中力量共同来完成。没有哪一个欧盟成员国有希望独自将世界变得更好。欧盟27个成员国集合起来才有微小的可能。但是，除非所有这些手段和伙伴关系经由一个战略规范相互协调，否则它们只能获得次优影响。战略大玩家们将主导未来，但他们玩的游戏并不相同，这恰好是欧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之处。

　　然而，欧洲战略路径要求恰当地整合军事成分。仍然还有人主张欧盟在世界上的“规范力量”或“民事力量”是其全球影响力最可靠的保证。对多数这些作者而言，获取属于硬实力的军事优势将导致上述影响力的减弱甚至堕落。(44)但这不是全球其他主要玩家们所认知的情况。不论出于何种相差甚巨的原因，欧盟作为一种结合了民事与军事能力的权力中心受到了美国、中国、印度、巴西、联合国、东盟和非盟等其他玩家的谨慎欢迎。此外，大体而言也是这些行为体认为欧盟的规范力量是被过度夸大的软实力，其自身不会发挥重要影响。围绕“欧洲规范力量”的“争论”大部分是无关痛痒的。欧盟当然会继续追求规范基础之上有效的多边主义，当然会继续推进一个用人权、人类安全、国际制度和国际法替代丛林法则的世界。但是如果真的要实现那些目标，欧盟必须掌握所有政策手段，包括重要的硬实力手段。(45)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是存在的。这一政策的存在具有强大的历史原因。它起到了成为欧盟全球规范目标关键支撑的作用。欧盟现在是，并将继续是一个军事行为体——尽管是一个新型的，全然不同的军事行为体。(46)

　　为什么欧盟需要一种战略路径的第四个原因是同美国的脐带现在已经被切断。冷战结束最重要的结果是美国在军事上从欧洲战略空间相对撤离。这一结果要求欧洲人无论喜欢与否都不再设想山姆大叔会为他们出手相助。实际上情况颠倒过来了。北约原本被设计成一个用来传递美国对欧洲安全保证的联盟；但它逐渐出人意料地转变成了用来传递欧洲对美国全球战略支持的集团。(47)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欧洲人都日益需要弄清楚他们试图获得什么。如果他们还在“对美政策”上搞得乱七八糟，每个国家都试图用或者有些盲从或者有点敌意的态度对待美国的话，欧洲人是不能获得所需要的清晰思路的。欧洲战略目标最有可能也通常会与美国的战略目标相适应。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很可能是欧盟所有伙伴关系的重中之重。但欧洲战略目标的形成应该遵循欧洲逻辑，也只能遵循欧洲逻辑。北约当前的一些问题源于大西洋两岸追求一种“跨大西洋战略逻辑”的含混意图，这种战略或许干脆就没有存在过。除非欧盟能够协调其对北约当前战略构想运作的投入，否则在仍由美国主导的联盟中它依然是一个闲散分子。(48)在中期，建立一个新型的欧盟—美国间直接的双边政治—制度架构是至关重要的。(49)跨大西洋关系不能再经由北约来经营。

　　三、为多极世界提供一种全球大协议

　　许多分析人士相信，世界如果不是已经形成多极的活，也正在走向多极(50)。然而这种论述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在前几个世纪，多极意味着七到八个(自我设定为“大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相互间以全球稳定为代价进行制衡的零和博弈。(51)今天，多极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现象。正如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国际关系的运行环境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此外，今天的行为单位不是小型欧洲国家。他们是巨大的、大洲规模的玩家，当中有部分是传统的民族国家——尽管极为巨大——而有些是地区机制，其中欧洲联盟是最活跃也最发达的，其他的则在跃跃欲试(东盟、非盟、南美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他们将会进行何种互动呢?

　　这里基本上有三种选择。第一，一种尽管不是不可能但可能性也不太高的景象是他们将复归零和争夺，即旧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军事化的权力制衡。在我们当前正在见证的复杂的权力转移背景下，即便有先前已经勾画的所有合作动力，这种赤裸裸的竞争几乎一定会导致战争。(52)

　　第二种选择是共同建构一个新的具有共识的正和(positive-sum)多极世界秩序——一种全球大协议。在一个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移民流动、地区安全和商业与投资相互依赖已经显著缩减国家主权的范围甚至主权的意义的世界上，所有玩家日渐认识到合作超越冲突的优势。哈钦斯用下面的话表达了他所看到的挑战：

　　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应对新问题的尝试并不能提供所需要的解决方法。自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停滞了近20年：国际社会试图调整那些制度以适应新挑战并面向新成员开放，在此期间求助于共同利益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在20世纪后半叶要比21世纪初更为符合实际。那种增量调整的努力还在按其方式演变；一种新的总体概念——一种全球大协议是有必要的。(53)

　　全球大协议要求在崛起国和衰落国之间形成一系列必要的或双边、或多边的协调机制。在所有重大政策领域——治理、安全、金融、贸易、农业、能源、气候、发展、防扩散、文化交流和知识产权等方面都需要这些协调机制。这不是要求廉价出售家里的银器或是面对取消抵押房产赎取权时举手投降。它涉及为了创造一个更大的和无所不包的领域而交易那些银器的部分要素。实际上它将导致产生一个新的国际体系。(54)

　　然而还有第三个选择。一些美国自由主义者相信崛起国对主导的自由主义制度秩序造成的威胁根本不同于过去权力转移时期的威胁(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刚刚描绘过的良性国际环境)。例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认为，当中国崛起挑战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时，美国通过强化和巩固这一秩序，可以将北京增补进秩序中，而不需要做出任何会显著改变其基本性质的妥协。“美国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崛起，但它可以帮助确保中国的权力在美国及其伙伴从上个世纪就精心构筑的、能够在未来越发拥挤的世界上保护所有国家利益的规则和制度中运作。美国的全球地位可能在弱化，但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依然会是21世纪的主导秩序。”伊肯伯里断定“今天的西方秩序难于颠覆而易于加入”。(55)

　　这一路径同欧盟劝说中国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又不对中国的特殊性做出任何真正让步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中国的政治学者已经表明那些目标是注定会失败的。(56)伊肯伯里的路径尽管同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罗伯特·哈钦斯相近，但事实上二者是互不相容的。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写下“自由国际主义的危机”一文已有15年，文章指出了自由主义秩序在面对一个变化中世界时的缺陷和矛盾。(57)今天，在不产生一种“大协议”的条件下吸纳崛起国家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整个2009年，世界见证了1945年后的国际制度体系为了整合“崛起国家”而发生的不可阻挡的转变过程，这是保证国际秩序持续稳定和避免重大冲突的唯一方式。但无论我们是否在谈论需要赋予这些崛起国在诸如世界银行或IMF等团体中更为实质性的投票权，或是正式确定G20会议(包括引入安全议程)，无论我们是否在考虑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或WTO当前的僵局，没有人严肃地对保持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不向崛起国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可能性寄予期望。(58)为了共同策划整个新的国际秩序，做出这些让步是不可避免的。新的国际秩序将既得到自由主义的西方世界也得到崛起国以及南方国家的接受。任何认真抵制上述全球转变的尝试很有可能激起今天的“被排挤者”拒绝自由主义秩序，并且他们会试图建立一种与之对抗的替代性秩序。

　　那些相信欧洲是一种“规范力量”的人会被诱使与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共同维持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他们会自诩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这种路径很难成功。仅在过去的12个月中，我们已经见证了解除市场管制的耻辱、日益增强的要求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做出有意义的改革的压力、G20相对于日渐无关紧要的G8的优势地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球合作的需要、俄罗斯作为战略行为体的回归、尤其是中国作为权力掮客的无处不在。在后殖民地、后帝国主义的世界，普适价值的概念本身存在很大问题。欧盟应该避免试图将自己规划为一个规范样板。“欧盟品牌”不是用来出口的。其他行为体可能希望在规范方面赶超欧盟，但那必须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欧盟应该更多地追求的基本战略目标是一个具有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世界。尽管在这个世界中，稳定、安全、繁荣、发展、环境的可持续性、团结和自决权都作为全球相互依赖——多极相互依赖的关键要素，以整体性的表达方式加以考虑。

　　正是在这个方面，欧盟能够发挥强大的作用推动争论的天平远离对抗而倾向全球大协议。它拥有达成目标所需要的大多数资源、技巧和手段。崛起国或者选择推翻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连同其所有可怕的缺陷)并由自己施加新的秩序——这可能同欧盟所代表的一切都发生激烈冲突。或者，在承认有效的多边主义、可持续发展、缩小全球不平等、稳定和集体安全以及公平的贸易协议——换言之，一个全球大协议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他们同意设计一个具有共识的秩序。博弈的结果并不清晰。欧盟对这种选择的战略投入可能恰好完全具有决定性。我们正在见证世界上开启了一个强烈地重新定位战略资源的时代。比较优势使得某些欧洲民族国家自16世纪中期以降主导了国际关系(贸易、银行、航海、技术和军事优势)，而这些优势到19世纪末已被其他因素所超越。欧洲民族国家已经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吃着历史的老本。欧盟的创立是一种适应1945年以后世界新秩序的颇有见地的尝试。要进一步适应21世纪出现的殊为不同的世界秩序就要求更具远见卓识的战略视野。如果欧盟不能满足这一历史挑战，如果布鲁塞尔急不可耐而欧盟还钟情于拖拉胡混，那么欧洲一体化实验本身就可能逐渐瓦解。欧洲人可能会发现他们自己在22世纪处于全球移民大军的行列，在欣欣向荣的亚洲和拉美寻找低收入工作。

　　注释：

　　①译文选自朱生豪译本(《第十二夜》，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译注

　　②A. Graw， “Europas Selbstverzwergung Schockt Die USA, ”Die Welt，21 November 2009.

　　③G. Parker, “Supremacy of the Nation State Wins Out,” Financial Times, 19 November 2009.

　　④A. Menon, “Limited Ambition,” Global Europe, 14 December 2009,http://www.globeurope.com/standpoint/limited-ambi-tion.

　　⑤“吉斯卡担任高级代表的故事”已经成为了欧盟的民间传说。事实上，巴黎在1990年代末未必真的需要一员得力干将，就像它在2009年的决定似乎是真实的一样。该决定表现了法国政府由于存在同凯道赛(Quai d' Orsay，为法国外交部大楼临街的街名，此处代指法国外交政策——译注)潜在的持续冲突而不愿意设想由一名强有力的法国人(伯纳德·库什内，于贝尔·韦德里纳)担任高级代表兼副主席职位。

　　⑥X. Barros-Garcia,“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EU as a Military Power: The World View of Javier Solana,” EUI Working Paper RSCAS 2007/08, Florence, EUI,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2008.

　　⑦D. Ephron, “Europe's Mr Fix-It (Javier Solana),” Newsweek, 17 June 2002; X. Kurowska,“‘Solana Milieu': Framing Security Policy,”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0(4), 2009:523-540; A.E. Juncos and C. Reynolds,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 Governing in the Shadow,”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12(5), 2007:127-147; J. Howorth, “The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ittee: A Case Study in ‘Supra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ism’?” Cahiers Européens, Paris: Sciences-Po, 2010.

　　⑧R. Hutchings and F. Kempe,“The Global Grand Bargain,”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08.

　　⑨L. Peral (ed.), “Global Security in a Multi-polar World,”Chaillot Paper, No. 118, Paris: EU-ISS, 2009.

　　⑩同样的陆地面积实际上容纳了34个国家，包括西巴尔干国家、瑞士和挪威。

　　(11)S. Haseler, Super-State: The New Europe and Its Challenge to America, London: I. B. Tauris, 2004; M. Leonard,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5; J. McCormick, The European Superpower, London: Palgrave, 2007; J. Rifkin, The European Dream: How Europe's Vision of the Future is Quietly Eclipsing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Penguin, 2004; R. Schnabel, The Next Superpower? The Rise of Europe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12)J. Zielonka, Explaining Euro-Paralysis: Why Europe is Unable to A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1998; D. Allen and M. Smith,“Rela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JCMS (Annual Review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2007), 45(3),2007:163-181; A Menon, Europe: The State of the Union,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8; I. Manners,“Global Europa: Mythology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World Politics,” JCMS, 48(1), 2010:67-87.

　　(13)K. E. Smith,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Polity, 2008; M. Telo, Europe: A Civilian Power? European Union, Global Governance, World Order, London: Palgrave, 2006; Z. Ladi, Norms over Force: The Enigma of European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2008.

　　(14)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68; R.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C. C. Joyner,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21st Centu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D. Armstrong, T. Farrell and H. Lambert,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R. O. Keohane and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77.

　　(17)P. Hirst and G. Thom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1996.

　　(18)D. Held, A. McGrew, D. Goldblatt and J.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T.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19)J.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R. Smith, The Utility of Force: The Art of War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Knopf, 2005; A. Bacevich,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Holt, 2008; C. Preble, The Power Proble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H.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82, p. 1175.

　　(21)T. P. M. Barnett, The Pentagon's New Map: War and Pea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enguin, 2004.

　　(22)M. Van Crefe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M. Kaldor, 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C.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 70(1), 1990: 23-33.

　　(24)S.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The Global Response to US Primacy, New York: Norton, 2006.

　　(25)S. G. Brooks and W. C.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26)C. F.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8.

　　(27)E. C. Economy and A. Segal, “The G-2 Mirag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9; M. Pei, “Think Again: Asia's Rise,” Foreign Policy, June, 2009; “China and America: The Odd Couple,”The Economist, 22 October 2009.

　　(28)R.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29)K.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30)R.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New York: Knopf, 2008.

　　(31)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8.

　　(32)“十月惊奇”原指在美国大选的最后阶段——即十月份出现的重大消息和事件会直接影响选举结果。此处是指出现影响世界进程的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译注

　　(33)N. Gnesotto and G. Grevi, The New Global Puzzle: What World for the EU in 2025? Paris: EU-ISS, 2006.

　　(34)G. Grevi, “The Interpolar World: A New Scenario,” Occasional Paper, No. 79, Paris: EU-ISS, 2009.

　　(35)J. Shapiro and N. Witney, Towards a Post-American Europe: A Power Audit of EU-US Relations,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9, p. 7.

　　(36)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t Strasbourg Town Hal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President-Obama-at-Strasbourg-Town-Hall/.

　　(37)RAND-Venusberg, Revitalizing the Transatlantic Security Partnership: An Agenda for Action, Washington DC and Brussels, 2008.

　　(38)S. Biscop(ed.), “The Value of Power, the Power of Values: A Call for an EU Grand Strategy,”Egmont Paper, No. 33,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ussels, 2009; S. Biseop, J. Howorth and B. Giegerieh, “Europe: A Time for Strategy,” Egmont Paper, No. 27,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ussels, 2009; J. Howorth,“ESDP: Implementing a Grand Strategy,”in A. de Vasconcelos(ed.), What Ambitions for European Defenee in 2020? Paris: EU-ISS, 2009.

　　(39)J. Howorth and A. Menon, “Still Not Pushing Back: Why the European Union is Not Balancing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3(5), 2009:727-744.

　　(40)《奥西曼德斯》是雪莱的一首著名诗作。诗中“众王之王”奥西曼德斯石像上傲慢自大的话语与现今荒凉寂寥的废墟形成了强烈对比，意指所有文治武功都会随着时间推移烟消云散。——译注

　　(41)J. Solana, “EU Making the World Safer,”The Japan Times, 10 October 2009.

　　(42)S.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43)G. Grevi and A. de Vasconcelos, “Partnerships for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Chaillot Paper, No. 109, Paris: EU-ISS, 2008.

　　(44)I. Manners, Europe and the World, London: Palgrave, 2009; K. E. Smith, “The End of Civilian Power Europe: A Welcome Demise or a Cause for Concern?”International Spectator, 35 (2), 2000; K. E. Smith, European Union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Cambridge: Polity, 2008; M. Telo, Europe: A Civilian Power? European Union, Global Governance, World Order, London: Palgrave, 2006; Z. Ladi, EU Foreign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Normative Power and Social Preferences, London: Routledge, 2008; H. Zepp-LaRouche,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EU Must be Stopped,”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21 March 2008.

　　(45)J-Y. Haine,“The European Crisi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64(2), 2009.

　　(46)J. Howorth,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Palgrave, 2007.

　　(47)J. Medcalf, Going Global or Going Nowhere: NATO's Role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Peter Lang, 2008.

　　(48)J. Shapiro and N. Witney, Towards a Post-American Europe: A Power Audit of EU-US Relations,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9.

　　(49)J. Howorth, “A New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for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Europe Visions, No. 5, Eur-IFRI, Brussels, June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ifri.org/files/Europe_visions/EuropeVisions5_Howorth_final.pdf.

　　(50)用于反对多极命题的主要观点是，美国在一段时间内还将是唯一在所有政策领域中都有深远影响的国家。这是正确的，但它没有理解到美国现在显露了很多结构性弱点并且不再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它不得不顺应崛起国(C. Jaffrelot，L'Enjeu Mondial: Les Pays Emergents, Paris: Sciences-Po, 2008; T. Renard,“A BRIC in the World: Emerging Powers, Europe and the Coming Order,” Egmont Paper, No. 31,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russels, 2009)。

　　(51)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London: Palgrave, 1981; K.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2.

　　(52)J. Mearsheimer and Z. Brzezinski, “Clash of the Titans,”Foreign Policy, 146, 2005: 46-49.

　　(53)R. Hutching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merging Global Security Agenda,”in L. Peral (ed.), “Global Security in a Multi-polar World,”Chaillot Paper, No. 118, Paris: EU-ISS, 2009.

　　(54)R. Hutchings and F. Kempe, “The Global Grand Bargain,”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08.

　　(55)J. G.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56)J. Men, “The EU and China: Mismatched Partners,”Paper to Cambridge Workshop on ESDP, 24 October 2009.

　　(57)S. Hoffmann, “The Crisi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Foreign Policy, (98), 1995:163-182.

　　(58)Report on Annual Conference, EU-ISS, 2009, http://www.iss.europa.eu/fileadmin/fichiers/pdf/seminars/annual_2009/AC-2009_concl_E.pdf.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