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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已产生“集群”效应，推动轮辐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化。本文以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三组三边合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网络化的新进展及其深刻背景，并对三边合作发展为“亚太小北约”的前景作了分析。本文认为，三边合作在机制化以及安全合作的深化两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源于美国的政策调整、三边关系中双边安全合作的加强以及亚太地区现有多边机制的不足。未来三边合作能否发展为“亚太小北约”取决于美国的决心与能力、双边关系的发展水平以及各方联合对华的程度，中国需对此密切关注。

　　【关 键 词】网络化/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亚太小北约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通常被形象地喻为“轮辐体系”(hub and spoke system)，美国居于轮子的中心，盟国处于辐条的末端。这一体系的主要特征是，美国与地区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同盟，这些国家与美国单线联系，相互之间缺乏横向安全合作。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出现网络化的发展态势。网络化指的是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机制化，横向联系大幅加强，美国与盟国、盟国与盟国之间开展小多边合作，使得单线联系的“轮辐体系”变得纵横交错，交织成网。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网络化的进展以三边合作为代表，如美日韩、美日澳。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太后，美国力推小多边合作，启动了美日印三边对话。印度有强烈的“不结盟”情结，并不是美国的盟国，但一直被视作“亚太小北约”构想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成为美国及其盟国安全上竭力拉拢的对象。美日印三边合作被称为“隐形同盟”，在一定程度可视为美亚太同盟网络化的新突破。从对亚太安全影响的重要性出发，本文将美日印纳入研究范围。

　　近来，美国主导的三边合作十分活跃，美日澳、美日韩大张旗鼓地搞军演，美日印三边对话在启动不到半年后举行了第二轮对话。三边合作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合作不再是三组双边合作的叠加，而是三方遵循若干规范协调行动，形成了有机整体。三边合作为何出现同步推进、快速发展的态势?对中国来说，最关心的问题是，三边合作是否针对自己?是否会发展为“亚太小北约”?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

　　一、网络化形成“集群”效应

　　以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三边合作为代表，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网络化已颇具声势，产生了“集群”效应，推动原有的轮辐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化。三边合作的“集群”效应具有两大特征：

　　一是合作的机制化。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相继建立了对话机制，政策磋商日趋密切，呈现并行推进的态势。美日韩三边合作始自第一次朝核危机，并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及有关半岛和平机制的“四方会谈”过程中保持了合作。1999年6月，美日韩正式建立了对朝政策协调机制“三边协调与监督小组”(TCOG)，在此框架下定期磋商对朝政策。①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日韩摩擦不断，TCOG机制弱化并陷入停顿。2006年10月朝鲜核试后，美日韩三方恢复磋商，但不再使用TCOG名义。韩国李明博政府上台后，转向加强美日韩合作，三边磋商从司局级、副部级、部级到首脑级不等。美日韩在2009年香格里拉对话间隙举行了首次防长会，2012年决定将三边防长会定期化。②

　　美日澳2002年启动了副外长级的三边高官会(Senior Officials Meeting)，2006年3月正式启动了外长级的三边战略对话(TSD)，同时保留了三边高官会。2007年，美日澳在香格里拉对话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间隙，分别举行了首次三边防长会和三边峰会。目前，TSD框架下的三边定期磋商包括外长级、副外长级及司局级，前两者讨论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全球议题，司局级磋商聚焦反恐议题。

　　美日印三边对话启动最晚，目前磋商层级只是司局级。在此之前，美日澳印企图建立四边对话机制。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啸发生后，美日澳印曾组建“四国集团”救灾。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展“价值观外交”，竭力推销美日澳印四边对话构想。2007年5月，美日澳印在东盟地区论坛(ARF)高官会期间举行过一次司局级四边磋商。由于种种原因，四边对话未能持续。但是，布什政府任内，印度在亚太安全中的作用日益受到美战略界人士的重视，如第二份阿米蒂奇报告呼吁美政府重视印度的作用，称印将在“东亚战略平衡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加强美日印合作。③奥巴马政府将印度纳入“大亚太”视野，推动美日印合作的机制化。

　　二是安全合作的深化。一方面，就地区和全球议题协调立场。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就影响亚太的中长期问题交流看法，减少分歧，增加信任。同时，也为应对突发事件紧急磋商，相互支持，共谋对策。美日澳和美日印磋商的范围大体重叠，均以亚太安全为主。美日澳三边对话强调“三国的共同事业是维护全球稳定与安全，关注的焦点是亚太”。④美日印对话则表示就共同感兴趣的亚太和全球议题进行了“坦率和全面的”讨论。⑤美日韩三边合作范围近年来有从朝鲜半岛向亚太乃至全球扩展之势，开始将维护“亚太和全球的稳定和安全”作为“共同的事业和责任”，⑥三方既关注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伊朗、中东局势的发展，也谋求在人道救援和救灾能力建设、航行自由、海上安全、反恐、海盗、毒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气候变化、发展援助、传染病等议题上加强合作，议题的广泛性堪比美日澳。

　　另一方面，推进各领域安全合作。三边安全合作跨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美日韩合作主要针对朝鲜威胁，但也开始以救灾为名搞联合军演。美日澳重点推进非传统安全，但传统军事合作成分增多。人道援助和救灾上，美日澳建立了信息交换机制，以确保在自然灾害和人道危机发生时能合理利用所有资源。三国决定一同开展救灾训练、负责人道援助和救灾的官员举行技术磋商等。⑦美日澳、美日印都举行过人道援助和救灾演习。海上安全上，美、日、澳、韩、印纷纷将其纳入三边合作范畴。2011年东亚峰会(EAS)上，这些国家以讨论海上安全为由提出了南海问题。反恐、防扩散上，美日澳定期举行反恐磋商，加强情报共享，并协助菲律宾等国反恐。美日韩为防止朝鲜核与导弹技术扩散，出台对朝金融制裁新措施并加大对朝货物出口的监视。反导、情报交流上，三边实质性军事合作浮上台面。日、澳、印、韩都是最支持美国发展反导系统的亚太国家，均与美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双边反导合作，其中美日反导合作最深入，美澳签署了反导协议，美韩、美印开展了反导磋商。经过近10年的发展，美日澳已具备编织反导网的条件。2011年以来，日本再次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美国在保障日本安全的原则下向第三国出售日美联合开发的“SM-3 Block IIA”拦截导弹，为美向澳、韩出口此类导弹开了绿灯。2012年3月，美宣布将通过美日韩、美日澳两组“三边会谈”在亚洲构建类似于欧洲的反导系统。⑧美日澳在反恐与防扩散方面开展了情报交流，如果推进三边反导合作，则对导弹预警等情报共享提出了更高要求，必然推进三边军事一体化。联合军演上，三方军演常态化。2007年4月和10月，美日印、美日澳分别举行了首次三边联合军演。2011年7月南海局势升温之际，美日澳在文莱附近海域搞三方军演。美日韩从2008年起就悄悄开展三方联合军演。天安舰沉没、延坪岛炮击事件后，日本首次派员观摩美韩“不屈的意志”联合军演，韩也首次派员观摩了美日“利剑”联合军演。2012年6月，美日韩公开举行三方联合军演。⑨三边合作成员国近年来积极参加亚太多边军演。美日澳印等国是“马拉巴尔”多国联合军演的主要成员。日、韩、澳、印等国均参加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环太平洋军演”。日、韩、澳是“防扩散安全倡议”(PSI)成员，均举办过PSI多国联合演习。近年来，日、韩等国加入了美泰“金色眼镜蛇”联合演习。2012年4月中菲黄岩岛对峙之时，日、韩、澳首次派员观摩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⑩众多军演中，一部分包含人道救援、救灾及维和等内容，但客观上增强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协同行动能力。很多军演规模大、水准高，美航母出动，先进武器装备登场亮相，针对假想敌演练联合作战。有些军演地点、时机的选择或为了发出政治信号，或为了加大军事威慑。美国则通过这些联合军演，显示存在，强化介入亚太事务的军事能力。

　　三边对话涉华讨论历来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有关国家对此讳莫如深，均异口同声地否认针对中国。三边公开声明中有的表示欢迎中国在亚太发挥“建设性”作用，有的干脆只字不提中国。而双边同盟磋商涉华要直白一些，如美日联合声明公开要求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三边安全合作是否针对中国也始终备受关注。从美加紧编织反导网，美日澳联合演练反潜作战，美、日、澳、韩、印热衷讨论海上安全等动向看，这些国家联合对华的意图日益明显。

　　二、网络化源于亚太安全格局变动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源于过去20年亚太安全形势经历的深刻变化，其“集群”效应的产生发展可从国家政策、双边关系及地区多边机制三个层面加以分析。其中，有关国家政策的变化与亚太力量对比消长密切相关。

　　从国家政策层面看，美国及其盟国转向“抱团”合作是主因。美国是影响美日韩合作的主要变量，(11)也是推动美日澳、美日印合作的关键因素。面对中国崛起、地区领土争端、非传统安全等挑战，美国认识到单靠双边同盟不足以应对，需灵活运用三边和多边合作。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亚太政策一贯将三边合作和地区多边合作定位为有益“补充”，以弥补双边同盟的不足。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坚持以双边同盟为基础，多边合作为补充，但两者对多边合作态度有别。布什政府注重合作实效，对成员众多的地区多边合作投入较少，没有加入东亚峰会，但启动了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及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奥巴马政府兼顾参与和效率，并行推进多边和三边合作，加入东亚峰会，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发起“湄公河下游合作倡议”等，平息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忽视”亚洲的不满。受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消耗及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中国经济则保持了快速发展势头，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中美实力消长令美担忧其亚太“独霸”地位，中国发展航母等军事能力进一步加剧了美担忧。奥巴马政府认识到要维持亚太稳定与和平，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关键的盟国和伙伴国。(12)2009年5月朝鲜二次核试后，美朝野普遍认为朝鲜不会弃核。如果朝鲜继续发展核武与弹道导弹，未来5年左右将对美构成“直接威胁”。(13)奥巴马政府遏制朝鲜核导能力的紧迫感增强，认为中国对朝施压不够，转向依靠美日韩合作应对朝鲜不断增长的“威胁”。可见，奥巴马政府注重利用三边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势使然，旨在增大政策回旋空间。

　　三组三边合作有时被称为“美日＋1”机制，足见日本在三边合作中的地位。三边合作中穿针引线的不仅有美国，日本也极其活跃。由于中日存在历史、领土、海洋等争端，日本对于中日实力对比变化担忧更甚，反应更强烈。日本在加紧提升自主防卫能力和强化双边同盟之外，利用三边合作增加与中国打交道的筹码。同时，日本通过双边、三边合作等方式趁机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行动范围，推进走向政治大国的目标。

　　从双边关系层面看，双边安全合作的加强为三边合作奠定了基础。美日、美澳同盟90年代进行“再定义”，合作范围从狭隘的“国家防御”扩大到更广泛的“国际安全”，关注地区和全球问题，为建立TSD打下基础。(14)近年来三边合作的进展有赖于过去10年双边同盟的强化。美日同盟方面，“9•11”事件后，日本自卫队突破宪法限制，向海外派兵。小泉政府意欲“借船出海”，构建“世界同盟”。美日同盟进行了新一轮重组，军事一体化加速。日本民主党上台初期，因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导致对美关系波折，但很快就回归日美基轴。美韩同盟方面，自李明博政府以来，美韩积极构建“全面战略同盟”，在对朝政策上步调一致。美国首次书面规定对韩提供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将对韩军售提升至“北约＋3”(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待遇水平。韩国加入了PSI，派员参加阿富汗重建。美韩针对朝鲜的联合军演不断加码，为应对朝鲜“崩溃”完善“5029作战计划”。美韩启动了外长和防长级的“2＋2”对话机制，合作向亚太和全球层面扩展。美韩关系由卢武铉时期的摩擦不断转向李明博时期的密切合作，重振了美日韩三边合作。美澳同盟方面，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配合美反恐战争，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2007年9月美澳签署的《防务贸易合作条约》，使得两国大部分防务贸易无需得到政府事先批准，美盟国中只有英国获此待遇。(15)2012年4月，美军进驻澳北部达尔文标志着美澳军事关系的一大进展。此外，美印战略关系加强。美印签署了核协议，美默认了印度的有核国地位，扫清了双边关系中的最大障碍。奥巴马任内，美印深化“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军事合作。2010年6月，美印建立了年度战略对话机制，夯实伙伴关系基础。

　　三边合作的进展也有赖于盟国及伙伴之间横向联系的加强，最典型的是日本与澳、韩、印强化安保合作，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日本与澳、印关系迈向“准同盟”。日本与澳、印相继签署《安保联合宣言》，这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签署类似安保协议，标志其外交安保政策的转折。二是双边高层对话机制相继建立。仿照美日、美澳2＋2机制，日澳也建立2＋2机制。日印机制化合作自2007年以来发展迅速，建立了外长级战略对话机制、副部级的2＋2机制及副部级的国防政策对话。日韩高层互访日益机制化，首脑、外长基本实现了年度互访。(16)三是安全合作深化。日本与澳、韩、印在反恐、海上安全、维和、人道救援、情报交流、军舰互访等方面加强了合作。日澳在东帝汶维和、伊拉克重建中的合作密切了两军关系。日印于2012年6月举行首次海上联合军演，两军交流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与澳、韩、印的军事和情报合作强化。在美日与美澳均签署了《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后，日澳也签署了ACSA，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国防军在执行维和、救灾、人道主义援助等任务时相互提供食品、燃料、交通工具、住所、医疗卫生等后勤保障服务。日韩也已经就ACSA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达成协议。一旦签署，将是二战后日韩首次签署的军事协定，前者可以使日韩联合行动时相互提供后勤支持，后者将使两国发挥互补优势，更好地交流对朝情报。

　　从地区多边机制层面看，地区机制的缺陷为三边合作提供了更大发展空间。亚太各种层次的地区合作机制蓬勃发展，在推进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很大成效，但在“高政治”领域作为不大。APEC在“9•11”后开展了反恐合作，但总体上以推进贸易和投资一体化为主要任务。东亚峰会作为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关注政治与战略议题，成员国对东亚峰会的发展方向没有形成一致看法。东盟地区论坛(ARF)作为体现“合作安全”理念的多边机制，在预防性外交和冲突解决方面进展有限。美日澳都不认为“合作安全”是追求地区秩序的最优先方式。(17)六方会谈曾在地区安全合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来在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陷入停滞，重启遥遥无期。三边合作是介于双边同盟和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之间的一种合作形式，既弥补双边同盟和多边机制的不足，又不会取代现有机制，从而成为美国及其盟国的选择。伴随同盟体系的发展，以双边同盟或三边合作塑造亚太新秩序的主张开始出现，如有的主张以美日韩三边合作框架作为亚洲地区安全合作框架的锚，APEC和ARF以及EAS机制则作为美日韩三边合作的补充。(18)

　　三、亚太同盟网络化难成“亚太小北约”

　　未来一段时间，美日韩、美日澳和美日印将继续推进机制化建设并深化各领域安全合作。从近几年的发展看，美国及其盟国对三边合作日益重视。2007年5月美日2＋2会议通过的共同战略目标，只提出加强美日澳三边合作，未提美日韩，对印度只是提出建立“伙伴关系”。2011年6月美日2＋2会议通过的共同战略目标，提出同时加强美日澳、美日韩三边合作，促进“美日印三边对话”。(19)相隔4年，美日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2012年6月举行的美韩2＋2会议同样强调美日韩三边安全协商的重要性，承诺加强三边安全合作与协调机制。(20)有学者认为，美日韩现阶段以应对朝鲜威胁为主，但中国将逐渐成为影响三边合作的决定性因素。(21)一些智库研究人员开始规划三边合作的未来，主张大幅推进机制化建设。如有的主张美日韩建立“三边安全委员会”，整合美韩安全磋商会议(SCM)与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SCC)，规划三边战略的优先方向。(22)有的主张仿照中日韩，美日韩三边合作也建立秘书处，以推进三边在GSOMIA和ACSA基础上的合作。(23)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提出举行亚太“同盟国会议”(Alliance Caucus)，美国和日、韩、澳、菲、泰五国盟国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地区组织不愿讨论的敏感问题。(24)美日、日澳、美澳均建立了2＋2机制，不排除未来整合成一个三边的2＋2＋2机制。

　　目前的发展态势是否意味着“亚太北约”指日可待?三边合作是否会发展为“三边同盟”?有学者以美日韩合作为例，指出由于把中国作为威胁不现实，以及日韩存在矛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真正类似北约那样的多边同盟组织仍然不现实。(25)也有学者认为美国与盟国要结成“亚太小北约”来遏制中国，美日澳三国轴心形成了“亚太小北约”大构架。(26)以上不同看法说明，大家对“亚太小北约”的含义有不同理解，有的按传统同盟的标准衡量亚太三边合作，有的则将三边合作视为多边同盟的变种。与美国在“9•11”事件后临时组建的“志愿者联合”(Coalition of Willing)比较，三边合作机制化程度高、合作程度更深，政治与安全意义更大，但还很难称之为三边军事同盟。美日安保条约有缔约方遭到第三方攻击时予以军事援助的条款，但日澳、日印安保宣言则不含此重大内容，意味着在遭到外来攻击时彼此没有义务提供军事支援。美日ACSA包括发生武力攻击事态时提供武器弹药的条款，日澳ACSA也不含此内容，相互提供后勤服务限于维和、救灾等领域。上述实质性的差异表明日澳、日印安保合作尚不能与美日同盟等量齐观，还不能称得上是同盟关系，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美日澳合作同样也不能称之为三边同盟。

　　三边合作确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但能否发展为排斥中国的多边同盟是另一回事，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美国的意愿和能力。美国对三边合作的定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仍是对双边同盟的“补充”，并非要取而代之。推进三边对话并非是要建立如北约那样正式的多边集体安全机制。(27)殷鉴不远，冷战时期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失败教训可能使美国在组建亚太小北约时三思而行。多边同盟意味着军事一体化，美国可能承担更多义务，美国是否乐意“自讨苦吃”尚不确定。即使不搞军事同盟，美国仅仅维持住三边的对华协调机制也并非轻而易举。从以往的经验看，盟国军事上不愿被绑上对华“战车”，政治上不愿随美亦步亦趋。2003年10月，澳大利亚给予来访的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同等待遇，尤其是将一贯给予美国总统在澳国会演讲的殊荣给予胡主席。2004年8月，澳外长唐纳表示，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时，澳不会支持美国，在美引发震动和担忧。(28)韩国卢武铉政府谋求为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建立全新的秩序，提出“均衡者”外交构想，在中美之间搞平衡，引起美国不满。日本鸠山政府提出构建“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建立不包括美国的“东亚共同体”。鸠山政府的重要智囊提出构建中美日“正三角形”关系，实现真正的外交自立。(29)鸠山政府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副主席访日，党内大佬小泽一郎率庞大代表团访华等。种种主张和行为引发美不满。上述事例表明，美在双边同盟框架内协调对华政策都如此困难，在多边框架内协调更是难上加难。

　　二是双边关系的发展水平。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解释二战后美国为何签署了一系列双边条约时指出，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对日本侵略记忆犹新，不愿签署一个包括日本在内的多边安全条约，它们担心日本更甚于俄罗斯或中国。(30)从日澳签署《安保联合宣言》看，历史问题已经不是日澳双边关系向前迈进的障碍。(31)但日本和韩国能否彻底消除历史的隔阂仍应另当别论。两国领土争端也不时引发双边关系波动，日韩达成GSOMIA和ACSA后却一再推迟签署一事，反映了韩国对深化与日军事合作的犹豫。美日韩是否能发展为三边军事同盟，不看好的仍占多数。

　　三是各方联合对华的程度。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忧仍是美国与盟国加强合作的强大动力。美国维护亚太“独霸”地位的目标并未改变，仍希望借网络化分担负担，联合对华。日本仍希望借三边合作平衡中国，提升其军事作用。澳、印、韩也都希望在此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增大对亚太事务的发言权。三边合作的发展表明，这些国家对华政策上的共识增多，通过“抱团”相互借重，实现优势互补，未来还可能借中国军力发展开展更大程度的军事合作。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是否进入到了组建多边军事同盟的阶段?从各自的国家大战略看，它们未必选择对抗一途。这些国家认识到只搞对抗没有出路，都愿意保留多种政策手段。美国认为中国不是前苏联，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关系”，对华政策大框架是“两面下注”，既接触又防范。日本既大力推动同盟双边及三边合作，也一再主张建立中美日三边对话机制。鉴于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作用，韩国并不愿与中国完全对立。2011年10月《华盛顿邮报》网络版报道称，李明博希望美国牵制中国，韩国总统府急忙公开采访全文撇清不实解读。(32)澳大利亚地理上远离亚太争端地区，制华意愿没有美日强烈。印度也不会完全为美日所利用，不会因在安全上防范中国而放弃发展对华关系，这一点美日心知肚明。

　　综上所述，三边合作的未来发展既面临有利形势，也面临制约因素。从长期看，三边合作与双边同盟将呈现并行发展的局面，前者的军事化程度会加强，但难以取代后者，轮辐结构将向网状结构而非多边同盟结构转变。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给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新的复杂因素。安全上，美国及其盟国推进反导等合作对中国构成直接军事压力。美国与地区国家以中国崛起为背景“抱团取暖”，加剧地区军事对立，不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构建战略互信。美国及其盟国集体介入地区热点问题，推升了紧张局势，增加了中国推进“合作安全”的难度，不利于中国营造“和谐周边”。政治上，美国及其盟国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发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作用，中国面临承担更大责任的压力。意识形态上，上述国家以民主国家自诩，彼此视为“天然”盟国和合作伙伴，在人权、“保护的责任”等问题上互相呼应，中国所坚持的政治体制及外交准则面临新的挑战。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应多管齐下、从容应对：

　　对三边合作的涉华动向，正面表达关切，坚决反对任何构建“民主国家同盟”的企图，坚决反对三边发展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继续与这些国家开展建设性合作和战略对话，以一种开放、多元的心态与各国交往，尤其应注意加大利益捆绑，以互利共赢夯实合作基础；充分发挥中美各层次磋商机制的作用，探讨中美在亚太开展合作的新途径，实现中美在亚太和平共处；加大对美亚太盟国的工作，采取措施减轻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转变观念，加强与美亚太同盟的互动，考虑适时建立中美日三边战略对话机制。

　　注释：

　　①James L. Schoff, Tools for Trilateralism: Improving U. S. -Japan-Korea Cooperation to Manage Complex Contingencies, Virgina: Potomac Books, Inc., 2005.

　　②王刚：“美日韩防长将定期会晤”，人民网，2012年6月4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18068958.html.

　　③Richard Armitage and Joseph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CSIS Report, Feb. 2007, p. 6.; p. 23.

　　④"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Joint Statement," Sydney, March 18, 2006, 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releases/2006/joint_statement-aus-japan_usa_180306.html.

　　⑤"U.S.-Japan-India Trilateral, Media Note," Washington, DC, Dec. 19, 2011,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1/12/179172.htm.

　　⑥"Trilateral Statement," Washington, DC, Dec. 6, 2010,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0/12/152431.htm.

　　⑦"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Joint Statement Annex;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rilateral Cooperation," Kyoto, June 27, 2008, http://www.mofa.go.jp/policy/economy/summit/f_kyoto08/index.html.

　　⑧雷东瑞：“建亚洲反导系统美国‘剑指’伊朝意在中俄”，新华网，2012年4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2-04/02/c_122921629.htm.

　　⑨“美日韩将在朝鲜半岛南部海域举行联合军演”，新华网，2012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2-06/16/c_123291873.htm。

　　⑩于景浩：“菲美军演敏感时刻举行”，《人民日报》，2012年4月18日。

　　(11)Victor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Feb. 2010, p. iii.

　　(13)Jim Garamone, "Gates: North Korea Becoming Direct Threat to U. S.,"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Jan. 11, 2011.

　　(14)Tomohiko Satake, "The Origin of Trilateralism? The US-Japan-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 in the 1990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1, 2011, pp. 87-114.

　　(15)Emma Chanlett-Avery and Bruce Vaughn, "Emerging Trend in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ies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ustralia and Indi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an. 7, 2008, p. 5.

　　(16)"Japan-Australia Relations,"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ustralia/index.html.; "Japan-India Relations,"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india/index.html; "Japan-Republic of Korea Relations,"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korea/index.html.

　　(17)William T. Tow and Amitav Acharya,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 in the Asia-Pacific," Working Paper, Dec. 2007, p. 24, http://ips.cap.anu.edu.au/ir/pubs/work_papers/07-4.pdf.

　　(18)Hyeran Jo and Jongryn Mo, "Does the United States Need a New East Asian Anchor? The Case for U.S.-Japan-Korea Trilateralism," Asia Policy, No. 9, Jan. 2010, p. 68; p. 85.

　　(19)"Joint Statement of The U. S. -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May 1, 2007,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7/may/84084.htm.;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 S. -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June 21, 2011,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1/06/166597.htm.

　　(20)"Joint Statement of the 2012 United States-Republic of Korea Foreign and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Washington, DC, June 14, 2012,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2/06/192333.htm.

　　(21)Tae-Hyo Kim and Brad Glosserman eds., The Future of U. S. -Korea-Japa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CSIS Press, p. 11.

　　(22)Christopher Griffin and Michael Auslin, "Time for Trilateralism," Asian Outlook, No. 2, March 2008.

　　(23)Victor Cha, "What's Next for the U. S. -Korea Alliance,"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June 6, 2012.

　　(24)Nicole Forrester, "Time for an Alliance Caucus," PacNet, No. 20, March 26, 2012.

　　(25)陈寒溪：“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2期，第35-36页。

　　(26)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27)"Assessing the Trilateral Strategic Dialogue," NBR Special Report, Dec. 2008, p. 13.

　　(28)William Tow, Mark Thomson, Yoshinobu Yamamoto and Satu Limaye eds., Asia Pacific Security: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the New Security Triangl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108; p. 43.

　　(29)寺岛实郎：“美中两极化：日本外交应选择的道路”，［日］《文艺春秋》，2009年10月号。

　　(30)John Foster Dulles,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Foreign Affairs, No. 2, 1952, pp. 182-183.

　　(31)汪诗明：“澳日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准同盟”，《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8期，第31页。

　　(32)权大烈：“亚洲希望牵制中国?美报李明博采访引争议”，《朝鲜日报》，2011年10月14日。^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