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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亚历山大•温特体系建构主义框架下的身份理论至今仍然是国际关系理论界较为系统和完整的身份理论，但是温特的身份理论在概念运用的合理性和逻辑推演的自洽性上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困境。作者将温特的身份理论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背景中予以考察，结合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内身份研究的相关成果，指出温特理论建构中的结构主义和认知主义本体倾向是造成其理论存在概念与逻辑困境的根源。同时，在比较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批判了温特将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个体导向社会身份普遍化的错误做法，尝试提出与个体导向社会身份相对应的关系导向社会身份的概念。关系导向的社会身份概念有助于克服温特身份理论的结构主义、认知主义本体倾向，恢复社会身份的情感意义和行为体的情感施动性，为推进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更为开阔和包容的视角。
【关 键 词】建构主义/角色身份/集体身份/个体导向/关系导向
一引言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界开始了“社会学转向”。20世纪末，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为标杆，社会建构主义确立了在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理论地位。在这20多年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理论构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身份与规范对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基本得到其他理论学派的认可。建构主义研究议程的发展也主要沿着身份认同与国际规范这两个方向推进，不过，这两个主要研究方向所取得的理论化成果却是极其不平衡的。国际规范的研究议程日趋成熟，形成了包含规范兴起、规范传播、规范式微和规范消亡等较为完整的研究内容。①相比之下，身份认同研究却进展不大。至今，学者们对于身份的概念、②身份的形成、③身份的研究路径、④集体身份形成及其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意义⑤等基本问题都难以达成较为广泛的一致意见。实际上，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社会学转向”中的主力军，建构主义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将身份这个社会性因素带入国际关系研究，成为“连接环境结构和国家利益的一个关键点”。⑥正是引入了身份的概念，才打开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家利益概念的黑匣子，提出行为体的身份界定行为体利益的论断，并以此作为建构主义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点。而规范只是身份概念所蕴涵的多种要素之一。⑦鉴于身份研究对于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对身份研究理论化工作滞后的原因进行反思。
建构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温特第一次系统地对身份概念进行了阐述、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身份形成与进化理论。目前，温特的身份理论仍然是建构主义学者进行身份认同研究的起点和依据，可以说，温特的身份理论框定了建构主义身份研究的对象、方法，甚至影响到研究成果本身。不过，身份是多个社会学科内共有的核心命题，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内部，身份现象得到了更为丰富的研究，温特的身份理论也主要借鉴了这些学科内的身份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从以温特为代表的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出发，将身份概念与身份形成置于更为广阔的学科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期发现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在理论发展和经验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根源和可能的解决路径。
二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困境
温特对建构主义所做的最大贡献是将身份这一社会性概念系统地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开拓了新的研究议程。他不仅系统地引入并界定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社会身份的概念，同时提出了社会身份形成与转化的逻辑假设。因此，本文首先从温特身份理论的这两大贡献入手，考察其概念使用的合理性和逻辑推理的自洽性。
(一)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概念使用的合理性困境
温特将国家的身份区分为团体身份(corporate identity)和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前者是非社会性的，后者是社会性的。团体身份指的是构成行为体个体性的内在的、自组织的性质。对于人类来说，团体身份指的就是身体和意识体验；对于组织来说，指的是构成组织的个人、物质资源以及个体得以“我们”来行事的共享信念和制度。社会身份是行为体从他者的视角出发赋予自身的一组意义，也就是将自己当做一个社会性客体。行为体通常有多个凸显性(salience)不同的社会身份。⑧国际关系行为体最重要的两种社会身份是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正是这两种社会身份构成了温特身份理论的基石。
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虽然同属社会性身份的范畴，但是其含义却完全不同，对温特建构主义理论来说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角色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他们只有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counter-identity)的人互动，才能具有这种身份”。⑨角色标示的是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关系，不同角色身份之间区分的原则是行为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功能。角色身份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大厦得以构建的基石，是宏观观念结构作用于行为体行为的中介机制，即观念结构特征通过行为体的角色身份得到反映。在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大厦中，结构与行为体的行为是双向建构的过程，即观念结构反映于行为体的角色身份，角色身份决定着行为体的利益与行为，反过来，行为体的互动行为又是角色身份转化的根源，角色身份的转化达到一定的倾斜点(tipping point)就会催生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变化。在温特的身份理论中，行为体角色身份的进化就是集体身份的形成。
集体身份被温特界定为“把自我和他者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⑩根据这个定义，我们看不出来集体身份与角色身份之间具有什么联系，集体身份的形成也无法说明以角色身份来界定的观念结构是怎样发生转化的。为了克服这个概念转换问题，温特引入了类属身份的概念。类属身份用来指一种社会类别，这样的类别具有各种相同的特征，当然，这些相同的特征是具有社会内容或意义的。(11)认同过程“利用角色和类属身份，但又超越了角色和类属身份。它依赖角色身份，因为它同样依赖一种机制(符号互动论的反射评价机制——笔者注)，这种机制把他者融入以社会建构的‘宾我’(Me)形式所出现的自我。但是，角色身份依赖这种机制是为了使自我和他者担任不同的角色，而集体身份这样做则是为了把自我和他者合为同一种身份”。“它依赖类属身份，因为集体身份涉及共有特征”，所以，“集体身份是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12)
但是，笔者认为，温特并没有很好地解释集体身份是如何成为“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独特结合”的。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都涉及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区分，但是区分的基础是不同的。角色身份区分的基础是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角色和功能，而类属身份所区分的基础是类别差异性。(13)集体身份即认同涉及的是自我和他者类别差异性的模糊，它可能涉及功能和角色的统一，但是反过来情况却不是如此：功能和角色的统一并不能导致类别差异性的模糊。在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所有国家的功能和角色可能都是相同的，但是并不能认为在集体身份的意义上差别模糊化了，所以这两种分类方式不是完全兼容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集体身份充其量是类属身份逻辑的延伸，而与角色身份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
综上所述，温特身份理论所依赖的两个社会身份概念属于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内涵，反映的是行为体社会属性的不同方面。角色身份的进化(即从敌人到朋友的转化)与集体身份的形成(即自我与他者边界的模糊)实际上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温特将两者等同起来，在概念运用上出现了困境。
(二)身份的形成与进化：逻辑推演的自洽性困境
温特的身份理论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身份的形成和转化，这虽然是微观结构层次上的观念转化，但却构成了宏观观念结构转化的必要进程。温特角色身份形成的理论基石是微观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是符号互动理论中的“反射评价”。“反射评价”的含义是，行为体在互动中通过习得他者眼中的自己来形成身份，也就是说，行为体对自己的看法是他们所认为的他者对自己评价的反映，是以他者为镜再现自我，所以又称做“镜中我”。(14)温特将符号互动论的“反射评价”机制分解为两项内容：一是行为体在开始互动的时候具有什么特征；二是一旦开始互动行为体又是怎样习得身份的。在温特那里，互动的起点是一个“没有共有观念的世界”。(15)其基本的逻辑过程可以表述为：行为体带着关于自我身份的预设和相应的对他者角色的预设(暂时的角色身份)开始第一次相遇，在互动交流的过程中，一方由于他者的行为而修正了原先的观念，这就出现了习得现象。习得的一方会根据对情境的重新定义来采取行动，这种行动也向另一方发出了角色设定的信号；被习得的一方解读习得一方的行为，并据此做出回应。这样，互动双方把原先各自单独占有的知识分配状态变为一种共有的知识分配状态，于是行为体就在互动过程中习得了新的身份。
在温特的身份形成理论体系中，角色身份的形成过程并不足以解释身份的转化或进化。正如温特自己所言，角色身份涉及的是采用他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而“采用敌人的视角和采用朋友的视角都属于采用他者视角之列”。(16)为了解释“体系中的主导角色是怎样从竞争角色转化为朋友角色的”，(17)温特转而讨论集体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如前文所述，温特似乎在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之间建立了某种重要的联系，即角色身份从竞争对手向朋友的转化就可以被视为自我与他者边界的模糊与超越。温特论证到：如果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施行“亲社会”的政策，互动中的行为体通过“反射评价”的作用就会将彼此的角色身份确定为朋友；一旦确定为朋友，集体身份就形成了。“亲社会”活动指的是“造就朋友的再现活动”，(18)包括在对待他者的方式上不仅仅考虑到他们的个人安全，而且还关心他们，即便在没有狭隘私利的情况下也愿意帮助他们。至于行为体为什么会愿意采取亲社会的活动，温特给出了四个“主变量”：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以及自我约束。仅仅依靠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和同质性三个变量，无法保证亲社会行为的出现和维持。比如，现实主义学者就论证了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强，行为体的脆弱性提高，反而更加有可能加剧国家的不安全感，从而决心采取措施减少对他国的依赖。(19)与相互依存一样，具有共同命运和同质性的行为体也不一定能实现合作。中外历史上，面对共同敌人的行为体，由于相互之间充满敌意和不信任而无法合作，最终被侵略或消灭的例子不胜枚举；同质性的国家比如民主国家之间也会成为竞争对手，难以开展合作，等等。所以，这三个变量要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消除国家间的恐惧和不信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温特借助于“自我约束”的概念。
在温特看来，通过自我约束可以“克服被他者所吞没的恐惧”，(20)建立信任。在与另外三个主变量或其中一个共同作用下，集体身份就可以形成。根据温特的理解，自我约束是一种信念，即相信他者会在自我要求方面施行自制。自我约束是如何消除恐惧感并建立信任的呢？温特诉诸习惯性逻辑。其论证过程可以表述为：A国不断地服从规范，使得服从成为一种习惯，而B国通过观察A国的习惯性服从行为，发现A国的外交政策中并没有抱怨，这样就可以相信A国会自我约束，尊重B国的需求。(21)但是在笔者看来，习惯性逻辑更像是对信任存在的现象进行描述，并没有为其提供一种有效解释。问题在于，B国对A国行为的观察仍然会在恐惧或者信任的心理条件下进行，观察是否能沿着温特所描述的习惯性逻辑进行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消除恐惧心理。如现实主义所论证的，在恐惧的心理状态下，防御性的行动也会被解读为进攻性行为，因此，恐惧才是安全困境产生的真正原因。(22)所以，温特并没有真正为“亲社会”行为的出现提供解释，即没有指出行为体愿意自我约束、也愿意相信他者真的能自我约束的原因是什么。
综上所述，温特所建构的身份理论在概念运用和逻辑推演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困境。首先，将角色身份的进化等同于集体身份的形成是不合理的。角色身份从竞争对手向朋友转化并不能等同于自我与他者边界的模糊与超越，也就是说，即便是成功论证了集体身份形成的逻辑进程，还是不能说明以角色关系所界定的观念结构是如何进化的。其次，温特所提出的集体身份形成逻辑是不自洽的。恐惧的消除、信任的建立，是温特集体身份形成中缺失的一环。因此，虽然温特成功地将身份的概念带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证了观念结构、行为体身份与行为体利益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温特提供的身份理论本身却是其建构主义理论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也为后来的身份研究带来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温特为什么要在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概念上进行转换？为什么不能为集体身份提供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解释？其概念运用和逻辑推理上的问题对其经验适用性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首先对温特的两个社会身份概念进行追根溯源，将其研究成果置于更为广阔的学科和经验视野中进行考察。
三角色身份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
角色身份概念来源于社会学中具有符号互动主义传统的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而集体身份概念与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具有相通之处。这两大理论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内影响最为广泛的身份理论，也是最经常被其他学科所借用的理论。温特的身份理论对这两大理论的借鉴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为使身份理论契合其理论大厦，温特也对这两大理论进行了削足适履式处理。
(一)社会学身份理论与角色身份
身份理论是根据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来解释社会行为的，它和美国微观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传统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是将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运用到社会学经验研究中产生的理论成果。(23)身份理论认为，社会是复杂分异但却组织有序的，作为社会的反映，自我应该被看做是多面的、有组织的社会建构，组成自我的这些多重要素就是自我的身份。谢尔登•斯特赖克(Sheldon Stryker)提出，相对于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每一种角色位置，我们都具有迥然不同的自我成分，这就是自我的角色身份。(24)角色身份是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根据他人视角将自己标定(labeling)为某一个特定社会类别而形成的。这就是符号互动论的“扮演他人视角”或“反射性评价”机制。
角色是社会中存在的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25)包含着一套具体的规则、期望和规范，具有相同角色身份的行为体，其行为应该具有一定的共同性。(26)但是，在经验研究中，社会学研究者们发现，在一个特定情境中，具有相同角色身份的行为体有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行为。比如，尽管都具有“父亲”这个身份，有的人选择在周末加班，而有的人则宁愿和家人待在一起。出现这种行为差异的原因就在于身份凸显(identity salience)的程度。人的自我界定即身份是一个复杂的层级体系，在这一层级中位置较高的身份与行为的联系更为紧密。在不同的情境中，身份被激活从而对行为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就被称为身份凸显。(27)斯特赖克指出，某种身份的凸显程度是由一个人对某一角色的承诺程度决定的。斯特赖克区分了两类承诺；一是互动承诺(interactional commitment)，反映了与该身份相联系的角色数量，即承诺的广度；二是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指的是与该身份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即这些社会关系可能失去时所产生的情感水平，也即承诺的强度。情感附着程度强的社会关系越充分地依赖于占有某一特定身份，该身份的凸显程度越大，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就越大；同样，这些社会关系中所包含的重要他者数量越多，该身份也就越显著，对行为的影响也就越大。(28)简言之，情感性感受与工具性权衡是影响行为体身份与行为关系的两个重要干预要素。
社会学身份理论是关于社会结构、行为体身份以及行为之间单向关系的理论解释，在这个从上到下的具体关系中，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是行为体的角色身份是对复杂分异的社会角色结构的反映，不同的角色位置伴随着相应的规范要求；二是身份凸显概念表达了角色身份的复杂性与情境性，是角色身份理论在经验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发展；三是情感承诺揭示出角色身份概念中蕴涵着情感价值逻辑，与理性工具逻辑共同影响着身份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温特在角色身份的界定、角色身份对行为体行为的作用以及角色身份的形成机制等方面都与身份理论一脉相承。不过，温特并没有考察身份理论在经验研究中所遇到的困难，因而忽略了角色身份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情境性，也舍弃了身份理论家为完善该理论对身份所蕴涵的情感维度的发掘。
(二)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身份理论与集体身份
社会身份理论是关于群体间关系、群体进程和社会自我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是研究群体间关系影响最大的身份理论。社会身份理论认为社会身份是个体自我概念中来源于“个体对所属团体成员资格的认知和成员资格所包含的价值和情感意义”(29)的那一部分。社会身份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个体所属的某个社会类别(比如国籍、政治团体、运动团体等)以其规定性特征为个体自我界定提供了依据，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这种从属于某个种类的成员资格既描述了也规定了个人该如何思考、如何感受以及如何行事。(30)
社会身份对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内群体偏向和外群体歧视，群体间的关系会根据群体关系性质的不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竞争性和歧视性。这一观点最初来源于亨利•泰费尔(Henry Tajfel)及其同事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室实验，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微群体实验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31)实验结果发现，即使没有任何互动，但是只要人们单纯感受到哪怕是最小程度的分类时，都会倾向于对本群体进行正向评价和分配更多的资源，即内群体偏向；同时倾向于对外群体成员进行负面的评价和分配较少的资源，即外群体歧视。为了解释社会身份的形成过程及其对行为的上述影响，泰费尔强调三个社会认知机制，即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32)这三个机制通过两个假定联系在一起。第一个假定是：为了理解周围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人们会自动对其进行分类。人们将不同个体根据其相似特征进行分类，这种自我分类的结果就是个体身份的“去个人化(depersonalization)”，自我不再以个体身份来定义，而是以所属团体的身份来定义。(33)第二个假定是：人们所有的行为不论是人际的还是群际的，都是由自我激励和自尊这一基本需要驱动的。社会身份理论假设，群体内的成员会努力维持并增进与群体成员资格相联系的自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群体通常根据积极区分的原则与外群体进行社会比较。积极区分指的是人们在进行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倾向于积极评价自己所属的群体，通过这种积极区分的社会比较，群体成员满足了自尊的需求，群体内的社会身份也得到了加强与巩固。
简言之，社会身份理论所描述的社会是由各个相互区别的群体所构成的，这些群体相互区分的标准是个体所感知到的共有特征。值得一提的是，以泰费尔为代表的早期社会身份理论家非常重视情感性因素的作用：不但社会身份本身就包含着对自我所属群体的情感意义，更重要的是，自尊等情感需求还是社会身份形成的主要动力。温特的集体身份概念在诸多方面与社会身份理论有相通之处。首先，集体身份概念反映的是行为体自我与他者边界的模糊，即他者融入自我，成为内群体成员，其先设条件就是自我与他者，即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区分。其次，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基础是行为体所感知到的共同特征，也就是温特所强调的具有社会意义的类属身份。最后，集体身份形成的行为结果就是共同利益与互助行为，这里的预设前提也是自我与他者差异的存在意味着竞争性或敌对性群体关系。不过，温特虽然吸收了社会身份理论关于内群体和外群体区分及其行为意义的一些重要观点，但这只是集体身份概念的先设条件，集体身份的重要意义在于行为体的互动导致行为体对自我与他者差异的超越，这比社会身份理论关于内外群体间关系所做的静止、片面的描述要进步得多。但是，出于建构其理论体系的需要，温特没有关注社会身份理论对情感性因素的探讨。
通过对温特身份理论中相关概念与身份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核心内容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温特对上述两大理论成果进行了有所取舍的借鉴。总结起来看，有两取两舍。首先，温特吸取了身份理论对角色身份的结构化界定，行为体的角色身份是对某种社会结构的内化。其次，温特吸取了社会身份理论关于内群体(自我)与外群体(他者)的区分以及这种区分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以此作为集体身份形成的初始条件。不过，温特舍弃了角色身份理论对身份与行为之间复杂性与情境性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温特完全忽视了情感性因素对身份形成以及身份与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这是两大理论都做出重要探索的一个内容。温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取舍？这样的取舍如何影响到了其身份理论中的概念使用与逻辑推演？在经过这样的取舍与融合之后，温特的身份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并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下文将结合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本体性倾向，综合运用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比较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
四温特身份理论困境的根源与经验适用性
实际上，上述三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温特对其他学科内身份概念的有选择借鉴反映了温特所坚持的一些本体性假定，其概念和逻辑上所出现的困境正是这种削足适履式取舍的结果，而这些困境也决定了温特的身份理论在国际关系现实中的有限适用性。结构主义、认知主义是温特建构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本体性倾向。结构主义是温特不得不在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概念之间转换的根源，认知主义则是温特身份转化逻辑推演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物化的社会结构与角色身份的变化
温特之所以用集体身份的概念来描述角色身份的转化，最主要的原因是角色身份概念的结构性特征限制了角色身份改变的可能性，这是温特对社会学角色身份概念结构性的继承所致，也根源于温特在本体层次上对“物化”结构主义的不彻底批判。
在温特的理论体系中，国际社会的宏观结构是由各种角色位置及其承载的观念所构成，角色身份的概念将国际社会宏观观念结构与行为体行为联系起来。行为体通过内化国际社会中的角色位置而获得自我身份。行为体在内化不同的角色位置后，就会按照角色位置所蕴涵的角色期望来采取行动，成为国际政治中角色位置结构或观念结构的自觉维护者。这就是说，国际社会的这种角色位置结构一旦建立，似乎就获得了一定的自我实现性和稳定性。
实际上，社会结构所具有的这种自我实现性与稳定性是与本体假定上的“物化”结构观联系在一起的。“物化”结构的错误，也就是使结构脱离造就和再造结构的施动者和实践活动，是温特对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批判之一。(34)物化指的是“把人的活动的产品理解为似乎不是人的产品的物体，比如理解为自然因素、宇宙规律的结果或是天意的表现等”，物化的世界“成为他无法控制的外生事物(opus alienum)，而不是他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的内生事物(opus proprium)”。(35)温特将互动带入理论研究范畴，指出观念结构是互动实践的结果，避免了物化的第一个标准：将人活动的产品理解为某种客观规律的表现。不过，温特认为“集体知识”(宏观结构)具有客观性质，它附着于共同知识(微观结构)之上，但是它的作用不可以还原为共同知识和个体信念，也不会因为个体信念的不同而改变。也就是说，宏观结构的变化相对独立于行为体的具体实践活动。温特比喻这种附着关系“就像思维附着于大脑一样”。这是社会学中“本体性依赖不等于本体性还原”的原理，即结构的产生依赖于单位的互动实践，但是结构一旦产生后，就不能还原到单位。(36)这样一来，虽然承认了结构是人互动实践的结果，但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人无法控制的外生事物，结构与个体实践的双向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仍被还原为结构对个体的单向建构，结构仍然具有某种“物化”的特性。
角色身份概念反映了这种具有“物化”特征的结构观，从逻辑上和经验上都对国际关系中的身份研究带来了困难。从逻辑上说，角色身份所具有的这种自我实现性与稳定性为解释结构的变化(或进化)带来了困难。将观念结构或角色位置结构假定为超越具体互动实践的自在物，不随着具体的互动实践而改变，而角色身份又是这种自在结构在自我概念中的反映，这就使得温特无法合逻辑地解释角色身份的转化，这也是温特不得不跳出角色身份概念的框架，转而求助于集体身份的概念来解释身份进化的原因；从现实经验中来说，以物化结构观为基础的角色身份概念越来越不能描述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现实状态。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最大的现实就是体系结构处于调整和变化之中，“世界进入了一个国际观念发生变化、国际规范新旧交替的时代”，(37)宏观观念结构模糊不清。与此同时，在微观互动层次上，国际社会行为体的互动实践正在不断建构和重构着行为体的社会身份，行为体的利益与行为越来越紧密地与互动实践和互动情境联系在一起，“物化”的结构主义倾向的角色身份概念越来越难以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现实。
(二)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与集体身份的行为意义
集体身份概念假定自我与他者差异的模糊与超越等同于朋友关系的建立，也就是说，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是敌对或不友好行为的根源。这和社会身份理论的基本判断一致。但是，对于社会身份理论的这个判断，社会心理学内部也有很多争议，很多批判性证据来源于社会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质疑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群体间的差异并不一定导致歧视、敌意的群体间关系，冲突只是群体之间多种分异表达形式的一种。比如，在群体分异的基础上，群体间关系可以是自我削弱(不批评他者的身份甚至会夸大对方)、恐惧并削弱对方(将对方看做威胁)以及身份间的对话(承认差异，同时通过接触交流寻求共存与共同繁荣)。(38)群体分异到底以什么行为方式来表达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文化环境而不仅仅是心理因素。一系列跨文化的比较实验证明了在很多文化情境中，人们并不从事内群偏向和外群歧视。(39)史蒂夫•赖歇尔(Steve Reicher)和尼克•霍普金斯(Nick Hopkins)对此进行过总结：如果群体文化认为主导、富足和侵略最重要，那么与外群体的分异可能会导致歧视性情感和行为；但是群体文化的特征也可以是仁慈宽恕、慷慨大方以及关心仁爱等，那么分异所导致的行为就不是歧视等负面情感和行为。因此，群体间情感与行为取向取决于特定的文化对类别的界定。(40)
第二，群体分类的基础并不仅限于行为体对相似性或差异的感知。亚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行为体在进行内群体和外群体分类的过程中，不仅会强调差异性，还会判断行为体间关系的性质，即他者与自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网络之中。(41)也就是说，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根据相似性或差异性来界定，还可以通过共同经历、甚至根据所处情境或行为体所建构的任何相关关系来建构。即使是完全陌生、没有任何共同经历的个人也可以通过某种“缘”来建立起认同关系。(42)
社会心理学内部对社会身份理论的质疑与批评对于判断集体身份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适用性颇有帮助。首先，从体系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上来看，既然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并不一定带来敌意，角色身份从竞争对手到朋友的转化就并不一定依赖于自我与他者差异的消除。因此，仅仅从自我与他者差异的存在或消除出发来研究身份的转化是狭隘的。其次，从理解国际关系现实角度来看，这种强调以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为基础的群体间关系也是不充分的。群体间关系建构的基础可以非常广泛，而且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影响群体间关系的因素是很不相同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发生于多种文化的影响之下，单一文化传统占据主导地位出现的几率很小。这使得以自我与他者差异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在经验研究中有可能是误导性的。
(三)认知施动性与情感施动性
温特在引入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概念的同时，剔除了这两大概念中所包含的情感意义。角色身份理论家提出了身份凸显的概念以解决经验研究中出现的角色身份多重性问题，从而也引入了互动承诺和情感承诺的概念。行为体角色身份对行为影响的大小还取决于行为体对该身份重要性的工具性评估和情感性感受。行为体的情感施动性是身份对行为发挥作用的重要干预力量。社会身份理论家在定义社会身份时就明确指出了身份的情感含义，也指出了自尊这一情感性需求对身份形成的驱动作用。尽管其身份概念借鉴了这两大理论，但是温特却完全剔除了这些情感性因素。温特将角色身份界定为行为体关于自身在国际政治角色结构中所占据的角色位置的认知，将集体身份/认同也定义为一个认知过程，一个关于自我和他者边界的心理认知过程。这样的认知过程与理性主义的认知过程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区别仅仅在于后者是基于“工具性推理”的工具理性，而前者是基于“规范性推理”的社会理性。(43)
实际上，人类的认知施动性在哲学上与对“表象知识representative knowledge)”的追求相联系，而“表象知识”压倒“实践知识”成为社会科学主导知识体系也只是在近代开始的。随着启蒙运动的推进，理性被认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坚信通过理性认知追求和积累“表象知识”，人类可以揭示世界的真实存在。(44)而情感则被看做是理性的对立面，与理性是二元分立的。(45)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神经生物科学领域出现了一股情绪研究热潮，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所掀起的以情绪为主要关注的神经科学革命，对情绪与认知、情绪与理性之间关系的传统观念造成了冲击。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R. Damasio)通过大量临床实验研究，得出了理性的决策和社会行为依赖于情感的研究结论。(46)理性决策不仅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还必须要有情绪与感受的支持。尽管对于人类来说，大多数行为要依靠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更为复杂的理智系统，但是理智系统自身是作为自主情绪系统的延伸进化而来的，情绪在理智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情绪可以使某一前提凸显出来，从而使个体更偏好这一前提所得出的结论。情绪还可以协助各种事实的心理存储过程，而这些事实在决策时将会发挥作用。(47)总之，达马西奥的研究表明，情绪和理性认知一起，相互协调、相互反馈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没有情绪的存在，仅仅依靠认知能力，人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有正常的社会行为。这个重要发现对包括国际关系身份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意义深远。
正因为在社会关系中不存在纯粹的认知施动性，温特对情感施动性的排斥就为他的身份理论逻辑带来了无法克服的问题。在集体身份形成即从敌人到朋友的角色身份转变过程中，一个需要解释的关键环节就是恐惧的消除和信任的建立。如果行为体不具备情感特性，恐惧或信任等情感信念就不会发生作用；而一旦承认在集体身份形成过程中恐惧和信任等情感信念发生作用，那么要消除和改变这些情感心理状态，就不能不承认行为体具有情感感受和情感施动的特征，也就不能不涉及情感性进程及其与身份的关系。实际上，在其思想早期，温特也注意到集体身份中的情感性因素，所以借用了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的移情性相互依赖的概念来说明集体身份的特征。(48)只是在认知施动性的整体框架下，温特不得不放弃对身份现象中情感因素的探究。
(四)个体导向的社会身份与关系导向的社会身份
身份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自我概念的界定，其方式要受到文化的协调与影响，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个体的自我界定具有不同的取向。在对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个人主义社会与关系社会的区别。西方社会中的个人如一捆捆竖立在田地里的稻秸，相互独立，由社会契约和组织将他们维系在一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则好像水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社会关系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圈子和每个波纹都是通过某种关系联系在一起。(49)与个体主义社会相对应的，是个体导向的社会身份，是“独立的自我(independent self)”。“独立的自我”指的是个人被看成是一个“有边界的、独一无二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动机和认知的整体，既与同样作为整体的他者相对应，也与社会和自然背景相对应”。(50)与关系社会相对应的是关系导向的社会身份，(51)是“相互依赖的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在“相互依赖的自我”概念中，自我与周围环境(包括他者)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他者”或“与他者关系中的自我”是个体经验的中心内容。(52)
关系导向的社会身份概念与个体导向社会身份概念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对身份的意义不一样。个体主义社会身份对待他者的目的不是他者本身，而是将他者和社会情境整体当做“反射评估”的标准，或者是作为可以证实或确认自我内部核心的资源。(53)不论是角色身份还是集体身份，都是具有个体主义导向的社会身份概念。虽然他们都关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但是他者都是作为确认“自我”的位置或种类的参照而存在的。而关系导向的社会身份将与他者或外部环境的关系作为自我再现的一部分，他者不仅仅作为自我“反射评价”的参照，与他者的关系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维持与他者的关系本身成为一种目的。
关系是复杂的、多维度的，行为体所置身的环境不是由不同角色位置构成的固定结构，也不是由共同特征所界定的群体，而是“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54)关系的本质是运动，(55)界定行为体身份的关系环境是变动不居的，随着行为体的社会实践不断发展变化，因此，行为体的社会身份也在变动的关系网络中不断建构与重构；在多维度的关系网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情感，(56)“情或人情是关系的核心要素”、“关系必须建立在情感和忠诚之上”。(57)关系中的情感在行为体的互动进程中建立、维系和得到强化。(58)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变动不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关系的情感基础就需要不断得到维护和巩固。在关系性社会中，维持与他者的关系意味着不断地关注他者的需求、愿望和目标。(59)因此，尽管与社会身份理论的观点一致，认为自尊等情感需求是社会身份形成的重要驱动力量，但是关系社会中，满足自尊等情感性需求的方式不是进行内偏向的积极区分，而是持续不断地维持并增强与他者的关系本身。
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为理解关系导向的社会身份概念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从1967年开始，东南亚国家开启了一体化进程。在40多年的时间内，东盟国家成功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安全共同体。(60)这种安全共同体的建立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共有社会身份得以确立。但是，个体主义导向的社会身份概念，无论是角色身份还是集体身份都无法描述这种现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以及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的多样性是东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东盟成员国之间远未建立起超越自我与他者边界的集体身份，成员国之间还存有较为重大的利益分歧，甚至还偶会出现武装冲突。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共有社会身份在本质上是东盟各国维系并推进一体化进程的长期努力所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是相对于规则治理的“关系治理”，(61)时刻关注、尊重并照顾各个成员国的利益需求、特殊性以及情感感受是这种治理方式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协商一致、照顾各国舒适度等“东盟方式”成为东盟重要内生规范的原因。
总之，不论是个体导向的社会身份还是关系导向的社会身份，都是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自我界定的一种方式。温特希望在西方社会个体导向的社会身份概念基础上建构起具有普遍意义的身份理论，自然不能解释复杂、多种文化影响下的国际关系现实。因此，在将其运用到国际关系现实中时会出现多种困难，不是不能把握和解释某些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比如东亚、东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就是对理解和解释某些国际关系互动起到误导性作用，比如在东西方国家互动过程中，过于强调差异性以及由此推演出的只有消除差异才能和平共处的逻辑结果。
五结论
通过在更大范围社会学科背景中对温特身份理论进行考察和反思，有几点比较清楚地展现出来：
第一，结构性的角色身份概念由于缺乏变化的维度对温特身份理论的发展带来局限，国际社会结构的模糊化和变动性也使得角色身份的概念难以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中的现实。第二，集体身份的概念虽然反映了微观层次上观念结构的进化，但是其个体主义导向的界定方式使其具有很大的狭隘性，而当温特试图用这个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概念来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身份理论时，就容易产生误导性后果。第三，情感施动性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施动能力，没有情感要素的支持，理智的社会行为是不可能的。社会身份是包含认知含义和情感意义的概念，其中，情感是社会身份形成和转变的驱动性力量。
为解决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中的困境，为与个体主义导向的社会身份概念相比对，本文所引入的关系导向社会身份概念是来源于关系性社会文化传统的概念，它虽然也是源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但是却能较好地克服温特身份理论中结构主义、认知主义本体倾向给理论发展和经验运用带来的困难。关系导向社会身份概念的提出也有利于避免个体导向社会身份概念的狭隘性，消除其对理解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现实所产生的误导作用。总之，建构主义身份研究学者需要突破结构主义和认知施动性等本体性倾向的束缚，重视社会身份概念的文化特殊性，恢复社会身份概念的情感含义，用更加开阔和包容的视角来推动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展。
秦亚青、郑启荣、朱立群、王帆、方长平等学者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都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批评与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秦亚青：《文化、文明与世界政治：不断深化的研究议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5页。
②Rawi Abdelal, Yoshiko M. Herrera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eds. , Measuring Identity: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Richard Ned Lebow,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2, No. 4,2008, pp. 473-492.
④Charlotte Epstein, "Who Speaks? Discourse, the Subject and the Study of 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2, 2011, pp. 327-350.
⑤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4, 2003, pp. 539-590; Brian Greenhill, "Recogni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2, 2008,pp: 343-368.
⑥罗纳德•杰普森、亚历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规范、认同和国家安全文化》，载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宋伟、刘铁娃译：《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⑦Rawi Abdelal, Yoshiko M. Herrera and Alastair Isin Johnston, eds. , Measuring Identity: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pp. 21-22.
⑧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 2, 1994, p. 385.
⑨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⑩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
(1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3页。
(1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
(13)Kay Deaux, "Social Identification," in E. Tory Higgins and Arie W.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New York: Guilford, 1996, pp. 777-798.
(14)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ate," p. 390.
(15)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13页。
(16)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19页。
(17)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25页。
(18)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28页。
(19)Joseph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3, 1988, pp. 485-508.
(20)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31页。
(2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31页。
(22)Neta C. Crawford, "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 Propositions on Emotions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 4, 2000, p. 116.
(23)Michael A. Hogg, Deborah J. Terry and Katherine M. White, "A Tale of Two Theories: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Identity Theory with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58, No. 4, 1995, p. 256.
(24)Sheldon Stryk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 Social Structural Version, Palo Alto: Benjamin/Cummings, 1980.
(25)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分析路径》，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48页。
(26)Kay Deaux, "Social Identification," p. 778.
(27)Michael A. Hogg, Deborah J. Terry and Katherine M. White, "A Tale of Two Theories: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Identity Theory with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 257.
(28)Sheldon Stryker and Richard T. Serpe, "Commitment, Identity Salience, and Role Behavior," in W. Ickes and E.S. Knowles, eds., Personality, Roles, and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Springer-Veerlag, 1982, pp. 199-218.
(29)Henry Tajfel,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55.
(30)Michael A. Hogg, Deborah J. Terry and Katherine M. White, "A Tale of Two Theories: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Identity Theory with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p. 259-260.
(31)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49页。
(32)Henry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3, 1982, pp. 1-39.
(33)John C. Turner, et al. ,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87.
(34)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86页。
(35)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6,p.89.转引自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94页。
(36)Karsten R. Stueber, "How to Structure a Social Theor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36, No. 1, 2006, p. 100.
(37)秦亚青：《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1页。
(38)Steve Reicher and Nick Hopkins, Self and Nation: Categorization, Contestation and Mobilization, London: Sage, 2001.
(39)Masaki Yuki, "Intergroup Comparison versus Intragroup Relationships: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in North American and East Asian Cultural Context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66,No. 2, 2003, pp.171-172.
(40)Steve Reicher and Nick Hopkins, Self and Nation: Categorization, Contestation and Mobilization, London: Sage, 2001, pp. 33-34.
(41)David Yau-fai Ho, "Relational Orientation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in Uichol Kim and John W. Berry, eds. ,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3, p. 258.
(42)Nan Lin, "Guanxi: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 Alvin Y. So, Nan Lin and Dudley Poston, eds.,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1, pp. 153-166.
(43)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2, No. 2, 2008, p. 271.
(44)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pp. 257-264.
(45)炎冰、严明：《心身二元与科学之科学》，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5-22页。
(46)安东尼奥•达马西奥著，毛彩凤译：《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7)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2007年版。
(48)在早期的文章《集体身份的形成与国际国家》中，温特指出当集体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后，自我和他者之间就会存在一种移情性相互依赖(empathetic interdependence)，而不是工具性(instrumental)或情境性(situational)相互依赖。参见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2, 1994, pp. 384-396.
(49)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50)Clifford Geertz,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American Scientist, Vol. 63, No. 1,1975, pp. 124-131. 转引自Hazel Rose Markus and Shinobu Kitayama,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98, No. 2, 1991, p. 48.
(51)David Yau-fai Ho, "Relational Orientation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p. 240.
(52)Hazel Rose Markus and Shinobu Kitayama,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 225.
(53)Hazel Rose Markus and Shinobu Kitayama,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 226.
(54)秦亚青：《关系本体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1页。
(55)秦亚青：《关系本体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74页。
(56)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57)Nan Lin, "Guanxi: A Conceptual Analysis," pp. 153-166.
(58)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0页。
(59)Hazel Rose Marku and Shinobu Kitayama,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 229.
(60)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1)Qin Yaqing, "Rule, Rules, and Relations: Towards an Synthetic Approach to Governan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2, 2011, pp. 11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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