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给世人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具有勃勃生机与活力的。我们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中国模式。完善中国模式，应当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科学处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涉及完善中国模式的世界观、方法论，也涉及完善中国模式的价值观和具体措施。

　　【关 键 词】中国模式 重要关系 辩证处理

　　近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有的学者认为，没有什么中国模式；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客观存在。我认为，中国模式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有其特点和优越性。当然，这一模式也存在着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完善中国模式需要处理好十大重要关系。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足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前提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贯穿社会主义发展全过程的最根本的普遍性原理，基本原则所要求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与其他任何社会制度都有根本区别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强调：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诞生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以坚持上述基本原则为前提的。

　　其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与发展。马克思曾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也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些论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开放的、发展的，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进步而不断丰富的。它只要与一个国家的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就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以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思想，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关于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思想，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使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二、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关系

　　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关系：坚持用一元化引领多样化，并不是要用一元化代替多样化；我们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也并不是无视社会思想多样化的现实和趋向。

　　首先，社会思想多样化是一种正常状态，也是一个客观存在。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我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我们当然也不能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即精神性的东西只有一种存在方式。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在思想认识、道德选择、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社会意识空前活跃，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价值观念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应当看到，社会思潮的多种多样，不同观点的争鸣切磋，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平等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有利于拓宽人们的视野，激发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理论等各方面的创新，促进社会的进步。

　　其次，多样化社会思潮需要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引导。多元化社会思潮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进行引导的。在自发的意义上，很多社会思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的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也有所滋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深入人心，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论时有出现；热爱祖国、改革创新成为精神生活的主流，但崇洋媚外、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仍然存在；知荣明辱、敬业守法是大多数人的追求，但见利忘义、诚信缺失、媚俗低俗等消极面也不可低估。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不断，一些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不时出现，特别是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困难，也必然反映到人们思想上来。

　　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潮多样化的关系要求我们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只要在多元多样中立主导，在变化变动中定准心，在交流交融中谋共识，社会思想领域就会经常保持和谐向上、生机勃勃的喜人局面。

　　三、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

　　首先，要坚定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经济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对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应有明确的数量和质量规定，争取使既能体现公平性又有效率性的公有制经济比重达到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程度。这是体现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数量、质量优势的最低限度，从能否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来看，有必要显著高于最低比重标准，并且根据不同行业的具体特点确定最适宜的比重标准。

　　其次，要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激发民间的市场活力和市场创造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非公经济快速发展，使市场活力充分显现出来。2010年，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量超过800万户，达到840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19万亿元。个体工商户超过3400万户，注册资金总额超过1.3万亿元。2010年年底中国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总数超过1.8亿，成为扩大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总额超过4500亿美元，个体私营企业完成税收总额11173亿元。要进一步发展非公经济，引导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再次，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正在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不是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关系。相反，两者应当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得到了巩固，而且也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样，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国有经济的发展。

　　四、按劳分配为主体与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

　　首先，按劳分配作为基本制度应当坚持，应当名实相符。2010年中国出现的富士康事件、广州本田事件、河南平顶山事件，都与劳资问题有关，都与按劳分配没有得到切实落实有关。2001～2006年，GDP总量翻了一番，但工资总额却不断下降：2001年，工资总额为13161亿元，占GDP的13.7％；而2006年，工资总额为23439亿元，占GDP的比例下降为11.2％；2007年，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下降为11％。这种增长模式，既不符合按劳分配的要求，也不利于发展方式转变。劳动收入在一次分配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并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53％下降到2007年的39.74％，公有制企业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也被当做包袱推向社会，出现了引起社会强烈不满的养老、医疗、教育等“新三座大山”。中国基尼系数已从1985年的0.24上升到2007年的0.48，而根据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超过0.4就意味着贫富差距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要通过落实按劳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其次，要通过完善多种分配方式，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现在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按照占比大小分别是：工资性收入(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70％。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较小，大约在2％。在发达国家，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一般在40％左右，财产性收入一般占50％左右。如何增加财产性收入?保持股市和基金相对稳定并健康发展，使普通民众能够长期稳定地获得财产性收入，特别要给中国股民更多的投资机会；降低房屋出租的税收额度，使房屋出租市场更加活跃，使百姓收入不断增加；不断开辟适合百姓投资的金融品种。

　　五、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首先，在新世纪新阶段，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消费低速增长的趋势还在继续。正是由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导致了产业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旺，就业压力不断加大。我国投资率长期偏高，在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上升期中，投资率不断攀升。世界各国投资率平均是20％多一点，而我国2007年投资率达到42.9％。即使考虑到在工业化过程中投资率一般较高的因素，与国外同样发展阶段相比，我国投资率也明显偏高。如1960～1997年，韩国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8.4％，泰国为30.6％，马来西亚为28.3％。与投资率过高相对应，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1951年，我国的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占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占GDP的37.5％，政府消费占GDP的28％。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占GDP的71％。消费率偏低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应当改变这种状况。

　　其次，解决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投资率多少才合适呢?有的学者提出，投资率不应超过38％，最好为36％左右，积累与消费比例应该为38∶62；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恢复到35∶65；有的学者提出，我国的积累(投资)率应以20％～25％为宜，但最高不宜超过25％，也就是说积累与消费比例应该为25∶75。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不断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方面找到一个均衡的比例。

　　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首先，公平与效率谁优先的问题涉及劳动与资本谁优先的问题。劳动优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了人类的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1]劳动优先不仅仅是讲作为“人类生活永恒的自然条件”的劳动应当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而且是讲它有特定的含义。劳动优先意味着劳动者优先，意味着我们的国家政权是劳动阶级的政权。劳动优先就要求政府最大限度地为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努力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劳动优先要求政府制定各种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包括拖欠工资和不缴或欠缴工人社会保障金的处罚法规，包括雇佣童工的处罚法规；劳动优先还要求政府保障劳动者正当权利的实现，例如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努力实现劳动者工资的不断增长，使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优先既可以解决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又可以解决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其次，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应当下大力气处理好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增长的相互关系。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不断上升的，资本收入所占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据统计，美国在1870年到1984年的114年中的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由50％上升到70％，平均每年增加0.2个百分点；英国在1860年到1984年的124年中，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由45％上升到70％，资本要素收入所占比重由36％下降到20％左右。初次分配是指在直接的市场经济报酬分配中的分配，或者讲企业、政府、事业单位的第一次分配，如工资发放、企业利润、政府税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过度倾斜的现象，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政府部门10多年来的税收年增长率超过20％，企业收入年增长率则是在12％左右，而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只有4％左右。过去几年中，GDP总量翻了一番，但工资总额却不断下降：2001年，工资总额为13161亿元，占GDP的13.7％；而2006年为23439亿元，占GDP的比例下降为11.2％。每年下降大约0.5个百分点。

　　必须尽快扭转这一趋势。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50％以上，例如，美国多年平均水平是56.9％，英国是54.5％，日本、法国、加拿大分别是51.7％、51.6％、51.3％。党的十七大讲：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要切实制定制度加以落实。2010年9月16日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胡锦涛致辞表示，要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促进体面劳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强调公平与正义就必须倡导劳动的解放。

　　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这是由中国发展的包容性增长的特点决定的。

　　首先，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社会发展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的投入，没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不可能有这些投入的。例如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0年中央财政拟安排投入“三农”8183亿元，比上年增加930亿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当年再提高10％；拟安排3185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建设保障性住房300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280万套；要把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的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120元，比上年增长50％，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拟安排保障性住房专项补助资金632亿元，比上年增加81亿元。这成千上万亿元的投入都是由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还为社会发展提供了途径和方法。在经济上我们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发展方面我们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实行更强有力和更清晰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社会投资，使企业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问题；借助金融手段来建立诸如儿童信托账户，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贫困问题等。

　　其次，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有效地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是不矛盾的。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分散经济发展的成果，还可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良性互动；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会拉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发展。邓小平讲，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江泽民指出，要把关注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胡锦涛强调：切实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例如解决住房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注的问题，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指出：“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2]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在有充足房屋的情况下造成工人住房短缺。“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3]。在恩格斯看来，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问题是与消灭剥削和压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解决住房问题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之源。必须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状况。

　　八、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首先，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发展要求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体制缺乏整体的设计。这种整体性缺失体现在：一是机构之间缺乏法理上的合作机制，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和机构相互之间的合作程度不高；二是缺乏机构履行职能与法律之间的协调，有的时候是有法律而无履行法律的机构，有的时候则是有机构而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三是在设计机构改革方案时不是整体设计，而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孤立进行。这就容易造成部门利益法定化和最大化，而忽视社会利益。只有不断完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才能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是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基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各种政治上的障碍，使生产力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对于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可以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不断克服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让社会公民更多地参与经济生活并提高社会消费水平；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保证改革决策更加协调和有效，提高改革的效率；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发展基层民主可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为发展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

　　九、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新世纪新阶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应当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颗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下不好，其他两着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领导艺术，要坚持把改革力度、深度与发展速度、强度以及社会认同度、可承受度统一起来，使三者同频共振。

　　首先，改革是硬战略。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通过改革，我们不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从而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通过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又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不断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通过改革，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相协调，使改革获得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其次，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是第一要义。发展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实现从总体小康社会到全面小康社会的跨越，必须靠发展，我们国家人均GDP只有4500美元，属于世界中下水平，只有不断发展自己，才能摆脱这一状况；解决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必须靠发展，中国现在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他们的生活状况还比较差，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应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经济的变化，必须靠发展，无论是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应对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国都是依靠自己比较强大的物质基础，今后面临的风险会更多更大，必须进一步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

　　再次，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人民内部各种具体利益矛盾难以避免地会经常地大量地表现出来。这些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的发展变化，积极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健全民主制度，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基层基础建设，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使社会稳定建立在可靠的组织体系基础之上。

　　十、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首先，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国内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基础，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最根本的是讲国内发展是最硬的道理。最硬的道理意味着：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要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新型工业化体系、信息化体系、现代农业体系等；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把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作为推动国内发展的重要手段，不断推动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完善，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进步；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既不拘泥于已有的发展经验，也不全盘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维护国家利益，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我国内部事务。同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高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效益，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继续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其次，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水平。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从国际经验看，成熟的市场经济都是开放型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什么是开放型经济?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就是一定时期内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该指标可以反映一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2006年中国的GDP为20.9万亿元，进出口总额为1.76万亿美元，按美元兑人民币1∶7.8的汇率计算，外贸依存度为65％；2007年中国的GDP为24.6619万亿元，进出口总额为2.1735万亿美元，按当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计算，外贸依存度为66.2％。200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约为60.2％。这几年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在50％左右。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当然，这一依存是双向度依存，而不是单向度依存。双向度依存意味着不仅中国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同时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开放型经济的质量不高：一个表现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太低，2007年是7％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是50％左右；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对外贸易的利润太低，必须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技术含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5.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6、142.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