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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突破传统苏联教科书藩篱，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共同追求。也就是在反教条主义的运动中，MEGA研究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国内学界的显学，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自觉的创新意识。但也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抛弃原有苏联模式，将视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本。笔者以为，这种“路径依赖”是值得商榷的。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绝不能把前苏东模式和学院版MEGA（特别是1990年之后的直接当做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本，这样不仅会导致“本真马克思”崇拜，而且也会冲击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要想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要凸显中国问题意识，形成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此，本文就以MEGA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为例，详细论证加强“中国问题意识”的必要性。

　　一

　　首先，我们简单梳理一下MEGA的历史，以便澄清MEGA的本质和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计划也提上日程。1910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出版“学术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但这一计划并没有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视。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新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列宁的支持下采纳了这一计划，出版发行了“历史批判版全集”，即历史上的MEGA1。

　　关于这一全集的编辑原则，梁赞诺夫曾指出“我们的版本所追求的最为重要的目的是，必须让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的思想全貌在所有领域内都能够为学术研究所利用。因此，我们摒除任何主观的介入或解释，将重中之重放在严格意义上的准确的文本再现上。”[1]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性、完整性、准确性”构成了这一全集的首要品格，这也是一些学者把MEGA1称为学院版全集的根本依据。但必须指出一点，这与西方马克思学所主张的“零度意识形态”的价值中立存在着根本差异：它虽然主张以科学的精神来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面貌，但它在最终旨趣上绝不像西方马克思学那样，完全消解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反，它的最终目的是为苏联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服务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MEGA1项目本身是苏联与第二国际争夺马克思主义最高解释权斗争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第二国际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宗主国，为了与第二国际相抗衡，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书信，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最终取代第二国际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收藏和出版的最高理论权威，取得了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全面胜利。从这点来看，MEGA1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第二，MEGA1项目是在列宁的全面支持下进行的，他对这一项目最根本的期待是为了“让广大工人阶级读到真正的马克思”[2]，而这点无疑影响了梁赞诺夫。后者之所以采用科学的精神来再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原貌，根本目的并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恰恰相反，他是为苏联的意识形态服务的。这些都清楚地表明，MEGA1作为一项“国家”事业，绝不可能是一项纯粹的学术事业，它本身就“肩负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使命[3]，绝不可把梁赞诺夫的编辑原则与西方马克思学的“零度意识形态”相提并论，这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荒谬的。

　　这种政治性在1930年之后变得更加明显。在梁赞诺夫那里，MEGA1在学术性和政治性之间尚始终保持着某种均衡关系，但到了阿多拉斯基时期，这种均衡关系完全被打破了。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政治干预的膨胀，梁赞诺夫受到清洗，致使MEGA1项目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由原来的学术研究转变为政治宣传，原有的学术独立性完全沦丧，彻底屈从于政治的魔爪。此后不久，项目停止了实质性编纂，被迫中断。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苏联紧张的政治氛围逐渐缓和，党内反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为重新开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项目奠定了基础。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新MEGA计划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总体来看，后者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20世纪年代到苏东剧变之前，这是MEGA的复兴和发展时期；二是苏东剧变之后，新MEGA的重建时期。

　　我们先来看第一阶段。苏共二十大以后，莫斯科研究院与柏林研究院经过多方协商，最终达成合作协议：放弃旧MEGA计划，按照最新的编辑原则来编纂全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上把后者称为MEGA2。与旧MEGA相比，新编辑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完整性原则，在内容上并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与第三方之间的通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摘录笔记，而新力图全面再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文本，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完整性原则。（2）“一视同仁”原则，新MEGA主张以最新的历史编纂理论为基础，摒弃对文本本身的价值评估，把草稿、摘录笔记、初版本、最终定稿等所有文本形态看做是具有同等价值的文本，否定最终定稿的优先权，这与存在着天壤之别。（3）文本发生学原则，并不像MEGA1那样力图编纂出最符合作者意图的“定稿文本”，相反，而是以文本写作时间为顺序，全面再现文本从草稿到最后稿本的形成过程。

　　从这些原则来看，新MEGA编委会力图恢复的学术传统，将MEGA2全力打造为高水平的“学院版”全集。但在实际编纂过程中，这种学术化倾向并没有得到彻底贯彻。因为出版如此规模庞大的MEGA2计划，需要巨大的财政和人力支持，如果没有苏联的大力支持，这一计划只能是水中镜像，可望而不可即。这就意味着，在执行过程中，新MEGA无疑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虽然新MEGA的编辑原则是要忠实于原著，但在它的序言、注释和索引中，无处不体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得不在学院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寻求妥协。这就注定了，在学院主义在学术性与意识形态之间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夹缝中，纯粹学术化只是一种幻想。因此，虽然新MEGA秉承着“完整性、高学术”的标准，但在政治的压力下，无疑打上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烙印，后者直接决定了新MEGA项目的存亡，这一点在随后的历史事件中得到了明确的印证。

　　1989～1990年，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剧变，使得原来的新MEGA编委会解散，MEGA项目再次被迫中止。为了挽救新MEGA计划，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担起了历史的重任，于1990年5月，同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德国勃兰登堡科学院和马克思故居联合签署协议，决定成立“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专门负责新的发行，以摆脱MEGA项目对国家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荷兰和德国取代了原来的东德和苏联成为MEGA项目的新中心。

　　在总结前面MEGA项目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意识到，作为一个庞大的学术项目，必须要摆脱以往党派政治的制约，拥有独立的地位和财力来源，才能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第一个需要改革的课题，就是“彻底”去除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全面推行学术化的原则。就是在这种独特背景下，他们制定了“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完整性、高学术和国际化”的编辑准则，由此实现了编辑原则的重大转变，从原来服务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功能转变为“价值中立”的学术研究，力图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流传下来的原貌出版他们的稿本，彻底实现MEGA的“学院化”，这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MEGA1和1990年之前的MEGA2绝不是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纯粹学术版全集，相反，二者都打上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烙印，是为苏联政党服务的。第二，前后两个阶段的MEGA2在价值指向上是完全相反的：1990年之前的MEGA2虽然秉持“学术版”的理念，但在根基上却是为政党服务的；而年之后的MEGA2完全走向反面，彻底解构了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后者称为学院版MEGA。[4]第三，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科学，而且还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科学指南，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MEGA绝不可能简化为一种纯粹的学术行为，而1990年之后的却单纯从学术视角来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状态，这无疑碾平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独特性，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旨趣。

　　二

　　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学院版MEGA及其编辑原则呢？首先，我们必须要对学院版MEGA的文献意义给予充分肯定。第一，学院版MEGA是纪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原始文献，通过对这些知识宝库的研究，不仅能够深化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理解，而且也为我们全景式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过程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第二，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的研究，比如，在《资本论》的问题上，学院版主张去除恩格斯的一切编辑和修订，按照马克思的原初手稿的顺序，还原《资本论》第2、3卷的真实面目。可以说，这种编辑方案为我们深化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两条道路”）的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文献依据（但必须看到，这种做法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鼓吹“解构马克思《资本论》的合法性”，等等）。第三，在阿多拉斯基时期，MEGA1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功能，为了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任意调整、修改和删除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本，破坏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稿的原初样态，致使MEGA1沦为政治的婢女，丧失了学术合法性。而学院版MEGA无疑在学术性上实现了对传统编辑的超越，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水平达到一种新的高度，为我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本真状态”提供了一定的文献根据。

　　但必须要强调一点，我们绝不能以此为依据来过分抬高学院版MEGA的价值和意义，更不能把学院版MEGA遵奉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本和楷模，这样不仅会扭曲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原意，而且也会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恶劣影响。

　　首先，这种做法会过分抬高非定稿文本的历.史地位，把所有文字神圣化，以此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马克思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卷帙浩繁的手稿和文本，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作、论文；第二类是未完成的手稿与有关理论研究的各类学术书信；第三类是马克思的读书摘录与心得笔记。[5]自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来，人们依据不同的文本类型建构了不同的“马克思像”。在传统斯大林教科书体系和MEGA1中，第一类文本类型的价值无疑高于第二类，而第二类又高于第三类，这也是将第三类文本排除在外的根本原因，显然这种方针无法为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萌芽提供便利。但与此相反，学院版MEGA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它摒弃了对各种文本的价值评估，将摘要、手稿、初版本、最终定本一视同仁，按照同等价值进行编辑出版，这样无疑就把所有的文字都神圣化了，从而导致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恩格斯在摘录笔记或手稿中形成的不成熟的思想神圣化，以此造就“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神话。

　　其次，会导致“本真马克思”崇拜。在传统教科书体系那里，斯大林通过政治干预和意识形态的强制，制造出一个永远不可超越的马克思神话。这种神话不仅完全颠覆了马克思的形象，而且彻底抹杀了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意义。为了反对这种妖魔化的神话，学院版MEGA主张去除意识形态，以文本写作时间为顺序，全面再现马克思从摘录笔记、草稿到最后定稿的原生态过程，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平民的”马克思。从一定程度来看，后者无疑在学术性上超越了前者，为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学术成长过程提供了最直接的文本依据。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一主张其实犯了与传统教科书同样的逻辑错误：前者通过抬高公开发表的著作贬低未发表的著作，制造出一个妖魔化的马克思，并把后者遵奉为“本真马克思”而学院版MEGA则通过假定马克思的所有文本都具有同等价值，力图以时间顺序“复原”马克思文本的发展过程，以此再现一个客观的、本真的马克思。虽然两者采用的方式不同，但在目标上却殊途同归：前者通过神秘化的政治强制塑造“本真的马克思”，而后者则通过神圣化的历史考证再现“客观的马克思”。二者在逻辑上是同质的，都是一种“本真的马克思”崇拜。这恰恰就是学院版MEGA的意识形态所在。

　　再次，会导致解构主义，冲击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除了具有学术性之外，还具有非常浓厚的实践旨向，即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我们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时，必须同时兼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显然MEGA1（阿多拉斯基时期）与学院版都没有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前者用意识形态统摄学术，使学术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学院版MEGA又走向了反面，它在解构苏联意识形态的同时，把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实践旨趣也解构掉了，完全陷入到“学院化”的囫囵之中。前者是一种以政治霸权为主导的建构主义；后者则是一种以“零度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学院解构主义，完全割裂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社会历史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单纯从学术上将其还原到德国思想史内部的“知识”争论，完全阉割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实践旨趣。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上，学院版MEGA完全放弃了原来主题卷的编辑方针，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成马克思、恩格斯、赫斯、魏德迈等人在不同时期所写的作品集，实现了由“主题卷”到“作品卷”的彻底转变。这种做法无疑消解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彻底瓦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绝不能把学院版MEGA的解构主义遵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楷模，否则，必将会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产生巨大冲击。

　　三

　　通过对MEGA历史的梳理，我们至少会得出这样一条经验教训：绝不能因为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就对原始文本做随意的调整、修改和删减；但同时，也绝不能因为强调文本的本真性就有意无意地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两种倾向都是非法的。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意味在学术性与意识形态之间着，在工程实施的过程中，绝不能把上述二者直接当做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标准和范本，相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我以为，在新时期，这至少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要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的搜集和建设工作，形成独立自主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历史上，我党向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译介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我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制定和文献的编译出版方面，都明显打上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烙印，并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意识和高度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基本上照抄照搬前苏东的理解模式，在理解方面严重打上了教条主义的痕迹。而到了上世纪年代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相反的趋势，即抛弃原来的苏东模式，将学院版MEGA视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本。这一局面也清楚地表明，只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没有形成独特的中国问题意识，就会在思想研究方面受制于人，缺少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从这点来看，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不仅是一项学术事业，而且也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政治事业。只有这样，才能在新时期占据理论制高点，形成具有高度自觉的民族创新意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必须要坚持文本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MEGA研究过程中，我们绝不能完全停留在文献考证、细节辨识上，这样不仅会弱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身的研究，而且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思想和价值。而文本学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有助于我们全面解剖文本本身的思想，深度把握文本演进的内在逻辑。我们相信，文本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必然有助于我们摆脱前苏东教条主义理解模式和MEGA的解构主义倾向，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标准和评价体系，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

　　再次，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尊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特性和发展规律，正确处理学术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因此，绝不能把学院版MEGA的“零度意识形态”立场遵奉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楷模。但另一方面，也完全不能像前苏东那样，为了政治效应，就任意篡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阉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这就要求，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在尊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特性和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档案及其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承认原始文本客观样态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理论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捍卫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形成具有独立自主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注释

　　[1]Marx－Engels－Gesamtausgabe，Band 1/1，Frankfurt:Marx－Engels－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1927，S.XXVII.

　　[2]W.W.Adoratski，“Achtzehn Jahre”，Genosse Lenin，Berlin，1967.

　　[3]参见［韩］郑文吉《尼伯龙的宝藏》，南京大学出版社（待出版），第三部分第四章和第四部分第一章。

　　[4]参见夏凡《学园版MEGA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渗透》，《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