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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标题】A Study on the Trade Un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作者简介】刘诚，男，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法与劳动关系研究，上海200234

　　【内容提要】工会关系是工人阶级共同利益与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反映，也受工会领袖的观念、方法及相关学者的理论观点的影响。全球化与工会关系突出表现在工会入会率下降、工会关系复杂化以及工会团结国际化。而经济衰退导致工会内部利益冲突加剧，工会共同利益诉求增多，且工会内部意见分歧加剧。工会矛盾的弊端突出表现在劳动立法弱化、集体谈判乏力等方面。工会团结的意义在于可以共同行动促进劳动立法的加强，也可以在集体谈判方面相互支持，从而促进工资增长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因此，工会应该加强团结，增进交流与合作。

　　The relationship within a trade union reflect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workers. It also reflects the ideas and practices of union leaders, and the theories of scholars.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trade un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decreasing unionization rate, mor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union and more internationalized solidarity.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may result in worse union relations but more common interests for the workers. Meanwhile, more conflicts may emerge among workers, which results in more disagreement within the trade union. The union's conflicts lead to weak labor legislation and po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while solidarity results in stronger labor legislation, more powerful collective bargaining, higher salaries and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s. Hence, trade union solidarity should be reinforced,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关 键 词】全球化/经济衰退/工会/冲突/合作globalization/economic recession/trade union/conflict/cooperation

　　工会关系是工人阶级共同利益与工人阶级内部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反映，也受工会领袖和政治家的观念、方法及相关学者理论观点的影响。全球经济衰退使劳资冲突和工人阶级内部利益冲突加剧，由此导致工会之间的分歧更加突出。主张加强工会团结的工会会更加积极地投入工会合作，而反对工会团结的工会则更加反对工会合作。因此，应澄清观念和理论谬误，加强工会在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基础上的团结，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挑战。

　　一、工会关系的冲突与合作

　　(一)劳资矛盾与工会合作

　　劳资矛盾是工会合作的基础。由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与雇主存在利益冲突，工会的共同对手是雇主及其组织，因此，工会之间的合作具有必然性。

　　工会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产物。就工会的本质而言，它首先是反对资本霸权的，即争取工人权益。工会作为工人的代表，与资本家的利益存在对立性。工会要维护工人的利益，往往会触犯资本的利益，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工会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形成足够的力量与资本抗衡；否则，会被资本各个击破。通过对剧烈冲突阶段两败俱伤结果的反思，资本作出了让步，大多数西方工会的指导思想也转为民主社会主义，工联主义成为工会运动的主流。工会乌托邦运动的失败及资本的强强联合加剧了工人阶级的弱势地位。因此，工联主义排外的传统开始削弱，越来越多的工会认识到工会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工会合作逐步成为世界工运的主流。

　　工会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通过不同形式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通过立法方面的共同行动、集体谈判方面的相互呼应和产业民主方面的共同努力，提高了工资、缩短了工时、改善了劳动条件，建立和逐步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保障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其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权力，实现了劳资关系的相对平衡。如劳动基准在全社会范围内限制了资本的权力，集体谈判在一定企业、产业或区域范围内限制了资本的权力，民主参与则在企业管理层面限制了资本的权力，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

　　(二)工人阶级内部利益冲突与工会矛盾

　　工人阶级内部利益冲突是工会之间矛盾的原因之一。工会之间的矛盾包括会员争取方面的矛盾、代表权的冲突、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岗位变化、探底竞争造成的资本转移等。

　　会员争取方面的矛盾是工会自由化的必然结果。当然，由于处理方式不同，矛盾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工运内部最近发生的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与几个工会的冲突，集中体现在会员争夺方面。据一名工会官员透露，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近来在加州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用于组织者活动及电话和邮件运动：一是劝阻工人加入竞争对手卫生保健工会，二是督促宾馆工人离开原来的工会加入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1]。

　　代表权的冲突也导致工会之间的矛盾。一些国家如美国因为代表权具有唯一性，矛盾可能会少些。但某些国家如韩国，由于一个企业中数个工会可能同时具有代表权，各个工会分别与雇主谈判，形成不同的集体协议，而这些不同集体协议往往导致不同工会会员的待遇差别，由此造成工人之间和工会之间的矛盾。

　　产业结构调整必然造成夕阳产业的岗位减少、朝阳产业的岗位增加，由此造成当地部分夕阳产业的工人失业，而外地甚至国外可能增加这些产业的就业机会；同时，适合朝阳产业的求职者获得就业机会，由此造成当地失业工人及其所属工会与外地甚至国外工人及其所属工会的矛盾，以及与朝阳产业的工人及其所属工会的矛盾。

　　探底竞争运动中，资本对工人施加压力的方法不仅仅是威胁，也存在实实在在的资本转移。一般来说，工资很难降低①，资本能够做的只是维持工资水平不变或缓慢增长。当外地或国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足以抵消其他方面的劣势时，追逐利润的资本进行转移就成为必然。资本的不断转移在整体上压低工资的同时，也导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资本转出地区或国家的工人认为转入地区或国家的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其所属工会也会相互指责。

　　(三)观念、方法、理论、政策目标与工会关系

　　不同工会之间的观念、方法和理论的异同也与工会关系存在密切联系。就观念而言，突出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长期受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的工会容易合作，而意识形态差别较大的工会之间则相互攻击、拒绝合作。例如，20世纪三大工会之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工联)的建立，虽然实现了世界各国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工会的广泛团结，但由于其成分复杂，政治主张极不相同，从成立之时就潜伏着不稳定因素，成立之后，很快就有29个工会退了出来。1949年，美英等国的工会以该组织反对“马歇尔计划”为由而退出，另行成立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东欧各国工会于1989年纷纷退出世界工联，苏联工会也于1991年冻结了与世界工联的关系。再如，美国的劳联—产联过去一直与美国政府在外交方面协调一致，致力于反对独裁政权，拒绝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会交流与合作，甚至不承认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工会。

　　就方法而言，突出表现在工会工作重心和组织方式方面。例如，中国工会一般把工作重心放在政策与立法方面，注重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而西方工会一般把工作重心放在集体谈判方面，注重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这是中国工会与西方工会冲突而西方工会之间容易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如，劳联—产联上层强调政治活动的重要性，特别关注选举，而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强调工人的组织工作，由此导致了美国工会的分裂。2005年7月25日，卡车司机工会和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宣布脱离劳联—产联，与其他5个工会团体组成新的劳工组织“变革取胜”联盟。为了重新统一，几个工会领袖呼吁原来主要的全国工会联盟以及目前有56个工会的劳联—产联进行革新和现代化，但这些工会领袖希望用一个更有活力的新团体取代之。几个分离出来的工会的领导人呼吁改变劳联—产联的名称，因为他们曾经发誓决不再回到以前的工会联盟。但许多劳联—产联官员认为，改变这样一个著名的组织而用一个很少美国人熟悉的名称是愚蠢的[2]。

　　关于理论问题，既涉及工会本质问题，也涉及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问题。关于工会本质，主流理论强调产业民主，认为通过劳资合作和有节制的斗争就能不断改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环境。而激进理论则强调，只有推翻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工人阶级才能最后获得解放。由此导致持主流观点的多数工会都能联合起来组成工会联盟，而持激进观点的少数工会则游离于工会联盟之外。关于经济理论，主要是围绕社会市场理论、自由市场理论和失业理论的冲突，也涉及劳动价值论。主张社会市场理论(更多政府规制)的工会与主张自由市场理论的工会难以交流与合作，如德国工会很少与美国劳联—产联②交流。失业理论的冲突则突出表现在对待产业结构调整和比较优势的态度方面。主流观点错误地认为，产业升级必然导致失业率提高，劳动力成本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③。例如，“西方国家工会普遍认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提高了中国产品的比较竞争优势，造成了西方劳动者大量失业。同时他们也认为，西方企业加大在华投资的最终结果，将使这些企业可以随时将生产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导致西方工会失去与企业的谈判能力”[3]67。至于劳动价值论，本来是马克思与斯密的共同理论基础，却被主要工会忽视了，只有少数工会在坚持使用，因此也导致了一些冲突。关于政治理论，主要涉及阶级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不同国家的工会往往把国内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混淆(其实资本已经没有国界，更没有国籍)，导致这些工会将劳资矛盾转化为工会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劳资关系自治与争取国家政策和立法方面，部分工会也存在冲突。

　　关于政策目标，目前西方主流工会的基本政策和实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争取和维护结社自由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从而维护和提高团体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二是通过工人参与等产业民主形式，限制资本权力，从而平衡劳资关系、保障劳动者权益；三是通过支持左翼政党执政和议会游说等方式，争取有利于工人的政策和立法，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保障，实现社会民主；四是加强社区联系、争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从而形成有利于工人的社会谈判态势，促进工人权益保护。不过具体到某个工会，其政策和实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由此也造成了一些工会之间的冲突。

　　二、全球化与工会关系

　　全球化与工会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与劳动力的国界限制、资本国际合作快速发展与工会国际合作的停滞不前等方面，由此造成劳资关系的恶化。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会之间出现利益冲突，矛盾扩大。

　　(一)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产业工人数量下降，工会影响力减弱

　　近数十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发达国家社会中人们的整体生活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原有的阶级阶层之间数量的此消彼长以及互相流动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发达国家社会原有的等级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工会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工会的力量和影响力却在不断削弱。

　　研究发现，全球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的飞速增长和美国自身产业结构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导致美国国内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不断产出日益增多的失业群体。传统的钢铁、汽车等行业逐渐成为夕阳产业的同时，大量制造业企业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纷纷迁移海外，资本和工厂循着本能在劳动力资本最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落脚，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制造业的大规模萎缩，大批工人转岗或失业，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数量大幅下降。曾经在罗斯福新政之后兴旺一时的工会组织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1980-1993年间，美国工会组织总计损失了350万名会员[4]60。美国工会入会率目前大约只有12%，私营部门则不足8%。因此，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工会运动对劳工界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积极效果。这种负面影响表现在多方面，有些问题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而且开始蔓延到发达国家，所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权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当然，多数工会组织及其支持者并非完全反对全球化，而是反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和官商勾结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工会运动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它反映在就业、工资、工会入会率、劳工权利、社会保障和职工技能等多个方面。“经济全球化为跨国公司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压低本国工人工资提供了良机。如果政府不答应跨国公司的要求降低工资，减少税收等，它们就会以削减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或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予以威胁。而政府出于留住资本和社会稳定的考虑，通常会答应它们的要求。”[5]12

　　西方工会改良主义的做法主要是通过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对资本主义进行监督和限制，以此来保护职工利益。这里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监督和限制主要是根据法律来进行的；二是这种生产和分配过程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资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走出了国界，西方工会无法再对本国资本进行监督和限制了。实际上，西方工会的根本手段受到了挑战，这也是西方工会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全球化导致工会关系复杂化

　　全球化导致工会关系复杂化突出表现在国际冲突与合作方面。国际冲突主要涉及贸易保护问题，包括汇率、关税、反倾销等。例如，2005年初，劳联—产联主席斯威尼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并压制工人权益，导致美国公司无法与中国企业竞争，从而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大量美国工人失业。此外，传统的意识形态、利益等因素仍是阻碍工会合作的重要因素。据观察，在中国劳动合同立法过程中，虽然欧盟和美国工会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出现就中国立法问题而采取联合倡导的迹象，相反，双方各自存有戒心。可以说，在民族国家仍然主导国民意识的情况下，工会还主要是国内利益群体的代表，国际工会内部纷争仍然大于合作[3]68。

　　(三)全球化促使工会团结国际化

　　全球化促使工会团结国际化，首先表现在国际工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上。早在1920年6月19日，国际天主教工会联合会就在荷兰海牙成立。1968年10月，国际天主教工会联合会改名为世界劳工联合会(世界劳联)。1945年2月6日，世界工会代表会议在伦敦召开，决定建立世界工会组织。同年9月25日至10月9日，世界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上宣布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工联)于10月3日正式成立。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国际自由工联)也于1949年12月7日在英国伦敦成立，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为了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和世界劳工联合会于2006年合并(这两家工会组织也同时宣布解散，成员并入新成立的国际工联)，形成了最大的国际工会组织——国际工会联盟(国际工联)。国际工联于2006年10月31日宣告成立，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下辖155个国家和地区的311个全国性工会，会员1.68亿。国际工联的成立是为了消除由冷战造成的几大国际工会组织间长期存在的激烈冲突，统一观点，团结一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为更好地维护雇员的利益而抗争。其主要工作是游说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工会法，组织国际范围内保护环境和维护社会公正发展的运动。国际工联除了开启一个可能性，让先前不属于这两大系统的工会能参加国际工运，它也象征了工会对全球化与跨国企业所带来的威胁展开省思。面对资本的节节进逼，工会入会率在各国急速下降的情况下，工会不仅没有分裂的本钱，更应该思考如何合作以迎接这项挑战。

　　其次，工会团结国际化也表现为工会之间冷战的结束。早在2002年，美国劳联—产联副主席、美国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主席安迪•斯特恩就率领美国工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进行了交流[6]。2003年，应全总邀请，安迪•斯特恩再次率领美国工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2007年5月18日，美国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代表团一行21人对中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这也是美国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2005年成立以来首次正式访华，标志着中美两国正式建立总工会级别的友好合作关系。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上海、北京，参观了企业、港口，多层面地与中国工会组织领导人、工人、学者进行了交流和探讨。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会见了代表团。中美工会达成的共识是：“各国工会组织加强对话与合作，维护工人利益，让他们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工会组织面临的共同挑战。”5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代表团。贾庆林指出，发展两国工会关系是发展两国全面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支持中美两国工会开展交流，共同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工会的作用，这对发展中美关系必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美国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主席安娜•博格表示，美中两国在关心工人权益方面具有共同点，加强两国工会组织的合作有利于两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两国关系的发展[7]。安娜•博格进一步表示，她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如何推进两国工会的务实合作达成诸多共识。安娜•博格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美中工人面对的是相同的雇主，因此，美国工会非常有必要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以更好地保障工人权益，改善工人工作和生活状况[8]

　　第三，工会团结国际化还表现在中国工会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与对话。举办“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重要外交举措。2008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论坛并发表重要讲话，倡议各国工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200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又举办了“2009’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会见了各位工会领导人，充分表明中国党和政府对各国工会领导人的一贯尊重，对“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的深切期望和对中国工会的大力支持。2008年11月，国际工联总书记盖•莱德也应邀访华，中华全国总工会还在京举行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全总副主席徐振寰、各部部长、深圳和泉州等地工会的领导、基层企业工会主席、农民工、媒体代表和学界代表等。

　　第四，工会的相互声援和支持，特别是西方工会对中国工会的支持，是工会团结国际化的突出表现。资本与贸易全球化迫使美国劳联—产联空前关注大洋彼岸工友的境遇，因为中国工人不涨工资，美国资本家就有可能把更多工厂搬到中国去。无论是基于阶级信仰还是利益需要，毁誉参半的劳联—产联事实上已成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坚定鼓吹者[9]。特别是在中国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里奥•杰拉德和澳大利亚工人联盟副主席保罗•豪斯就发表了支持劳动合同法的声明[10]。美国著名工会领袖、国际卡车司机协会主席詹姆士•霍法则在上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确认为劳动合同法是好事。美国公司任何使法律缩水的尝试都应该阻止，我非常反对他们的做法。”霍法说“变则赢”，还计划在北京和美国商会——该组织是国外劳工组织宣称的“血汗工厂游说团”中的一员——讨论美国公司对中国《劳动合同法(草案)》的抵制事宜[11]。2006年，荷兰工人联合会就中国劳动合同法问题在欧盟议会作证，要求欧洲企业停止对中国立法活动的干预，同时呼吁尊重劳工权益，提高劳动待遇标准。荷兰工人联合会一直是欧盟商会和许多大型欧洲企业的劲敌，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不断提出劳工、人权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该工会抗议欧洲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认为这种转移带来了欧洲工人的失业。2007年6月，欧盟国家工会和工人团体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举办了多个公开活动，讨论中国劳动合同法立法、国际工人运动和人权保障之间关系等话题，并对跨国公司在华生产状况进行批评，将中国国内争论引入欧洲[3]68。

　　第五，建立跨国工会的努力表明了工会团结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最大的工会组织Unite于2008年7月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合并，成立了一个跨国工人联盟。两家工会组织事先已达成框架协定，合并后的工会努力扩大规模，以期形成一个全球规模的工会组织。报道说，两家工会认为，世界性的工会组织能帮助工人与跨国企业对话，以便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好地保护工人权益。Unite在2007年5月1日由英国几家工会合并成立，拥有200万名成员，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工会组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则拥有超过100万名会员[12]。

　　此外，接纳移民工人加入工会也是工会团结国际化的重要表现。劳评会是日本一家规模不算大的工会，在日本各地有13个支部，100余职员。这家工会目前在日本媒体中表现活跃，常常帮助解决外国技能实习生和研修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东京华工会是一个以协调劳资矛盾和提高外国工人生活福祉为政治主张的社团组织。他们长期与大町总业的中国工人保持联系，并提供翻译等服务。2009年8月16日，杨广和大町总业的另外21名中国工人在东京华工会的介绍下，正式加入劳评会，成为其会员。目前大町总业共有近40名中国工人，主要是做建筑工地上的“架子工”[13]。

　　三、经济衰退与工会关系

　　经济衰退导致工会内部利益冲突增加，工会共同利益诉求增多，且工会内部意见分歧加剧。

　　(一)经济衰退导致工会内部利益冲突增加

　　目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已使金融泡沫掩盖下的经济失衡问题暴露无遗，包括国内供求失衡和国际贸易失衡。经济过度失衡已引起全球性经济衰退，进而失业率激增，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经济体失业率都居高不下④。据商务部、财政部、全总三部门预计，我国2009年全国待就业入口将超过4 000万人[14]。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08年12月16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则称，中国城镇失业率攀升到了9.4%，已经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15]38。中共中央党校的周天勇则认为，2008年，中小企业关闭停业三分之一左右，大型企业因劳动成本上升，用机器替代劳动力而减少用工和招工，真实的城镇失业率将上升到12%左右；2009年，从出口需求下行、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国内消费需求难振、企业经营困难等多种因素看，全社会就业机会相对萎缩，如果不从充分利用劳动力、扶持能够吸引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等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真实失业率将上升到14%左右[16]。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09年10月美国失业率达到了10.2%，较2008年出现的5%翻了一番，并且是198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7]。欧盟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材料显示，欧元区16国2009年9月的平均失业率为9.7%，创10年来最高纪录。欧盟27国的平均失业率为9.2%，创2000年开始这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18]。欧洲就业报告显示，受经济危机打击，2009年和2010年欧盟将新增700多万名失业者，失业率将一路攀升至10.5%[19]。

　　在各国失业率都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保住自己会员的工作岗位成为各个工会的首要任务。而解决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问题，出路无非是增加工资、投资及出口。企业在不景气的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增加工资，反而会削减工资[20]，甚至出现零工资[21-22]。而劳动者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忍受。因此，除了有限的公共投资(私人一般不可能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投资)之外，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就成了主要选择。于是，经济衰退背景下的矛盾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不同国家工人及其所属工会之间的矛盾，部分工会也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力量。

　　(二)经济衰退导致工会共同利益诉求增多

　　经济衰退突显了劳资矛盾，特别是失业与工资问题加剧，导致工会共同利益诉求增多。而这次经济衰退本质上是生产过剩与金融泡沫的产物，是长期放松规制导致的分配不公的结果。因此，许多工会基于对问题的正确认识与把握，更加积极地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经济衰退的挑战。200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以主席安娜•博格为团长的美国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代表团一行。王兆国表示，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国际工会运动的团结尤为重要。中国工会愿意在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同美国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的友好关系，希望通过两会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推动公正、合理、民主、和谐的国际工运新秩序的建立。安娜•博格表示，虽然美中两国体制不同，但同样面临着发展任务和挑战。两国工会组织加强交流与合作，互相学习，将有助于促进两国工会工作，更好地维护工人权益，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工会的友好关系。美国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代表团此次是应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来华访问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美国变革谋胜利工会联合会举办了以“国际金融危机与工会的作用”为主题的座谈会，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与探讨[23]。

　　(三)经济衰退导致工会内部意见分歧加剧

　　工会内部意见分歧加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原本就主张合作的工会，其加强工会间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交流与合作活动方面也更加积极。例如，美国工会代表团近年来频繁访华，加州工会还与我国一些地方总工会建立了定期交流关系。中华全国总工会2009年2月举办了“2009’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09年10月召开了“全球经济背景下的工作与平等”(Work and Inequal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国际研讨会。亚洲地区部分工会和非政府组织2009年3月在泰国召开了“组织起来应对变化：自下而上的教训与策略”(Organising for Change：Lessons and Strategies from Below)研讨会。我国学者与工会也于2009年11月组织了有众多外国工会活动家和学者参加的“全球经济危机下的劳动关系和劳工权益”国际学术研讨会。

　　另一方面，原本就反对合作的工会，则更加关注不同工会之间的利益冲突，以牺牲其他工会工人利益为代价而保护自身利益的活动增加。例如，全球两大经济体贸易关系恶化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签署了一道法令，在4%现有关税的基础上，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加征35%的新关税。在2009年1月就任以来遇到的首个世界贸易方面的重大挑战上，奥巴马站在了美国工会的立场上，这些工会抱怨称，美国进口的中国造轮胎“激增”，已造成7 000名美国工人失业[24]。

　　四、工会关系不同选择的利弊分析

　　由于市场地位不平等(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居于支配地位)、信息不对称(企业占有信息优势)和管理关系的不平等性，劳资双方实际上是不平等的，需要加以矫正以实现相对公平。劳动基准法是对民法的初次矫正，集体协议则是对民法的再次矫正。这既是维护社会正义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过去几十年来，各国通过上述“双重矫正机制”，不同程度地解决了劳资关系不平等问题，也促进了社会安定[25]3。而这些都离不开工会的团结合作，没有工会及其合作，无论是劳动基准立法还是集体协议，都无法达到充分保护劳动者的目标。

　　(一)工会矛盾的弊端

　　工会矛盾的弊端突出表现在劳动立法弱化、集体谈判乏力方面。首先，工会之间存在矛盾，缺乏共同行动，导致有利于劳动者的立法难以通过，而不利于劳动者的立法大行其道。其次，集体谈判受到资本转移的威胁，往往不得不让步，由此导致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难以提高，甚至出现下降。有学者研究发现，美国私营非农业部门生产和非监督工人实际报酬从1978年到1995年下降了12.5%，而同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仍然是正数，年均增长1.3%。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迅速提高到2.5%，但1995-1999年间工人的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不超过1.2%，生产率增长与实际工资增长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这种生产率增长长期超过实际工资增长的趋势导致国民收入中利润份额的扩大[26]52-53。1994年，美国经济的实际人均总产出比1967年高53%，但税后实际工资却比1967年低4%。尼尔森发现在1972年(战后顶峰时期)和1995年之间实际小时税后工资下降了12.5%，并且雇主提供的福利的实际价值比实际税后工资下降得更快。结果生产工人的实际小时报酬几乎下降了14%[26]52。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依然继续恶化。美国经济自2001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由于企业的利润挤占了工人的收入，工人的收入不升反降。穆迪经济网站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指出：“国民经济收入的企业利润部分是60年来最高的，而工人工资则是历史新低。”调查显示，自大萧条以来，2005年首次出现美国人举债数额超过他们的收入[27]。

　　此外，工会间的矛盾还进一步削弱了工会的力量。正如《纽约时报》文章所言，“当一些工会领袖谴责另外一些工会领袖为独裁者和黑武士时，工商领袖正在高兴地大笑”；“工会相互攻击花掉的钱，减少了他们与企业界斗争的资金”[1]。工会领袖艾美•迪恩指出，“无需另外一方射杀我们，我们正在自己杀死我们自己”。许多工会官员知道，内讧正在削弱工会的两大目标：让国会通过支持工会的立法，组织更多的工人参加工会以扭转长期以来工会入会率下降的趋势[1]。

　　(二)工会团结的意义

　　工会团结的意义在于可以共同行动促进劳动立法的加强，也可以在集体谈判方面相互支持，从而促进工资增长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从工会力量的消长与工资变化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其关联度。例如，美国在1870-1984年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格局中所占比例由50%上升到70%，资本要素所占比例下降到20%弱；英国在1860-1984年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格局中所占比例由45%上升到70%，资本要素所占比例由36%下降到20%[28]58。但近年来，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缓慢，某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战后美国经济中利润变动轨迹是：从1948年到1965年利润率趋于上升，1966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趋于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缓慢上升，利润率的大幅度提高实际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26]48。这是由于在资本国际化的情况下，工会因缺乏合作而影响力下降。可见，工会团结至关重要。

　　美国教师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主席兰迪•温加滕认为，需要“有一股真正的责任感去重新统一我们的运动”。“很明显，我们许多人都觉得整体大于部分，并且我们真正希望去做事去帮助美国工人获得他们在社会中的正确位置。”[2]澳大利亚学者陈佩华指出，由于中国制造业非常强大，所以中国工人的工资影响着全世界工人工资的标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尼、越南。美国工会职业活动家艾伦•弗里德曼也指出，中国在处理社会和经济不平衡等问题上所坚持的方向是鼓舞人心的。如果这种趋势被强化，中国大幅度提高本国工人利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这发生了，那么整个世界“探底运动”的趋势就会减缓，甚至被扭转[10]。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前主席安迪•斯特恩认为，美国工会组织之所以采取国际行动，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只有相互协作，才能在面对跨国企业时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

　　五、加强工会团结，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挑战

　　这次全球经济衰退很大程度上是劳动法削弱导致的劳动关系严重失衡造成的[29]。因此，工会应该在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将注意力集中于强化劳动基准立法、促进工会发展方面，通过促进劳动关系的平衡和供求平衡，从而实现经济复苏[30]5。

　　(一)加强一国之中不同工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加强一国之中不同工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可以凝聚一国工会的集体力量，进而在立法方面形成合力，在集体谈判方面实现相互呼应。否则，雇主组织的强大游说力量足以阻止任何不利于他们的立法通过⑤；雇主或其组织也可以国内资本流动要挟，迫使任何一个工会组织在集体谈判方面让步⑥。首先，应加强不同工会之间的沟通。许多矛盾和误会是由缺乏沟通造成的，因此，沟通是减少矛盾和误会的前提。此外，沟通也是交流经验的过程，可使不同工会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方面，一元化工会与多元化工会没有大的区别)。其次，应加强不同工会之间的合作。就多元化工会而言，立法方面协调一致至关重要，只有协调一致才有可能使有利于劳动者的法律通过；集体谈判方面也存在相互支持问题，一个工会集体劳动条件的提高，有利于其他工会集体劳动条件的提高(反之亦然)。就一元化工会而言，不同地区工会联合会对地方立法的促进，有利于其他地区的地方立法；不同企业工会或产业工会集体劳动条件的提高，也有利于其他工会劳动条件的提高(反之亦然)。

　　(二)加强不同国家工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全球化背景下，由于资本的国际化，不同国家工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也非常重要。依靠资本流动要挟，资方可以轻易阻止任何国家强化劳动者保护的立法通过，或削弱此类立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也可以牢牢控制集体谈判主导权，迫使工会让步。而工会的国际合作不仅可以交流经验，还可以协同施压，避免被各个击破(包括立法和集体谈判)，从而遏制探底竞争⑦。因此，不同国家工会之间应该加强交流、沟通、协调与合作，以增强工会的整体实力、促进劳资关系的全球平衡。首先，应充分利用国际劳工组织这一平台。国际劳工组织作为联合国机构，具有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国际劳工组织作为第三方组织，可以同时影响雇主和政府，而雇主和政府对各国工会的合作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加强各国工会的双边交流与合作。各国工会应该在国际范围内推动工会合作，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会与发展中国家工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最后，各国工会联合行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各国工会应该共同应对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权力的扩张等。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31-32]，应该进一步加强各国工会的联合行动，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会的联合行动[25]4。

　　(三)发展壮大国际工会组织，强化国际工会组织的作用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下属的一些国际产业工会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成立了康采恩委员会，组织跨国公司在各国子公司的工会工作者交流信息和讨论工会的共同战略。在此基础上，一些国际产业工会联合会同一些跨国公司总部直接谈判，签订全球性的跨国集体协议。这就使集体谈判从一国范围向全球范围发展[33]。国际工联的成立以及发展跨国工会的努力，无疑对全球劳资关系的平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今后应进一步发展壮大国际工会组织，创立更多的跨国工会，并努力扩大其影响力，促进跨国集体协议的签订。此外，国际工联与世界工联⑧应积极沟通，探讨国际工会合作的新途径，进而发挥更大作用。

　　注释：

　　①这里的工资指名义工资，而非实际工资。现实中，实际工资往往由于通货膨胀而降低。

　　②当然，劳联—产联认同的自由市场理论与企业界及其支持者坚持的自由市场理论是有区别的。

　　③其实，产业升级并不必然带来失业，涉及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性失业完全可以通过职业培训解决。二战前，美国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2%，1950年下降到12%，1960年降到6.6%，1971年降到3.1%，现在只有2%。1950年，日本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47%，1960年，该比重下降到32.9%，1971年降到19.7%，1977年仅为13.2%，目前日本农村劳动力只有总劳动力的4%左右(吴地花、周明《关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培训的思考》，载《继续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第67-69页)。减少的农业劳动者并没有失业，而是掌握新技能后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去了。至于劳动力成本的所谓比较优势，由于劳动力成本占全部成本的比重非常有限(上海目前不足10%)，这一优势非常有限。例如，中国工资成本只有美国的4%(潘敬文《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载《信息时报》2009年5月14日，B2版)，美国企业不仅没有全部搬来中国，而且仍是制造业第一大国。况且，比较优势并非资本流动的唯一原因，资本流动还受技术、雇员素质、原料、市场、基础设施、政治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④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国东部地区的民工荒并不意味着我国失业问题不复存在。首先，这一现象具有临时性，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基建叠加的结果，而这些夕阳产业和基建的劳动力需求都具有临时性，一旦产业结构调整和基建结束，失业问题会重现。其次，出口压力的持续增大和内需的持续低迷将导致新的制造业萎缩，由此带来新的失业。再次，土地财政下愈演愈烈的“城市化”将导致大量新的失业。最后，能否维持足够的“三农”投入，也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旦农业比较收益和边际收益过低，也将产生巨大的失业群体(释放农业劳动力)。

　　⑤例如，早在2005年4月，美国215位众议员和44位参议员就提出了《雇员自由选择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工会成立不再需要经过秘密投票，只要多数雇员签署授权卡就行。如果这个法案得到通过，雇主将不会像过去一样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进行反工会的活动。工会的组织工作也可以个别、秘密、逐渐地进行(小夏《美国劳工运动复兴？》，载《南风窗》2007年第2期，第68-69页)。但由于雇主组织的游说力量强大，该法案至今未能在参议院通过。

　　⑥对于较大国家来说，国内不同地区或产业之间的资本流动也足以成为资方的谈判筹码。以美国为例，由于各地工会力量的不平衡(有强工会地区和弱工会地区之分)，资本的国内流动有时也成为资方的谈判筹码，迫使工会让步。

　　⑦例如，中国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美商会、欧商会等雇主组织曾经施加压力，企图弱化该法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但由于美国工会组织、欧盟工会等工会组织的反制活动，这些雇主组织不得不让步。实际上，当时美商会同时也对日本和越南的劳动立法施加了压力，但由于其在中国的施压活动受挫，在日本和越南的活动也不得不停止。可见，工会的国际合作可以使众多国家劳动者受益，扭转探底竞争趋势。

　　⑧世界工联全称是世界工会联合会(WFTU)，总部设在布拉格。东欧剧变后，东欧各国工会纷纷退出世界工联，苏联工会也于1991年“冻结”了与世界工联的关系，这股退会风也波及其他各大洲。近年来，世界工联开展活动已经不多。

　　【参考文献】

　　[1]S. Greenhouse, "Infighting Distracts Unions at Crucial Time," New York Times, 2009-07-08, p. B1.

　　[2]S. Greenhouse, "Labor Calls for Unity after Years of Division," New York Times, 2009-01-07, p. A16.

　　[3]王侃：《国际力量暗战中国〈劳动合同法〉》，《商务周刊》2007年第11期，第64-69页。[Wang Kan," International Forces Fight over Chinese Labor Contract Law," Business Watch Magazine, No. 11(2007),pp. 64-69.]

　　[4]周薇：《美国工会组织影响力衰退原因分析》，《工会论坛》2008年第1期，第60-61页。[Zhou Wei,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Why American Union's Force Decreases, "Trade Unions' Tribune, No. 1(2008), pp.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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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郝亚琳：《贾庆林会见美国工会客人》，2007年5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5/22/content_6135479.htm,2010年5月8日。[Hao Yalin, "Jia Qinglin Meets with American Union Guests," 2007-05-2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5/22/content_6135479.htm, 2010-05-08.]

　　[8]谭晶晶：《美工会领袖：美中工会迈出深化合作第一步》，2007年5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5/22/content_6137600.htm,2010年5月8日。[Tan Jingjing, "American Union Leaders: US-Sino Unions' Cooperation has Taken Its First Step, "2007-05-22,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5/22/content_6137600.htm, 2010-05-08.]

　　[9]吴东：《美国游说：美国劳工组织为中国工人呐喊》，《纵横周刊》2006年第17期，第9页。[Wu Dong, "American Labor Organizations Shout out for Chinese Workers," Far & Wide Journal, No. 17(2006),p. 9.]

　　[10]邓瑾：《中国工人的工资影响着全世界工人》，《南方周末》2007年5月24日，第18版。[Deng Jin, "The Wages of Chinese Workers Influence the Whole World," Southern Weekend, 2007-05-24, p. 18.]

　　[11]邓瑾：《保卫劳动合同法》，《南方周末》2007年5月24日，第17版。[Deng Jin, "Defending Labor Contract Law," Southern Weekend, 2007-05-24, p. 17.]

　　[12]佚名：《英美两大工会拟成立跨国工会》，《时代信报》2008年5月26日，第8版。[Anonymous, "Two Big Unions of UK and USA Plan to Establish Transnational Union," Times & Truth News, 2008-05-26, p. 8.]

　　[13]张哲：《中国工人加入日本工会》，《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2日，第12版。[Zhang Zhe, "Chinese Workers Joined Japanese Union," Southern Weekend, 2009-10-22,p. 12.]

　　[14]鲍颖、李静睿：《今年待业人口将超4 000万》，《新京报》2009年6月19日，第5版。[Bao Ying & Li Jingrui, "Unemployment will Reach 40 Million this Year," The Beijing News, 2009-06-19, p. 5.]

　　[15]王红茹：《城镇失业率“数字打架”，不实数据会误导决策》，《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13期，第35-38页。[Wang Hongru, "Conflict between Urban Unemployment Rates: Fake Digits would Mislead Decision-making," China Economic Weekly, No. 13(2009),pp. 35-38.]

　　[16]周天勇：《对经济形势困局与宏观调控出路的思考和建议》，《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2月5日，第5版。[Zhou Tianyong, "Some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about the Plight of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Way Out for Macro-control," China Economic Times, 2008-12-05, p. 5.]

　　[17]K. Evans, "US Unemployment Rate to Hit 13%？" Wall Street Journal, 2009-11-12,p. A6.

　　[18]方祥生：《欧盟失业率再创新高》，《光明日报》2009年11月1日，第8版。[Fang Xiangsheng, "New Record of Unemployment Rate in EU," Guangming Daily, 2009-11-01, p. 8.]

　　[19]顾玉清、王如君、张金江等：《就业问题困扰欧盟》，《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4日，第14版。[Gu Yuqing, Wang Rujun & Zhang Jinjiang, et al, "Unemployment Troubles EU," People's Daily, 2009-12-14,p. 14.]

　　[20]T. Webb, "Honda Workers Agree to 3% Pay Cut to Save Jobs," Guardian, 2009-05-22,p. 12.

　　[21]H. Pidd, "British Airways Ask Staff to Work without Pay for a Month," Guardian, 2009-06-16, p. 3.

　　[22]D. Milmo, "BA Wins Deal for Pilots' Pay Cut," Guardian, 2009-06-17, p. 12.

　　[23]王娇萍：《王兆国会见美国工会客人》，《工人日报》2009年8月27日，第1版。[Wang Jiaoping, "Wang Zhaoguo Meets with American Union Guests," Workers Daily, 2009-08-27, p. 1.]

　　[24]G. Dyer & T. Braithwaite, "US Tyre Duties Spark Clash," Financial Times, 2009-09-14,p. 13.

　　[25]刘诚：《全球化背景下劳动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工会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页。[Liu Cheng,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Labor Law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Labour Union Studies, No. 4(2008),pp. 1-4.]

　　[26]刘英：《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动趋势》，《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第48-53页。[Liu Ying, "The Trend of Real Wage Changes in the U.S. since 1970s,"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No. 1(2003),pp. 48-53.]

　　[27]翁翔：《美国企业利润连升，工人实际工资反降》，《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14日，第4版。[Weng Xiang, "Real Wages of American Workers Decreased While Profit of Companies Kept Increasing," China Youth Daily, 2006-03-14, p. 4.]

　　[28]颜鹏飞：《社会“轴心”理论和实践：转型时期的中国工会》，见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第20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64页。[Yan Pengfei,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Axis: Chinese Unions during Transition Period," in Cheng Enfu & Gu Hailiang(eds.), Economics Study of Shanghai School:Vol. 20, Shanghai: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2008, pp. 58-64.]

　　[29]刘诚：《国际金融危机与社会法弱化》，《中国劳动保障报》2009年2月7日，第3版。[Liu Che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v. s. Weakening Social Law," China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 News, 2009-02-07, p. 3.]

　　[30]刘诚：《论〈劳动合同法〉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1-11页。[Liu Cheng,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Labor Contract Law,"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5(2009),pp. 1-11.]

　　[31]郑桥：《全球化冲击下的劳资关系与工会运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第7期，第43-45页。[Zheng Qiao,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and Union Move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Cadres Tribune, No. 7(2003),pp. 43-45.]

　　[32]冯同庆：《全球化下工会前景》，《当代矿工》2002年第8期，第44-45页。[Feng Tongqing, "The Future of Trade Unions under Globalization," Modern Miner, No. 8(2002),pp. 44-45.]

　　[33]林燕玲：《国际劳工组织及各国工会应对全球化的探索》，《工人日报》2004年12月17日，第7版。[Lin Yanling," The Exploration of ILO and National Trade Unions in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Workers Daily, 2004-12-17,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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