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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对这些原理的认识，也影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问题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的认识，本文主要关注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研究。

　　一、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1］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作为研究人及其历史活动的出发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也是社会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二）社会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一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成了该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基础，经济基础之上存在着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但它们之间并不总是平衡的，作为生产方式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滞后和变革，进而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或快或慢的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经济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也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解决其矛盾，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中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是其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的表现；（四）社会历史的发展受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是一种与自然界运动相似的物质运动，生产方式的状况及其发展决定了社会形态的不同和社会由低到高的发展趋势，即社会发展呈现出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与趋势，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发展趋势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五）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物质生活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六）人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但人不是抽象的，而是被各种社会关系制约的实际存在的具体的人，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脱离其既定的条件、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了人们的活动及其性质；（七）历史是各个个体共同活动的产物，尽管他们的活动有其目的和动机，但历史的发展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其力量的合力，杰出人物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虽大，但并不足以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据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则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规律的结合使社会主义获得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空想社会主义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由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任何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必然涉及对这些组成部分的理解，也可以说，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的理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以及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差异。詹姆逊同样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詹姆逊对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当代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唯物主义，他首先肯定了唯物主义的优势。一方面，这种优势是通过它自身表现出来的，它致力于揭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有利于揭示思想、文化、观念等精神现象的物质基础和最终来源，也有助于建立起精神现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这种优势也是在它与唯心主义的比较中表现出来的，唯物主义打破了精神自律（或半自律）的幻觉，克服了唯心主义把精神封闭在自己的领域、以意识解释意识的局限。同时，詹姆逊也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局限：“所有迄今为止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它被认为是一系列关于物质的命题——尤其是关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这像是在那种所谓的人文科学中说自然科学的事情——而不是一组关于语言的命题。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不是一种语义主义——不管是原始的还是别样的——因为它的基本宗旨在于严格区分所指（这是语义学的领域，是阐释的领域，是研究文本的表面意义的领域）——和指称对象。研究指称对象，不管怎么说，是研究它的意义的界限，它的历史的先在条件以及那种同个人的表达无法通约公度的东西，而不是研究文本的意义。在我们目前的讨论中，这意味着同客观知识的关系（或换种说法，同那种在其巨大的构造秩序上与个别主体迥然不同，以至后者作为有限的词语保留下来的生活经验永远也无法充分予以‘表现’的东西的关系）只有为那种能正确对待尖锐的不连贯性的思想所设想出来……”［2］而且，唯物主义在当代又有了新的变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引发了当代理论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同样影响了唯物主义的发展，詹姆逊及时地指出了这种变化，并分析了其弊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理论的普遍化，当代理论取代了哲学、文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等具体理论成为支配性的话语，它不再致力于提出新的主张、真理，而呈现出了当代理论的自足、半自足的特征：“哲学文本或体系（不免出错地）企图表述一切，但就是不表述其本身，即真理或意思。如今真理或意思误把体系中的‘所指’（the signified）当作‘能指’（the signi-fier）对待。”［3］受这种变化的影响，唯物主义逐渐远离现实、物质世界、真理、所指，成为文本斗争的场所：“……唯物主义则意味着（在‘意思’或者在人们认为远离其语言表述的意念或概念的‘所指’中）信念的消亡。就这一点来说，无论‘唯物主义者’哲学是多么的似是而非，其真理论还是会将‘理论’本身的功能与操作明显地转型，因为它开辟了这么一个能动局面，即我们从中不再能找到意念，只能找到文本，相互不断争斗的文本。”［4］当然，詹姆逊并没有肯定唯物主义的这些变化。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具有能动性，存在决定意识。阿尔图塞提出了“多元决定论”来纠正其“缺陷”，即上层建筑的变化受制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多个层面，是由这些层面共同决定的，这些层面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詹姆逊基本上肯定阿尔图塞提出的多元决定论：“多元决定的概念告诉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原因，包括那些看起来极不相关的东西。当我们找到了足够的解释之后，便需从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它们。所有的决定因素都是必然的，但并不能够解释完整。……历史的解释只有通过具体、复杂的多元决定而获得。这是阿尔图塞派历史学家们爱使用的语言。”［5］但应该清楚的是，虽然詹姆逊赞同阿尔图塞的理论抱负，希望以此克服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夸大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作用、忽视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作用的错误，也希望突出文化、政治等层面的作用，但他没有完全肯定“多元决定论”，也没有把生产方式的各个层面等量齐观，并且还批驳了阿尔图塞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曾经被后结构主义批判为“目的论”模式和“本原”模式，持“共时论”的阿尔图塞对马克思主义也有过类似的攻击，詹姆逊否认了这些指控。

　　詹姆逊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目的论”的痕迹，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曾经批判过资产阶级的“进步论”，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观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进步论”，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应该清理马克思主义与“目的论”的关系。他认为，“目的论”设想现在是堕落的、混乱的、有缺陷的，还设想现在一定会被美好的未来所取代，“目的论”模式在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进步论”时就有了一定的体现，它信奉“实证”的历史和“历史的终结”，并具有种种表现，诸如“以‘历史的终结’为名义来说服人们为‘未来’而牺牲自己的现在”、“救世主、‘人文主义’或斯大林主义对‘未来’所编造出的欺骗性意象”都是“目的论”的表现，而且，它们“从根本上是宗教（和专制主义）思维模式的病症。”［6］在詹姆逊看来，这些“目的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应该清除马克思主义中的任何资产阶级的“进步论”的痕迹，也应该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观点区别开来。同时，我们又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观点，如果这样，将会导致泼水弃婴的恶果“在清除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观点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将被逐渐地消除掉。”［7］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地清除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的观点。因此，我们对待未来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只要我们在对过去进行阐释时牢牢地保持着关于未来的理想，使激进和乌托邦的改革栩栩如生，我们就可以掌握过去作为历史的现在。”［8］詹姆逊不加分析地把这些观点笼统地放在一起，难免有简单化的倾向，但他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目的论”模式及其提出的对待未来的态度则是正确并值得我们借鉴的。

　　詹姆逊还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本原论的历史主义的指控。本原论的历史主义假设存在着一个始源性的、实际存在过的、曾经被进化的过去，我们也能够通过历史发现人类社会经历过的真实的事件。实际上，这样的过去只是想象的产物，并非实际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本原论历史主义的地方在于其阐释的主符码（master code）“生产模式”。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划分了以下几种生产模式：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原始共产主义、新石器时代的农业、亚细亚生产模式、城邦、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生产模式不是以线状或进化论意义上的“阶段”展开的；任何一种生产模式都必须区别于其他的生产模式；任何一种生产模式都包含了其他生产模式的因素，它包含了现在的生产模式、过去的生产模式的残余和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这些生产模式不仅指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过程和技术等这些具体而独特的因素，而且还指与前述因素相联系的文化、语言符号（或者说诸如政治、法律等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的生产模式；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历史主义不仅应该处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而且也应该处理过去与未来的关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概念具有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起来的阐释力量；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主义，但不是本质主义或“目的论”的历史主义，而是“绝对历史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要义是“现在的客观境遇”与“过去的客观境遇”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生产模式”克服了历史主义的困境；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着眼于生产方式和社会变革的观念，以达到最终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包含了生产方式的理论，包含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涵的理论。这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作用，即创造一个社会变革的观念的问题。”［9］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詹姆逊一直肯定历史唯物主义，并且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此外，詹姆逊还积极地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中，我们也能够从这些研究中发现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于理解现实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通过詹姆逊坚持的观点，我们认识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对我们经历的日常生活现实的影响，对社会的、文化的形式和实践这些我们进行理论化的对象的影响，以及对理论自身的种种假设和要求的影响。”［10］

　　二、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既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是认识的普遍规律。辩证法包括客观的辩证法和主观的辩证法，客观的辩证法是指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规律，主观的辩证法指的是对这些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唯物辩证法既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基本原理，又承认意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唯物辩证法强调普遍联系和建立在矛盾基础上的永恒运动，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其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还包括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偶然性与必然性等揭示物质运动的重要范畴。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建立在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使辩证法获得了科学的内容和形态，并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自然界是否存在辩证法、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等问题上，詹姆逊明显地受到卢卡奇和萨特的影响。后来，他逐渐纠正了此前的一些错误。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斯大林那里出现了断裂，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也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属性。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詹姆逊就持这种观点，甚至在1994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还提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传统：“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有关社会，而不是有关自然的科学，自然辩证法的问题不是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11］但他同时也指出：“我仍然要继续捍卫辩证法思想，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所以，我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黑格尔。‘矛盾’概念是整个马克思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2］这也是我们从汉语文献中看到的他最早改变先前看法的文字。2005年6月25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国际讨论会”上，詹姆逊重拾这一话题，提出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看法，并严肃地指出：“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就像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开一样。”［13］应该说，这标志着他的思想的重大变化，虽然我们目前无法断定他思想转变的具体时间，但从他的发言和论文《什么是辩证法》中我们可以确认这种转变。实际上，在《什么是辩证法》一文中，詹姆逊还在驳斥当前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指控时郑重地说“辩证法是不是一种叙事——且不说是‘宏大的叙事’？”［14］他实际上否定了辩证法的虚构性，从另一个方面辩护了辩证法的科学性。

　　具体来说，此前的詹姆逊主要从目的论和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两个方面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结果马克思主义仅仅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不但缩小了马克思主义的适用范围，而且还从整体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也是从这两个方面修正了其原来的观点，下面我们就这两个方面分而述之。

　　关于前者，詹姆逊曾经说过：“在黑格尔那里，关于历史的诡计或理智的诡计这一概念是十分重要的。黑格尔认为人类世界存在着一个最终的目的，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也相信这个；例如恩格斯就相信存在着最终的目的，这表现在他的自然哲学中。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认为人类历史和自然界都存在着目的，而且这两种东西都遵循同样的规律，虽然发展速度可能不一样。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包括恩格斯、斯大林）的方法之一，就是看是否将这二者区分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大部分（我把我自己归为这一类），认为在自然、存在与人类历史中并没有相同的规律。自然是无意义的，这是达尔文意义上的无意义，人类生命中也没有目的，只不过是些偶然事件罢了，而历史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同时存在于两个层次上。个体的存在是荒谬的，是毫无意义的纯偶然事件，这里可以借用存在主义的观点，而集体的生命却和历史一样，是有意义的，有其自身的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受了维柯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存在主义的主要观点之一，即我们存在是无意义的、荒谬的，而只有我们的行为才有意义，才能被理解。”［15］也就是说，在詹姆逊看来，人类社会存在着最终的目的或终极目的，但自然界则无所谓终极目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不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但自然和人的生命则是无意义的。实际上，这些观点主要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卢卡奇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并不是詹姆逊自己的创造。

　　关于后者，詹姆逊认为，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辩证法仅仅存在于社会领域，但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界，是错误的。因此，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区分开来，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他曾经反复地强调过这个观点，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唯物主义，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我说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辩证唯物主义企图把辩证法同时运用于解释历史的自然，而这是和斯大林、恩格斯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他自己的说法，这本书也就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反杜林论》区分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整套完整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将辩证法看成了自然界‘永恒’的规律。”［16］“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关于历史的，和形而上学、存在、自然等没有关系，辩证法只是在历史发展中起作用，在自然界中则不能说有辩证法。”［17］实际上，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制造了恩格斯与马克思断裂的“神话”，詹姆逊只不过是不加分析地借鉴了这种说法而已。因此，我们只要研究清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也就同样明白了詹姆逊的错误。恩格斯阐述其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主要著作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但马克思没有出版过类似的著作，这就给西方马克思主义留下了话柄。如果尊重事实的话，有两个事实可以否定这种“断裂说”。实际上，中国学者毛崇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质疑过这种观点，他从两个方面反驳了这个观点。其一，关于《反杜林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版序言》中说明，在这部著作出版前，马克思曾经听过“全部书稿”，他还说“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由此可见，即使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独创，起码也征得了马克思的同意。其二，马克思在写于1853年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把“对立统一”视为万应的原则，“万应”当然也应该包括自然界。而且，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赞许黑格尔“思想极其深刻”，并在评论他的“对立统一”说时说：“在他看来，‘两极相通’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以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18］由此可以说明，马克思本人也是赞成自然辩证法的，并不是由于恩格斯的缘故才同意的。此外，我们从恩格斯的看法中也可以间接地了解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态度：“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19］

　　综上所述，毛崇杰先生提供了确凿的材料，他的论证也比较有说服力。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意地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分裂开来，把自然辩证法歪曲为恩格斯独有的思想，并把辩证唯物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不但承认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自然历史的发展都充满了辩证法，而且还承认前者是后者的进一步地发展。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可能产生许多负作用，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潜在的危险：“以上这些问题搞得不好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性质改变了，即变成唯心主义了。也就是从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的本体论，变成形形色色人本主义本体论，即精神的东西（名谓实践本体实质是精神本体）。因为不承认自然辩证法，必然导致否认人类同样要受自然规律支配，进而否定社会的总体性规律是不以主体的认识与意志转移的‘外部规律’，而走上主体‘自律论’，即人的本质不是由人以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而是由‘人自身’的理性、欲望、心理的情感的东西，即杰姆逊所批判的‘利必多’东西规定的：走到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是不能规定’上面去。而这种主观唯心的人本主义正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种种反意识形态，非社会、非历史、非政治批评的根源。这也正是杰姆逊所批判的‘在局部上是正确的’种种‘多元’理论。”［20］

　　转变后的詹姆逊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既包含又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概念是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观点看，詹姆逊确实转向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詹姆逊在辩证法问题上转变的具体原因和细节，但他确实抛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偏见，修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但他仍然缺乏学理上的论证，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读到他从理论上说明这种转变的必然性的著述，所以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地观察他转变的彻底性如何。而且，他的转向还可能影响到当今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影响的结果究竟如何，尚需实践的进一步的检验。

　　不少人认为，辩证法是一个体系或方法。但詹姆逊认为，尽管辩证法包含着方法的因素，但又不能把它完全地视为方法论，也不能由此深信，一旦拥有了这种方法，就能够掌握真理。因而，辩证法不是纯粹的思维运动或思辨活动，它是思维与历史、现实、具体环境和个人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搏斗，以及从这种冲突中对真理的洞察。詹姆逊的原话是：“成功的辩证法所带有的标记是震惊，是讶异，是固有观念的颠覆。你可以在一瞬间洞察真理，但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会卷土重来，把你淹没在有关世界的种种假象以及你自己的主观愿望之中。于是你又被逐出了真理。”［21］如果这样理解辩证法，辩证法就是对不可能被再现的真理的一次次的接近，它也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因为哲学不但肯定真理的存在，而且还肯定真理是可以被表达并见诸文字的。这样看来，辩证法主要是一种关于未来的思想模式，它从来没有被实现过；辩证法表现为多种形式。辩证思想的特征是：第一，重视环境的逻辑，即重视环境变化的恒常性、首要性，及其导致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第二，从哲学或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看，辩证思维总是寻求颠覆各种定论和历史叙事并将其非神秘化，或者说“瓦解已为人接受的叙述形式和历史因果律”，它颠覆的对象也包括诸如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等在内的各种历史叙事；第三，重视以联系、整体性和矛盾看待自然、社会、历史等各种现象，并重视特殊经验的多重性。正如戴维·格罗斯所发现的，辩证法在詹姆逊的思想中主要表现为既强调“事物是联系的”和“真理是整体的”，又强调“无论如何，在解释资料与事实时都要坚持矛盾、相互作用、冲突和变化。”［22］或者也可以表述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包括用想象去联系和发现鸿沟、破裂、断裂和矛盾。”［23］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必然会涉及辩证法的意义。在詹姆逊看来，辩证法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像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反对、攻击辩证法，也就等同于反对社会主义；如果重视社会主义，就有必要重新重视辩证法，并回应、反驳对辩证法的各种非难和攻击。第二，辩证法有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事物，并同时从积极与消极的方面把握事物：“因为现在，作为一种新的、原创性的思维方式，辩证所告诫的是把好运气和坏运气合并，把历史境遇同时理解为幸福和不幸。”［24］它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仅仅强调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辩证法有助于我们克服狭隘的、单一的思维方式，从而树立整体的、全局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就充满着辩证法精神，他同时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看待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由此成为最具建设性和最具破坏性的生产方式。第三，重视辩证法是时代（具体为校正时代精神）的需要。在当前的时代中，时代精神存在着许多消极的因素，诸如冷嘲热讽、对失败经历的念念不忘、对未来失去了信心，以及绝望、悲观的情绪等等，这些因素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亟待克服的。作为“希望和修复的信息”的辩证法既可以为人们提供精神的动力，还具有颠覆时代精神的能量：“因为辩证法总是指责时代精神：它是一种对抗和矛盾的原动力量，它总是具有对抗和颠覆时代精神的倾向。”［25］因此，辩证法恰好可以纠正和克服时代精神的缺陷。

　　纵观詹姆逊的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但作为其最重要的信仰、学术资源和一以贯之的分析方法统摄了其学术研究，而且也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并成为其整个学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既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其学术研究，又有利于借鉴其得失，并服务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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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6］［7］［8］(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张旭东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253—254，368，368—369，155，155，155.

　　［5］［15］(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5—76，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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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23］DouglasKellner，ed．Postmodernism，Jameson，Critique．Washington:MaospmmeivePress，1989:102，101—102，102．

　　［13］詹姆逊的发言详见．社会科学报，2005－07－07．

　　［14］［24］［2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什么是辩证法?［J］．王逢振译．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5)．

　　［16］［17］(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243，93—94．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1．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72:51．

　　［20］毛崇杰．论杰姆逊文化阐释学的哲学基本点［J］．哲学研究，1996，(1)．

　　［21］詹姆逊，张旭东．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M］//王逢振编．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55—156．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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