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对“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的重大现实课题的百年求解中，先后产生和出现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1]，他们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以不同方式、前后相承地共同面对和求解这个课题，做出了不同的但却都是十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迎来了今天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

（一）

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发生在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下，发生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把发生革命的关注点转向东方民族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是自1840年以来我国一步一步地沦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在其它各个阶级作出历史性回应先后遭受无可避免的失败的情况下，由一个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具有先进性和现代性的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的统治，第一次鲜明地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这一时代性、历史性的重大现实课题，在理论的形态上，这集中反映在孙中山著名的三民主义理论与革命纲领中；辛亥革命及其失败后孙中山一系列不屈不扰的革命活动，则是这一理论和纲领光辉的实践体现。孙中山提出并通过领导辛亥革命实践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理论与革命纲领，有一个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发展过程。在他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中，民族主义是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首要前提和根本条件；民权主义是革命的中心，因为它是实现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关键性环节；民生主义是革命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三者有机统一，就是中国社会进入近、现代以来必然面临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2]。孙中山为解决这一现实课题而领导的“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3]，开启了中国走向不可逆转的民主共和新时代，辛亥革命失败后出现的袁世凯和张勋的短命复辟就是明证。尽管孙中山提出的这一重大现实课题，从理论与纲领上说还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但他的三民主义是作为针对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历史传统的近、现代先进理论而出现的，则是革命性的；率先实践这一革命理论与纲领的辛亥革命也最终失败了，但是，却为随后不久发生的以“科学、民主”两面大旗为号召的伟大的“五、四”运动准备了重要条件，因此，也自然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继续求解这个课题的革命和现代性实践活动准备了重要条件。

在我国传统的历史走向被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打断并加以改变，即中国日益沦为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提出并通过领导辛亥革命解决“民族、民权、民生”这一时代性、历史性现实课题，最终被历史证明企图走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现代化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因而是不成功的，而且，恰巧就是这个同样的历史条件使之不成功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作为伟大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的孙中山，其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条件下，本身就具有先天不足的软弱性，同时又生不逢时，因此从根本上致使他领导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归于失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率先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了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而且在于他不怕失败、不甘失败，而是愈挫愈奋，不断与时俱进，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解决这个重大现实课题的希望寄托于刚刚登上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大众身上。因此，毛泽东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4]，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其革命事业的最伟大的继承者，更是其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革命精神和遗产的伟大继承者。

（二）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作为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为解决“民族、民权、民生”这一时代性、历史性现实课题的革命事业后继者，就站在了中国历史潮流的前头，在经历了多次失败的考验和艰苦卓绝的探索之后，终于形成了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领袖人物，找到了正确解决这一现实课题的科学理论与革命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及其指导并取得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开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最集中地反映在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中，这条总路线就是毛泽东高度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5]。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通过革命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国内的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这两大支柱，是解决“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现实课题的决定性前提条件，而首先是解决“民族”问题，即中华民族免受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国家获得独立和主权，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定性前提条件。只有在这个前提具备的条件下，国内各民族才能获得平等的地位。国家主权、民族平等地位的获得，才有可能进一步解决“民权”与“民生”问题。但是，国家主权、民族平等地位这个前提条件的获得，又只能而且必须同推翻国内的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个反动统治恰恰是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的社会和阶级基础以及“民权”被践踏与民不聊生的根源。同时，推翻这个专制独裁统治，以建立民主、自由的新国家为目标，又为“民权”以及“民生”问题的真正解决提供了更加直接、更为关键的前提条件。因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拓出的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道路，为真正解决孙中山率先提出并通过领导辛亥革命实践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提供了最为根本的历史前提条件与现实可能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成为辛亥革命的直接延伸和继续。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率领全国各族人民选择走历史的必由之路，通过破旧立新，创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亿万人民群众开天辟地翻身做了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为“民权”以及“民生”问题的直接解决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决“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的起点和出发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帝国主义被赶出了中国大陆，这个阶段上的“民族”问题获得了根本上的解决，这也是这场革命最为重大、最为关键的成果。但是，这并不等于“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根据新中国建立后60年的实践经验，从外部来说，在全球化、特别是由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条件下，对于其它弱小的民族或后发的国家、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民族”问题总是会不可回避地存在着。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只不过与旧中国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内容与形式罢了。我们还不能不长期面对国际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以及他们搞强权政治与推销强势文化的压力，不能不长期面对国际敌对势力企图“分化”、“西化”我国的挑战，因此，“民族”问题仍然是一个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同时，我们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只是为解决“民权”和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本保障，但离问题的真正切实的解决还有非常大的距离，这就如同新中国建立之前一样，首先仍然面临着一个解决这个现实课题的具体道路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是正确的，但是，这条道路具体如何走，还要经历艰苦的探索，找到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这个现实课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才能成功。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尽管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由于主观的原因和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最终未能找到解决这个重大现实课题的具体道路。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效解决“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继续发扬光大辛亥革命的遗产和精神成为一个未竟之业，不能不遗留给了后继者。

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对“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的成功探索，是与孙中山率先进行的不成功探索和毛泽东先是成功的探索和后是不成功的探索紧密相关联的，是一个历史链条上的几个重要环节。邓小平和我们党正确地总结与汲取了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在正确把握“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全球化时代的主题的历史背景下，开拓出了解答“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作为科学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辛亥革命的遗产和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扬光大。

依据邓小平首创的这个理论体系和开辟的这条道路所昭示的：在当代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民族”独立自主问题，或者说国家主权问题，仍然是解决“民权”以及“民生”问题的决定性前提条件，尽管有所谓全球化是对国家主权的消解的说法，但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仍是我们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和“一球两制”背景下，与世界其它国家与民族打交道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与核心价值。在此前提下，改革开放新时期30多年来，我们国家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要求，紧扣时代主题，坚持和平外交，不仅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而且秉持构建和谐世界理念，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一系列资本主义大国建立了战略性的合作或者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到全球化大潮中，以尽可能地维护和争取我们国家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核心价值，为国内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最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坚持反对歪曲民族自决自治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反动逆流，坚决同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这可以说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发展。在国内，由于我们一贯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主区域自治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逐渐形成，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正在推动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邓小平及其后继者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大限度地继承和丰富、发展了孙中山率先提出的民族主义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内涵与精神。

从一定意义上说，以改革开放为根本特征的新时期，就是以解决“民生”为主导、以“民权”和“民族”为基本保障的历史时期，因此也是解决得最有成效的时期。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切实有效解决十三亿人口的“民生”问题的惟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切实有效解决十三亿人口的“民生”问题的伟大实践的惟一正确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指导。按照这个理论体系及其指导的这条道路所表明的，从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世界上那些先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任务，而又同时迎接信息化的挑战，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就为真正切实有效解决“民权”与“民生”问题创造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决定性前提。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并在其不断发展的有力推动下，我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了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转变。伴随这个极其伟大而深刻的历史性转变，公民社会悄然勃兴并不断成长，这样，市场经济权力及由此而生发的社会权力与公共权力形成三分并且互动，社会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日益成长的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进行艰难搏弈，国家政治朝着民主化、现代化方向不可逆转地发展，社会政治生态发生开天辟地的大转变，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实实在在的价值追求，与世界民主化、现代化潮流相契合与汇合，已经建立起来的维护与保障并发展“民权”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格局中不断完善和发展，“民权”问题的解决正逐步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制度体系支撑，最终是“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获得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制度体系的可靠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获得持续和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初步实现小康，并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经济总量已成世界第二，这为“民生”问题以及“民权”和“民族”问题的顺利解决奠定了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新中国建立后的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真正切实有效解决“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的光辉历史时期。但是，这一课题的解决还远没有完，更加艰难、更具有风险的挑战还在后头。辛亥革命的遗产和精神还需要继续发扬光大。

（三）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又正好是我们国家的“十一五”计划结束、“十二五”规划开局的历史关头。我们回首这100年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率先揭示出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不断求解的极其伟大而又艰难的历程，深感这个课题更加鲜明而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在百年求解的基础上，还要在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继续求解，才能巩固和发展百年求解的一切辉煌成果，而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惟一正确的立场和态度。

在“一球两制”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际大背景下，作为我们这样的赶超型的后发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仍占优势，在我们坚持全方位大开放而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仍然面临着、而且是更加严峻地面临着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极不平等、极不合理的环境中如何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所谓“民族”问题；在我国日益崛起并继续坚持和平崛起的未来历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遏制只会加强，世界上的一切敌对势力一贯坚持的“分化”和“西化”我国的所谓“和平演变”阴谋也只会继续，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我们面临的“民族”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规划，也是在基础上和从根本上应对这种国际性挑战和继续求解这一“民族”问题的重大战略性安排。因为我们虽然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仅仅只是一个经济大国，离一个经济强国和富国还有很长的距离。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国际大背景下，如果我们不坚持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由经济大国发展为经济强国和富国，就会在不平等、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受制于人，而没有真正完全的独立自主，也不可能有力地推动这个不平等、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改变，有效维护自己真正完全的独立自主。当前，正如“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如果我们不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科技进步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可能使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许多矛盾恶化，使我们难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积极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6]。特别是面对还在深入发展的国际金融危机，类似欧盟一些国家出现的所谓“主权债务危机”，不能不是对我们的警醒！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谈得上有真主权和真独立。在国内，已经形成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只有按照《规划建议》的这些要求，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加快西部大开发，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和发展。

除了继续以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解决好“民族”问题即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关系问题外，从国内来说，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10年或20年，特别是在“十二五”期间，针对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并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尤其需要更加鲜明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出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并为此而提出“五个坚持”的基本要求，“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基础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7]。有了这“五个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主线”就有了着落，进而使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得到真正切实的突出。中共中央这个《规划建议》提出的我国“十二五”发展目标和任务，非常有针对性地“更加明确了调整经济结构和保障改善民生方面的目标”。我以为，要实现“调结构”和“保民生”的目标，“抓改革”是决定性的关键环节，这就是说，必须要有辛亥革命以来不断发扬光大的革命精神，努力克服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阻力，按照《规划建议》的要求，继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由权力本位逐渐向权利本位时代转变的条件下与发展阶段上，政治作为对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社会实践活动就具有了十分关键的意义。因此，在这个综合的全面系统的改革体系中，在当下这个发展阶段上，政治体制改革既具有关键性、又具有先导性作用，不仅可以更加直接地和切实有效地推进“民权”问题的解决，而且可以带动其它各项改革，使整个全面系统的改革体系有效运转起来，更加有效地促使“民权”问题的解决，最终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根本的和全面的保障。同时，从根本上说来，“调结构”最终也是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基础性保障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基于利益解决权利与权力的平衡问题，或者说就是所谓“民权”问题，保障和促进人权事业发展，最终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权利与权力平衡的真正实现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涉及社会和政治的全局，所以必须采取《规划建议》提出的“积极稳妥”的态度，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十分丰富，集30多年来的改革经验，“十二五”《规划建议》按照十七大把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环节和基本途径与动力的政治建设、特别是国家制度建设放在关键位置上的基调，实事求是地把以政府自身改革即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和重点，鲜明地突出出来。按照《规划建议》所列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推进改革，在实际上必然要触及到党政、党法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且能够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根本原则，从而实实在在地有效带动政治体制各个方面的改革。沿着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根本方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权利与权力的正和搏弈，或者说促进政府公共权力、民间社会权力、市场经济权力之间逐渐趋向均衡的运动，为解决“民生”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和长效机制支持，是我们百年求解而获得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总之，我们只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继续前进的征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终会被战胜，推动这一重大现实课题继续真正切实有效的解决。因为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指出、并在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8]。换一个说法，这也是正确有效地解决由孙中山提出、由毛泽东到邓小平等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持续不断、与时俱进地百年求解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个时代性、历史性的现实课题的关键抉择，因此这也是我们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年的时候要特别牢记的历史昭示的这个伟大结论，实践形成的这个伟大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