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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兴起了文化热，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文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关于文化的理解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国内外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目的之所在。

　　在现代社会，文化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影响日益显着。古今中外很多学者对文化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研究，但是，他们受当时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或被自身学术研究视角所囿，很难对文化做出整体和科学的理解。在继承批判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解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阐述，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做出了辩证科学的解读，对我们理解文化的内涵、本质和功能有重要的启示。因此，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及对不同学者对文化的理解来了解文化的概念和功能，进一步分析文化在马克思文本中的意蕴，进而阐述马克思文化观的科学内涵，对当代文化发展及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文化内涵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内涵的研究

　　“文化”（culture）一词是一个外来语，在中古英语和拉丁语中为“耕耘”之意；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文化才逐渐开始在接近文明的意义上被人运用，包含着培育、教育、修养等含义。由于人类学与文化学的不断进展，文化的内涵也愈加深化和丰富了，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和界定了文化的内涵。比如，通过对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的研究，德国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得出猿猴和一般动物在生物学构造方面比人更加专门化的结论，由此，蓝德曼界定了哲学人类学关于文化的独特理解：“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天性’。每一个人都必须首先进入这个文化，必须学习并吸收文化。”［1］他的见解对于后来的学者界定文化范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后人理解文化的起源和文化的生成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我国当代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关于文化内涵的理解。例如，著名学者李鹏程在《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一书中将文化的基本含义理解为：第一，对自然界的事物进行某种“改良”、“优化”“驯化”）和有目的地培植的活动。当然，这个活动无疑是人所进行的活动。第二，对人自己的“教育”、“训练”和“培养”，使人脱却野蛮、粗俗和愚昧，而成为有教养的、文雅的、聪明的人。当然，这个活动是以人为对象的、由人来进行的、对人加以“优化”和“改良”的活动。［2］陈经纬在《文化的本质》一书中对文化的认识描述如下：1.认识的运动是物物的，而不是物我的。我亦一物，为特别物。认识是物物（我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因此，认识运动的问题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2.认识的结论表现为知识，为文化。人类的知识和文化伴随了人类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与每一历史过程相适应，为表里。人类不断地把时间的结论充实到自己的文化中去，形成新的文化。具有了新文化的人类，则携带着新的文化，进行着新的实践。因此，人类的认识是动态的，其文化则是历史的，同时也是与现实共生的。3.在所谓认识的过程中，认识总是以其结论为对象，即以其文化表现为对象，并以知识为工具的。我们接触到的，实质上是人类的文化。4.物我概念的设定，一来囿于文化的传承，二来基于陈述的方便，他们都只是认识论的。其实，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他们是混一的、一元的，其表现是第三存在的。［3］衣俊卿教授在《文化哲学十五讲》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他认为，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他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何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一书中写道：抽象文化结构上的人的文化存在，是人的超生物机体的生命活动形式，是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本质区别，是人的本质。这种文化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文化是以实现人的存在价值为目的的活动。第二，文化以符号系统构造人的历史。第三，文化是人的理想和人的现实的统一。因此，文化本身就具有理想性。但是，文化不是人的抽象精神的活动，而是人的现实的历史。［4］国外学者对文化内涵的解释更注重整体性和精神性，如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中将文化理解为给定的和自在的行为规范体系；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中提出：“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他的这种观点就属于狭义的文化范畴。［5］“人类学之父”泰勒从文化进化论的立场出发，着眼于文化的整体性和精神性，把人类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一切精神性创造物的整体界定为文化。虽然这些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了文化的内涵，阐述了文化的特征，但他们所表达的宗旨都离不开一点，那就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同人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息息相关。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是为了人的需要、通过人的劳动而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哲学和人类学著作中，通过对人的“劳动”和“需要”的分析研究，广泛涉及到了广义文化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将生产区分为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三部分，提出了研究生产的科学方法论。他们对精神生产方方面面的论述，为狭义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若干深刻的思考和见解。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文本解读研究

　　目前，国内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本解读的著作和文章不是很多，上海行政学院的黄力之先生在《先进文化论》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经典文本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较少使用“文化”概念。黄先生在对“文化”一词在全集中的分布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总结后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马克思把文化当成一个一般的、不证自明的概念使用；第二，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文明使用的频率大大超过文化，而且，在相当的程度上，他所说的文化也就是指文明。例如，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对文化的文明解读表示了认同，马克思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与维柯的《新科学》有着相似之处，都是重要的人类文化起源史著作。［6］文化作为一种内在地包含着自由和制约性构成的张力结构，具有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特征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正是根植于人所特有的类本质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文化是实践的历史积淀和对象化，文化也是构成实践活动的内在机理和方式。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的文本解读来理解马克思对文化内涵的理解。马克思关于实践的哲学构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文本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意义上，即从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两个方面揭示了人是实践的存在物的思想，他把实践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在1845年春天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革命的批判的实践确定为哲学的立足点和视角，确定为人的感性世界和人的认识的现实根基；在1845—1846年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以分工为线索，通过人类社会结构的产生和社会力量的异化来展示人类实践总体的分化与发展过程。他们明确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物质资料的生产，这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来都是两种生产并行的，即“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7］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以及人自身再生产的同时，人又产生出交往、合作等新的需要，由此产生了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并分化出独立的精神生产领域。虽然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哲学的术语，但是他们把满足人的需要做为文化世界得以生成的基础。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上述观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把上述思想当做马克思毕生所作的最伟大的发现。他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8］与很少看到马克思对文化概念的明确阐述相反，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关于文化功能的阐述，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功能是与文化的价值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文化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任何文化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因此，文化的价值是人们之间本质力量交换的手段和媒介，文化的功能正是文化价值的实现。文化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个方面。一是信息功能。二是教化、培育功能。三是社会发展动力功能。四是认识功能，文化是人类认识活动中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当代意义研究

　　目前，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不可回避的历史趋势。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实现了人类的整体意义，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的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它印证了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和世界历史的论断。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当代意义的研究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许多学者致力于建构一种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视角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作出回应。关注时代和把脉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所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隽鸿飞教授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双重内涵及其文化学意义》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关于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的论述为我们研究人类文化模式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标准。我们可以将文化模式分为前现代的文化模式、现代的文化模式和未来的文化模式。国内多数学者认为，在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中，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文化观。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哲学思想，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研究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也是对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内许多学者通过对马克思相关文本的理论解读，进一步理解分析马克思原生态的文化哲学观点，并进而达到了一种理论的自觉。郑祥福在《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审视大众文化》一文中这样描述我国当前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我们在不断地遗忘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符合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现代文化。同时我国还存在着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求与文化市场化、商品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普遍化与市场经济前提下的价值标准个体化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国要构建一个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紧密结合当前我国道德状况和针对解决上述诸矛盾提出的。所以我们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通过深刻反思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凝练与构建一套符合我国社会发展需求并能够在教育过程中加以贯彻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这一规范必须要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并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文化因素，形成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道德价值规范体系。［11］我们应当认识到文化及其建设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作用，继承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通过文化建设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是马克思主义面临和必须解决的一个时代性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

　　［2］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陈经纬.文化的本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15.

　　［4］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25.

　　［5］塞缪尔.亨廷顿，老伦斯·哈里森.［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

　　［6］黄力之.先进文化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5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版：58.

　　［11］郑祥福.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审视大众文化［J］.浙江社会科学报，2008:3.

　　（作者单位：东北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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