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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的逻辑

　　2009年以来，一个名词开始在中国学界走红：“后危机时代”，其潜台词或政策含义是：“危机已然过去了”。遗憾的是，美国还没有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徘徊），从2009年12月开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出来添乱了。接踵而至的，是美国的债务违约风险闹剧。到了2011年9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纸醉金迷的闹市区开始频频上演“现在就革命”的社会动荡。

　　关于这次危机的根源，现代经济学（也称“主流经济学”）最经典的解读是：“监管缺位”、“政策失误”和“低估风险”。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投资者会低估风险呢？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答案除了归咎于人性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对这个追问耸耸肩膀了。看来，这种将危机根源追溯到人性贪婪的“本体论”，大概也算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高境界了。问题是，这个“本体论”显然经不起如下追问：同样都是逐利的经济人，为何次贷危机只发生在资本主宰的当今世界，而与资本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无缘呢？

　　事实上，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这次危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那么，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受得住现实的拷问吗?

　　二、需求不足与需求过度

　　不少人认为，对于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以及之前的古典经济危机，马克思的理论或许还有较强的解释力，可是对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就几乎不再有什么说服力了。表面上看，当下的金融危机，其导火线的确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或者“需求过度”。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了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信用崩溃。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资本主义的“需求过度”呢？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逻辑，同样是导致“需求过度”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下，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避免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提高个人消费需求。于是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相继采用过以下办法来刺激消费。

　　（1）削减产量，比如把牛奶倒进大海。这种办法既残酷，又与资本的逐利本性相悖，故在当今时代，简单地削减产量已被视为一种愚行。（2）宽松货币政策，比如不断降息。这个办法将面临通胀的压力和债务违约的风险，因此有严格的条件限制。（3）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这是在私人缺乏消费意愿和实力的背景下，穷人买不起，富人不愿买，由政府充当“消费者”和“投资者”。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并发症，发达国家政府对这种办法的效果已颇持怀疑态度。（4）调整分配格局，比如通过税收政策调整来促进购买力。由于这种办法有“劫富济贫”的嫌疑，有违自由资本主义信条，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这种“让步政策”是不会提上议事日程的。（5）透支消费，比如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这种办法既能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接受，囊中羞涩的普通劳动者也不得不接受，这已成为目前西方极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6）福利政策，这也是导致政府债务增加的直接原因之一。二战以后，福利政策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普及，只是福利的程度不同而已。

　　从实践过程来看，“透支消费”和“福利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透支消费”和“福利政策”的支撑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的个人消费增速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透支消费”、“透支经济”加上“福利政策”的推行，短期内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掩盖了本国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掩盖了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从而暂时缓和了这些国家的阶级矛盾。

　　但是，“透支消费”和“福利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就如同为了缓解癌症患者的疼痛，医生只好不断加大吗啡的注射剂量一样：“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而“福利政策”不过是靠借债来“过好日子”，其作用也只能是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而已。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一旦出现债务违约，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把以上的叙事做一个提炼，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对未来预期的悲观看法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的逻辑”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中的“生产过剩”，与资本主义古典危机中的“生产过剩”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本国范围内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本国实体经济的产能严重过剩。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产过剩已经主要集中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产能严重过剩，而在发达国家，这种“产能过剩”已经异化为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当然，不论这两类危机有何不同，以马克思的逻辑来看，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现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它们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

　　早在2001年，针对当时美国政府预防危机的频频降息举措，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即使这一努力获得成功，也决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可以‘人为地’摆脱衰退的周期规律。增长期的延长只会导致经济失衡的矛盾进一步累积，尤其是个人和公司的债务及投资更加过度。”[1]10年之后回过头去看，这个分析经受住了事实的检验。其实，我的这个结论不过是马克思逻辑的具体展开罢了。

　　三、是福利社会的失败，还是资本主义的失败？

　　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不仅美国的次贷危机被误读，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同样也被歪曲地解读。不久前我在北京开会，有个经济学教授告诉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雄辩地证明，北欧的福利社会模式根本行不通，只能养懒汉。这再次验证了‘经济人假设’的正确，也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无能。”

　　表面上看，福利社会养了懒汉，导致入不敷出，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元凶。但是，为什么欧洲要搞福利社会呢？

　　欧洲之所以要搞福利社会，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换言之，如果你不搞福利社会，人民就会起来造反，马克思的预言就要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还是被99%的人用暴力颠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对于资本家来说，答案不言自明。

　　资本家没想到的是，高福利虽然缓和了两极分化，可是又催生出了主权债务危机。

　　为了摆脱主权债务危机，2011年9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了旨在未来10年削减总额约3万亿美元赤字的一揽子计划，其中约半数将通过对富人和大公司增税来实现。奥巴马说：“巴菲特的秘书不应该支付比巴菲特更高的税率，这毫无道理。”“年收入5万美元的教师、护士或建筑工人缴纳比年收入5000万的人更高的税率，这是错误的。”[2]

　　奥巴马不是共产党员，绝无打土豪分田地的野心。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改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共和党人也坚决反对，并炮轰奥巴马的这项增税计划是在搞“阶级斗争”。奥巴马很委屈，说这并不是在搞“阶级斗争”，而不过是一道“数学题”。其实，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向富人增税是不是在搞“阶级斗争”，而是在于：如果你不搞向富人增税这种“阶级斗争”，那么，“占领华尔街”的那些穷光蛋就会“现在就革命”，就会搞出“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可怜的奥巴马先生只能在这两种阶级斗争中做选择。

　　既然富人一毛不拔，那么就勒紧穷人的裤腰带吧。2011年9月21日，希腊宣布了苛刻的福利削减计划。对此，希腊财政部长艾文格拉斯·维尼泽罗斯很有些担心：“这些措施必然引起人们的反抗，我们不能在没有喂饱的牛身上挤牛奶。”

　　面对危机，现代经济学绞尽脑汁，开出的药方也只能是“开源节流”以及“增税减薪”。这个药方有点用，但治不了本。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所谓“节流”只能是进一步制造出新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所谓“开源”则是在为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火上浇油。至于“增税减薪”，如果此举是针对富人征收“巴菲特税”，其结果必然遭到资本的强烈抵制；如果此举是让大多数穷人“勒紧裤腰带”，那么结果必然使两极分化水落石出，最终重新激化阶级矛盾。

　　2001年，我在《透支经济与财富幻觉》这篇文章中指出，国家债务是持续不了的，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3]不过当时我实在是没法想象，这个“出问题”的表现形式究竟会是什么？私人借债“出问题”是“破产”，国家借债“出问题”是什么呢？难道国家也会破产吗？现在看清楚了，99%的人要起来“占领某某街”——这就是国家借债“出问题”的表现形式。所以，国家借债到最后也是有破产压力的。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的2009年，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撰文指出：“生产过剩催生了透支消费，透支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把透支消费打压下去了，生产过剩的问题必将浮出水面；一旦社会难以承受生产过剩之重，透支消费又必将卷土重来。可见，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一天，‘透支，还是过剩’这个难题就不会消失。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而言，哈姆雷特的难题是永恒的：‘不透支，吾必死’，‘透支了，吾亦死’。——这就是市场经济内生的悲剧之所在。”

　　基于这样的逻辑，我当时做了一个预测：“现代市场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呈现出‘生产过剩’与‘透支消费’的反复轮回，二者此消彼长，不断折腾，直至与市场经济同归于尽。”[4]今天，我把这个预言再做进一步发挥：“借债是死，不借债也是死；高福利是死，没有高福利死得更难看”。这就是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的真实逻辑，这个逻辑可以展示如下：为了掩盖两极分化，美国政府不得不让穷人负债过“好日子”，结果搞出了一个次贷危机。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欧洲政府不得不向国外借债让穷人过“好日子”，结果搞出了一个主权债务危机。

　　现在怎么办呢？现代经济学开出的药方也只能是：紧缩，紧缩，不断紧缩！结果又把“99%”的人逼上了街头。看起来好像这都是福利社会惹的祸，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高福利”也好，“自由竞争”也罢，1%的人要想把99%的人压住，越来越难!其实，问题不在于社会福利不该搞，社会福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要从“没福利”向“有福利”进化，从“低福利”向“高福利”提升，从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向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扩展。关键在于社会福利由谁来搞？在什么基础上搞？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容另文讨论。

　　曾经准确预言“次贷危机”的宋鸿兵先生认为：欧债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经济，也不在金融，而是在于政治，即在于“财税权不统一”；“如果欧盟能将各国财政权统一起来，就可以消除危机”。此言差矣。因为统一财政也仅仅是用空间来换取时间，虽然可以推迟危机的爆发，但导致危机的基因并未消除。可以预料，如果欧盟真的能统一财政，那么今后的债务危机将不再以国家为单位爆发，而是以欧盟为单位爆发。

　　四、中国的改革发展

　　未来中国的改革发展应当高度重视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这次国际经济危机的逻辑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必须是有“限制”的市场经济，而不能是“为所欲为”的市场经济。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就是一种“限制”。这个“限制”，绝不仅仅是主流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法制”和“政府”，而必须包含有“计划”内容的限制、“公有制”的限制，否则市场经济的破坏性、盲目性、残酷性就会变成现实性。为什么30年来贫富悬殊会越来越大？为什么两极分化会无法根治？主流说法是“腐败论”、“代价论”、“改革不到位论”。其实，马克思早就阐明了其中的根源所在。刘国光老师说：“30多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迅速集中于少数私人手中，才是最根本的。”[5]程恩富老师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6]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揭穿了“皇帝新衣服”里面的真相。

　　第二，“利益失衡”正在造成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分裂和敌视，正在极大地损害和瓦解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这是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最大危机。现在有一种倾向，只要一说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往往把根源归结为“产权”和“法制”。如果不能从利益关系的角度去把握改革和发展，尤其是如果不能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富人和精英的立场上去解读产权和法制问题，就不能准确把握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要将产权改革和法制改革“进行到底”的誓言，恐怕也只是发誓要将利益失衡“进行到底”而已。如果说前30年改革开放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的话，那么今后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就只能是建立在由利益失衡转向利益均衡的努力之中。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科学发展观已经破了题。在我看来，在实现利益均衡的探索过程中，重庆模式的立场是坚定的（为人民服务），旗帜是鲜明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明确的（共同富裕），理论是有科学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有成效的（人民的衷心拥护）。因此，其发展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第三，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不仅事关我国目前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更是我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以房地产为核心的虚拟经济自我膨胀，成为中国经济的动力和支柱，为什么就总是协调不了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现有发展方式的框架内，控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有关部门不是不想做，而是根本做不到！

　　第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也不例外。我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公有制遭到某种程度削弱的经济基础，与面临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挑战的共产党执政的上层建筑）的不协调，是中国当前一切社会和经济矛盾的总根子。今天中国的一切不和谐，都能在这个“不和谐”中找到源头。此“不和谐”一日不除，一切有关“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和分歧就决不会休矣，一切有关中共前途的意识形态争论就决不会平息。这个基本矛盾如何解决，将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前途命运。对这个重大问题我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诚如陈奎元同志所说：“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变化，面对经济基础发生的变化，上层建筑应当如何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如果只讲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漠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甚至于转弯抹角地削弱它，社会主义的事业只能落败而不可能成功。”[7]

　　注释：

　　[1][3]赵磊：《透支经济与财富幻觉》，载《光明日报》2001年5月29日第B2版。

　　[2]中国新闻网2011年9月20日。

　　[4]赵磊：《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5]刘国光：《谈谈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富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25日第10版。

　　[6]程恩富：《直接影响百姓收入的首要因素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7月14日。

　　[7]陈奎元：《信仰马克思主义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赵磊：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杂志社常务副主编、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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