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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学术研究的专业化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践本性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必须以大众化为诉求。但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也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即不能因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而忽视、甚至否定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从而把两者割裂开来。

　　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高度系统性和抽象性的革命学说，它在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一部分人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百家争鸣的大局中有条件和时间去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切实增强其理论的竞争力，不断显示其理论的优越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性，防止简单化、庸俗化。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不仅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甚至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但我们要使理论彻底，从而抓住事物的根本，就离不开对理论进行认真系统的研究。从1958年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群众性学哲学运动中，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各高等院校的有关专业的师生，也都纷纷下厂下乡，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理论联系实际搞调查研究，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这些专业工作者和专业的师生也都局限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上，那就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的极大限制，甚至会在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的认识上发生错误的时候而浑然不知。如在这一时期广泛宣传的“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理论就明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却为人们津津乐道。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从正向不断用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也要从逆向教育大众正确化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化大众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双向过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会进一步认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有利于找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切实可行的路径。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防止大众从日常生活实践出发误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人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但这一思想武器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也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不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同样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即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出发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2］但大众仅仅从日常生活实践出发，不一定就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作为个体的人民大众，他的实践经验是有限的，并由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水平比较低，所以很难把从实践经验中获得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如果大众仅仅局限于从个人实践经验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则很容易发生经验主义错误。即把对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认识，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从而以点盖面，以偏概全，只见局部，不见全体。更为严重的是，当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能完全直接解释大众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甚至是与大众实际生活中所遇见的情况相背离的时候，则很有可能会失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此，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的时候，要防止大众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犯经验主义错误。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经验主义者虽然重视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但由于没有科学理论作指导，也就总是不得要领，难以系统化。只有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才能击破教条主义思想，也才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3］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防止中国传统文化同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文化存在，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必须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但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却并不一定就能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思想既是毛泽东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思想资源，但在他晚年，大搞绝对平均主义，忽视了社会生产力的状况，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反对八级工资制，也与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事实上，在外来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既有外来文化化中国文化的问题，也有中国文化化外来文化的问题。而我们一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外来文化改变本土文化、先进文化改变落后文化的方面，而对本土文化是如何悄然地同化外来文化、落后文化是如何无声地销蚀先进文化的现象，则往往关注和研究得不够。现代诠释学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间距，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是从自己的前见(包括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等等)出发来进行解读。作为在封建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封建性的糟粕，又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产生的革命性的精华，并且，精华与糟粕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难分难解地糅合在一起，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区分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化传统文化，而要防止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同化。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过程中，防止西方文明消解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实现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也充分吸收了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在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需要的基础上，吸收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要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普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要求我们在宣传普及的视野上有一种全球化的眼光。因为只有在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需要的基础上，利用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来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也只有这样，才既会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又会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世界性，它并没有离开人类发展的大道，而是人类社会合乎规律发展的结果。但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需要利用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大众却并不能直接利用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有可能造成对马克思主义意义的消解，尤其要防止大众用“以西解马”的理解模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利用西方文明的成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需要引导大众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纬度对西方文明进行批判。首先，从历史的纬度来看，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始终没有间断过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真理的进程，但实践证明，西方文明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的问题。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其次，从现实的纬度来看，西方文明有很多优秀成果，但西方文化中也有很多腐朽没落的思想，如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强权政治思维，等等，这些东西和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与马克思主义也是根本对立的，当然要坚决反对。就是对各国优秀的文明成果，也应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结合起来，也要“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4］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教育农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非常广泛，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由于农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特性，要求我们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以农民作为重点。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5］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即将开始之时，毛泽东前瞻性提出了对农民进行教育的必须性和重要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干部以后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防止小农思想。1949年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著名论断，揭示了农民教育问题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

　　在当代中国，党情、国情、世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到目前为止，农民仍然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仍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严重的问题仍然是教育农民，如果没有使广大农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只能算是小众化。而且，使广大农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还具有时代的紧迫性。有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农民中的威信有了一定的恢复和提高，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了。当前，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广大农民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信仰都在出现急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农村的思想阵地，就会有其它的文化去占领它。譬如，近些年来，不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腐朽思想在农村大肆泛滥；封建迷信思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死灰复燃之势，已经影响了我国农村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宗教势力在部分农村地区呈现出快速发展之势，甚至成为一部分农民的主要信仰，特别是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建立，严重影响了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的稳定；而家族势力在某些地方的增强，也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造成一定的影响。对于这些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从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时开始，就在逐步地中国化，并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伟大理论成果，较好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农民中的基础仍然很薄弱，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阵地，在有些地方确实在一天天的缩小，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被广大农民所掌握还远远没有实现。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理论灌输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但不可能在工人中自发产生，而是先被少数人所掌握，然后通过对广大群众进行反复的宣传和教育，即从外面灌输进去，才能被广大群众所掌握。列宁系统地阐释了灌输理论，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地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运用先进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全党全民范围内深入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信心，凝聚了党心和民心。

　　但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仅仅依靠“灌输”方式显然是不行的。虽然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在中国各项事业中的指导地位，加大宣传普及的力度，也可以控制主流媒体的“话语霸权”，但是，入耳不一定入脑，入脑不等于心悦诚服，而且，“灌输”式的宣传普及方式甚至还会引起广大受众的反感。恩格斯在告诫一些在美国帮助搞工人运动的德国工人时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6］毛泽东早在延安时就批评过进行宣传教育不看对象的简单生硬的做法。他说：“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7］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入耳、入脑、入心的传播效果，必须改变一味强调“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的老方式，积极探索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生动有效的新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社会，现代通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和人类交往方式，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要主动适应信息时代的新要求，广泛利用网络、手机、电视等现代传播手段，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化为大众的文化理念，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引导人们，以至达到百姓寻常日用而不知的境界，这才是真正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通俗化

　　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要求我们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赋予马克思主义生动活泼的形式，即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通俗化都是要运用简单、鲜明、具体的实例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精神和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理论化抽象为具体、化繁琐为简要、变晦涩为清晰、变死板为生动，让群众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通俗化，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很好地完成通俗化，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实现大众化，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8］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通俗化是密切相关的，但是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大众化更不是庸俗化，而是在保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科学精神的前提下，将其转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鲜活语言，达到简明而要、朗朗上口、简单好记。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另一方面又要极力避免庸俗化。有学者指出：“庸俗化的东西尽管也可能‘易懂’，甚至‘有趣’，但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根本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当然，为了通俗化，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形象、比喻，成语、故事甚至俚语等等作为辅助，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论证的严密性，但‘底线’是决不能牺牲理论的准确性，不能因为追求易懂而造成‘失真’，尤其不能陷入庸俗化。”［9］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思想是“顶峰”，只要背诵“老三篇”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些人把邓小平理论理解为“猫论”、“摸论”；现在有些人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三句话，科学发展观是一句话，等等。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理解，不但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严重损坏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9．

　　［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8580．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337．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707．

　　［5］［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305、31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8］《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59．468．

　　［9］陶德麟：《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红旗文稿》2010，(2)．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