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马克思主义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辗转传入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后不久马克思主义便很快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以它的科学性指导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传入中国的呢？毛泽东在描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时，有句经典的阐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P1471)，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催化剂，同时也表明了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特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学术界大都根据此前此后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分为“十月革命前的早期译介阶段”和“十月革命后的广泛传播阶段”，两个阶段不仅传播的主体不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发展的深度广度也不同，后一阶段不仅是对前一阶段的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一种超越和突破。笔者希望通过对两个阶段的比较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直观、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个思想史课题。

　　一、传播主体——由留日知识分子转变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向国内介绍，这部分人主要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海外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邻国日本也因此成为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通道。1920年蔡元培在为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一书所写的序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时指出：“西洋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2］(P435)。因戊戌维新失败而流亡在日本的改良派人士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涉及；1903年至1907年前后，留日学生掀起了一次译介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的高潮，这两类人构成了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早期译介阶段的传播主体。

　　梁启超是第一个评论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国人。“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在注释中进—步解释道：“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3］。对马克思的“泰斗”称谓和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是部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但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成员，他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作进一步的积极评说。此后，梁启超在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年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及1906年发表的《杂答某报》等文中都介绍了马克思。梁启超能够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无疑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尤其是青年思想界，产生相当不小的振动和影响。通过梁启超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开始为国人所接触和了解。

　　此外，在早期译介阶段的传播主体便是留日学生了。东渡扶桑的莘莘学子大都是或曾经是同盟会会员，他们通过研读日本学者译著的社会主义书籍以及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直接交往，较之国人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早更多的了解。他们在组织力量翻译社会主义著作的同时，也通过创办报刊等方式加以介绍。正是他们的不遗余力，才使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民报》、《浙江潮》等为窗口大批地输入中国，主要代表有孙中山、宋教仁、马君武、朱执信以及后来脱离同盟会转向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等知识分子，他们都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并摘译过马克思的某些著作。

　　历史表明，在十月革命前的早期译介阶段，从译介的主体来看，主要是在日本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式主要是以日本为通道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他们受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通过翻译日本学术界的社会主义著作，为国人打开了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新窗户，这表明了先进的中国人热烈追求真理的精神，推动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发展，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译介马克思主义，通常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流行的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种一并出台，当然也不排除含有赶时髦的成分，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纯粹独立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们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是带有学理输入的性质，民众思想启蒙的意图比较明显。这个主体内部又有改良派、革命派、无政府派等，他们往往都各成一家，相互之间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讨论沟通，因而他们的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有许多重复之处，也没有深入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往往不成体系。

　　相比之下，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途径逐渐多样化，除了早期主要通道——日本外，俄国、法国和德国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路径。这主要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日本、西欧求学或工作有密切关系，而俄国的传播渠道主要归功于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这几条渠道交叉配合，互相补充。

　　在此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体大都是真诚尊奉马克思主义为经典的知识分子，后来大都成长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国内出现了固定的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潮》、《少年中国》、《国民月刊》、《共产党》、《新生活》等上百种，这些刊物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已经形成较大的声势；另一方面，各种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社团也纷纷建立。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是1920年李大钊和邓中夏在北京大学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团结了一批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些学会、社团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进步青年逐步接受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坚决的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也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同时也使得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到讨论“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圈子中。在讨论过程中，各方各派互相交流，不仅扭转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更重要的是逐渐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核心层，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和在他们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等。他们以社会变革者的身份活跃在思想界，在宣传、信奉马克思主义方面凸显出知识分子的主体自觉性，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力量。

　　在强大的舆论宣传下，1920年夏天以后，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共产党小组也随之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先进青年中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达、邓中夏、蔡和森、郓代英、瞿秋白等人，陆续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1］(P1357)。这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先进政党，在革命与建设的道路上，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生力军。

　　二、传播内容——由零星片段到渐趋体系化

　　早期译介阶段，在传播马克思学说的文章与译著中，不但对《资本论》与“剩余价值”等词语都有涉及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出于浚削劳动者以自肥尔……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4］(P16)，而且能对剩余价值理论做出简单地阐释，能认识到生产资料掌握在剥削者手里是劳动者受剥削的根源，能做到肯定并利用《资本论》来揭示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作了理论上的宣传。

　　在此基础上，在广泛传播阶段对“剩余价值”概念有了超越和突破。首先，在学理介绍层面上能够准确系统地对剩余价值学说展开深入的研究，认识到马克思揭示“余工余值说”的论旨，“不在于诉说资本家的贪梦，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5］。其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剩余价值学说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又赋予了剩余价值学说一定的政治意义。通过对剩余价值学说的阐释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实质及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从而唤醒劳动阶级的革命觉悟，帮助中国推翻封建社会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突破了早期译介阶段将剩余价值学说单纯作为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局限。

　　对于唯物史观，在早期译介阶段，留日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并初步介绍了其中的某些观点。最早向国人介绍唯物史观的是留日学生马君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以“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因此认定马克思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6］。此外，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译著的部分章节中也大都包含有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和评说。“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7］；而且结合中国史学者“鲜注意经济变迁，不知经济变迁实一切历史之枢纽”［8］的现状，为中国史学研究明确了发展方向。可见，早期译介阶段虽然也强调了唯物史观对揭示历史变迁的重要性，但主要是从历史观的角度褒扬了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对于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革命有何指导意义等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涉及。但不能否认的是，译介阶段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宣传，说明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对唯物史观有了一定的重视，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先导，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逐步接受唯物史观并加大宣传力度。不仅对唯物史观基本内容做了系统的阐述，更重要的是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实际的革命运动。先进知识分子阐释、传播唯物史观的根本目不是单纯地局限于指导学术研究，而是在于更快地寻求救国真理，指导中国社会革命，这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性的表现。唯物史观提出，当向前发展的生产力与束缚它发展的社会组织发生冲突时的必然产物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它的崩坏亦复如是”［9］(P60)，而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远远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社会革命势在必行，这就运用唯物史观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兴起解释了可行性和必然性。同时，唯物史观还指出，社会革命的兴起不是宿命的自然发生，而是在适当的条件下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中国的社会革命要号召充分发挥中国劳动阶级主动联合的积极性，自觉推翻封建制度寻求自我解放。此外，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号召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主动承当起工农运动先驱者的使命。这样，由于紧密地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同步，唯物史观成为关于革命战略的理论指导，包括关于社会革命的兴起动因、革命的方式、革命的主力军等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论和唯物史观还较多地局限于革命理念层面的话，那么，阶级斗争作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最为紧密的方法论，则将唯物史观落实到现实描述层面上。阶级斗争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需的手段与途径，李大钊将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为基本的理论学说和关键纽带，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过去的“社会组织进化论”、关于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论”和关于将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三大理论中，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10］(P177)。因此，阶级斗争学说一经传入，就因为它较强地直接实用性而使国人更为容易地接受，成为直接决定和支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渐趋体系化，它的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被贯穿一体，使得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趋于理性和成熟。

　　三、社会影响——由学术思潮成熟为革命实践的行动指南

　　在早期译介阶段，由于译介主体主要局限在留日知识分子的狭隘圈子里，脱离群众，也无法将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译介文章并没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性，这也就决定了译介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仅仅具有资料性的意义，再加上刊行受到空间的限制，因而读者也无法形成固定的群体，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国内影响也比较小，更不可能形成思想运动。

　　在广泛传播阶段，马克思主义传播旨意比较明确，那就是直接将其作为改造中国革命实践的行动指南，“马克斯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9］(P711)。与早期译介阶段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学术思潮相比，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观察国家命运的救国方略将其接受、理解和运用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不再停留在认知的学理层面，而是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与近代中国先进人士不懈向西方寻求救国武器的历史分不开的。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师夷长技”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政制西效”，虽然都没有真正地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但在救国道路上奠定了从西方寻求斗争武器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中国农民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都有了十分的可能了”［11］(P2)，庞大的农民兄弟被划入“群众”中，使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石更加稳固。这样，根据中国特殊国情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势必能更科学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正是这批积极而活跃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热潮。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灌输到工农群众中，以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他们号召工农大众彻底改变对自身地位的陈腐认识，树立积极要求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人翁意识，团结起来改变被剥削压榨的低下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最初的工农运动取得了一些直接成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专门为工人创办了一批阅读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者》、山东的《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供工人学习的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邓中夏等人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但是，知识阶级的启蒙宣传活动也遭到一些冷遇，“北京大学的学生在解除工人的过程中，碰到了所谓的“工学界限”的问题，即工人对学生隐约怀有若即若离的态度”［12］(P33)，单纯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宣传已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通过零距离地与工农阶级达成一片来消除阶级隔膜感，“与其在劳动界以外高声大呼，不如加入劳动界，实行改革”［13］。李大钊最早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出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14］，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彻底的身心磨练历程，对于他们向工农群众的立场和思想感情的转变是难能可贵的思想洗礼；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则带来了身心解放的希望，促使他们从麻木的状态下清醒过来、提高阶级觉悟。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为契合点是正确、健康的道路。

　　结语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一种思潮之所以有传播的空间，首先是因为这种思潮能够满足某种需求，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正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需求密不可分。自近代社会先进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以来，传统的封建制度成为阻碍社会变革的绊脚石。在洋务运动的“器物文化”走到尽头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痛切感到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是因为封建经济的破产和专制政治的腐败，其中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振兴中华的关键，于是这场旨在实现民主的“政制西效”的制度变革运动，一开始就朝着两个方向前进：一是百日维新，这场以日本近代改良运动为榜样的爱国运动最终以103天的生命悲剧落幕；一是辛亥革命，这场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民主政治革命建立起了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中华民国，随着倒行逆施的袁世凯复辟帝制梦的破灭，脆弱的西方民主在中国荡然无存。既然这两场政治革命没有在中国落实西方民主政治，那么救国之路何在？先进知识分子在救亡运动中重新定位社会价值观，开始转向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认为，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之所以无法取代中国传统封建制度，主要归因于国人落后愚昧的传统思想，这样，社会需求就由政治制度的变革转向国民思想的变革，寻求国民的民族觉悟和民主意识的复苏成为迫在眉睫的挽救中国的良药，中国急需一种新的思想武器作为理论引导，而马克思主义则承担了这项历史重任。

　　社会需求的转向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了广泛传入中国的良好氛围，再加上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催化剂，马克思主义很快就在短时间内为国人接受并迅速在中国生根发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认知层面落实到实践层面，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艰辛的努力，需要不断地去探索、试验和总结。这就要求必须从根本上找出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契合点，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创造性转换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这个契合点就是将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走群众路线，开始了以人民大众为实践主体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蔡元培．蔡元培全集(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J］．新民丛报第18号．1902．10．28．

　　［4］朱执信．朱执信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J］．新青年．六卷五、六号，1919．05．11．

　　［6］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J］．译书汇编．二卷十一号，．02．15．

　　［7］刘师培．〈共产党宣言〉序［J］．天义报1908年春季增刊即第16—19卷合刊．

　　［8］刘师培．中译者序［J］．天义报1908年春季增刊即第16—19卷合刊．

　　［9］李大钊．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1］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衙前农民运动［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2］顾昕．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J］．开放时代，1999，(2)．

　　［13］若愚(王光祁)．学生与劳动［N］．晨报．1919．02．15．

　　［14］李大钊．青年与农村［N］．晨报．1919．02．20－23．

　　（作者单位：济宁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