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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言

　　“几乎每次文化变迁——从基督教到印刷术再到心理分析——都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的含义中留下了一个新的积淀层。”[1]

　　在这篇文章中，我关注“新的积淀层”，随着遍及欧洲等地的新治理策略使得任何关于公共事务和公共领域的清楚界定变得很成问题，它在不断增长。福利国家的现代化涉及到权力从国家到市场的转移，也涉及到责任从公共区域向私人区域的转移，并伴随着对非正式的关怀和自我治理的越来越多的强调。不断增长的对市场机制（包括了契约和公私合作关系）的依赖产生了协调的困难，有些人将其描述为“紊乱的治理”。与传统的公共领域相联系的自由主义价值似乎无力阐述社会差异问题，或者回应当代有关文化、信仰和同一性的问题。同时，与跨国关系和全球化经济相联系的新的空间流动正在消解国家、公民身份和公共领域之间的任何简单等同。

　　这些发展体现了公众和公共性观念在近几十年变得成问题的方式。但它们也突出了传统概念（关于公共区域、公共领域、公共价值）的贫乏，它们无法解释当代的发展并支持当代政治的、职业的和公共的斗争。佩施（Pesch）详细描述了公共管理及其基本概念的模糊性；而库珀（Cooper）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是分离的领域，而应该被视为“共构的一对”。由于这些原因，我使用术语“公众”（publics，意味着异质性）和“公共性”（publicness，作为一种规范价值），而不是使用空间上固定的或制度上受约束的公共区域（public domain）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观念。

　　尽管有明显的流动性，公共事务的观念植根于一系列松散链条，这些链条产生了不同的——常常很成问题的——联系、等同和对立。接下来我将描绘三个这样的链条，每一个都与扰乱公共区域的一种特定动力有关。我的目的不是详细描述这些扰乱的过程，而是突出在对公众和公共性的改造中隐含的不同类型的政治。第一部分描述对消除公共领域与国家之间的等同的回应；第二部分描述对一种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观念的瓦解的回应；第三部分描述对建立在共同的国家同一性之上的共同的公共区域观念之消解的回应。

　　一、消解国家的公共事务？

　　第一个松散链条始于国家——公共价值的传统体现者和一种共同的公共利益概念的维护者——并且产生以下联系：国家=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部门=公共伦理。这里公共领域的规定一方面与市场相对，另一方面与市民社会相对，是一个受限制的领域。根据与官僚机构、等级权力和职业权力的联系，公共事务的观念在国家制度形式中的制度化具有特殊后果，使它容易受到来自政治左翼和右翼的双重挑战。公共领域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在由国家机构和由国家资助的公共部门所提出的公共政策形式中）产生了巨大的好处。然而，现在这种联系的瓦解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在国家的去中心化以及很多欧洲国家的公共部门被消解的背景中，我们如何表述公共事务。

　　这是在公共管理文献中的一个熟悉的论题，因此要简单地说一下。从行政管理到治理之转变的观念占据了很多这样的过程，这些过程已经有效地拆除了连结国家和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部门和公共伦理的链条的每个链环。新的公共管理的影响之一就是以多种方式削弱显然与市场价值相分离的公共部门观念。第一，把服务“承包”给商业组织，将其他东西“交给”市场，以及通过多种合伙安排私营部门越来越多地提供公共服务，这些意味着公共服务组织的规模和作用范围已被大大缩减。第二，管理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已经将商业价值深深引入这些名义上的公共服务的核心，给它带来新的决策逻辑，在这种逻辑中效率及企业家的商业价值取代了传统的公共服务价值。第三，由于对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官僚机构的攻击以及正在变化的公务员机关的观念，经理人和职员处理特定事务的能力被削弱了。杜·盖伊（Du Gay）认为，英国的市政服务分裂为一系列代理机构和准公共团体，并从私营部门中任命商业经理人，这就消除了公共服务的共同伦理。第四，我们可以描述一种新的行动文化和透明话语的出现，它使得公共服务组织至少在言辞上更加对公共事务负责。然而，公众的声音是被中介（比如通过审计和检查的代理机构）传达的，而且新的行动机制对公共服务组织产生了压力，因为它们要在多重目标间保持平衡，并试图将使用者或社群的目标和政府命令相协调。第五，关于“什么在运作”的话语不仅带来了关于服务是否应该被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提供的不可知论，而且也使价值或伦理的考量服从于一种日益支撑政策、政治活动和管理的某种理性实用主义。

　　最后，用公民和消费者的观念覆盖公众和私人成为了关于公共伦理之实质性争论的焦点。某些人主张的选择权冲击了公民身份的诸观念，将公众建构为一系列单独的、精打细算的主体，并因此削弱了维系公共领域和公共服务观念的集体认同。关于在何种程度上选择权话语产生这种影响的证明是非常模糊的。然而，对于服务组织的能力而言，存在着清楚的要求去超越服务伦理，从而在决定公共资源的分配或寻求公共利益时提供更广泛的正义概念。

　　回应：重申国家？

　　本节所提出的松散链条的力量的一个后果是：根据国家和市场的二重性建构了公共区域之削弱的对立面。在公共领域中引入市场和契约，引入私人资金和企业经理人，引入商业价值和公共的私营合伙关系，会产生源于对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怀旧之情的反应。反对占主流的现代化趋势经常带有“重申”国家的隐秘渴望，虽然是以更透明、更民主的形式。民主左翼已经做了重要工作，试图重新解释民主和公民身份的公共区域。但是，这些发展会建立在一种未受二战后社会政治格局影响的公共事务观念之上，在很多欧洲国家，这些格局支持福利国家的形成。用这些术语重申一种公共事务政治的问题在于：它诉诸建立在清楚简单的阶级基础上的政治黄金时代，忽视了重新规定公众和公共性之斗争领域的社会运动。简言之，由于关注一种消解公共事务的动力，它掩盖了其他斗争，这些斗争只能通过参照其他松散联系链条中的公共事务立场才能被阐明。

　　二、挑战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

　　已有很多著述是关于对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公共区域的挑战，以及对产生消费主义和选择权的政策的挑战。然而较少有著述是关于对进步的自由主义观念的挑战，以及关于重新规定“美好社会”的问题。这将我们带向第二个松散链条：公共领域=开放性=合理性=透明=宽容=平等。这个松散链条将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共领域视为一个合理审议的区域，它的标志是市场的个人和商业联系的激情和快乐。自由主义的公共价值内在于官僚制的规则中，这种规则至少在原则上使公共制度与追求个人利益的腐败权力相隔离，并且保证了形式平等。虽然这些价值就培养对公共行为者（包括政治家）的信任——无偏私地行动并维护公共事务免于腐败——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显然无力阐述当代的挑战。“开放性”意味着某种文化普遍主义，它已经由于那些被排斥在二战后社会格局之外的人们的要求而变得成问题，也由于那些阐述持续不平等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及职业群体而变得成问题。“合理性”是哈贝马斯的民主公共领域概念的特征之一，这个领域被女性主义者和其他人广泛地批评，认为它排斥了特殊表达的声音和形式。“透明”从来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一个特征，而且它在网络治理的背景中变得更成问题。甚至作为一种愿望，它削弱了公共价值的情感维度或非正式维度的效力，这些维度并不将自身交给工作说明或契约。而“宽容”意味着一种隐含的（以及支配性的）规范，根据这种规范，他者被确定下来并成为问题。

　　这些价值都是形成西方的欧洲自由主义之自我理解的松散链条的组成部分，它们本身在文化上是特殊的，并且面临一系列社会运动的挑战。西维塔（Civitas），这个中央智囊团，根据他们“维护启蒙价值”的使命，明确寻求支持抵制这些运动侵蚀的诸价值。但是库珀、布朗和其他人质问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找到建立在共同价值上的一个共同的公共领域，并且强调公正和共同利益的标准“同时保护和掩盖主流社会力量的利益”的方式。女性主义、同性恋以及其他社会运动也质疑在公共、私人和个人之间的边界的可靠性。

　　自由主义价值的松散链条提供了一种关于公共领域的相对狭隘的政治学，它无法承认对话语和正义的特殊要求。它也受到来自自由主义的失败的挑战。正如布朗所评论的：“由于受到20世纪晚期的历史和理智事件的削弱，建构自由主义未来图景的严格平等主义的社会整体现在似乎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成了问题。”[2]自由主义价值受到很多立场的挑战，其中的三个将在下文予以描述。

　　回应：对公民身份和正义的要求

　　对于和自由主义话语相关的有限的公共性观念的一种回应是一系列扩展行政正义的要求。这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产生了一连串追求形式平等的立法努力——为了妇女，为了黑人和少数民族，为了残疾人士，为了同性恋者和其他人。这种立法要求公共团体调整自身的实践从而使先前边缘化的群体能进入公共体制，从而产生了很多机会平等的政策。然而，新要求在立法和官僚规则中的正式化并不必然解决对承认和正义的要求。主流文化和制度实践经常是相对不变的，这导致了“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对于机会平等的正式化回应的一个弱点在于：它定位于个体正义而非集体正义。它也面向多数派群体的成员的要求，他们要求根据被认为有利于少数人的程序区别对待：比如在英国，性别区分的立法同样被男人和女人使用。机会平等的方针和程序也关注被排斥的群体进入民主的自由公共区域。它们无法使公共区域本身的价值成为问题，而且，公共区域和个人与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之间的边界划分方式也未受到挑战。

　　回应：重新规定公共领域

　　女性主义作品特别挑战了公民身份与正义的公共世界，同亲属关系与关怀的私人世界之间的分离，并表明这种分离如何忽视了妇女对于公共区域的巨大贡献，导致关怀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免于广泛的公共承认。其结果就是试图发展一种“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托伦多（Tronto）和塞文惠森（Sevenhuijsen）赞成将这样一种源于个人关系的私人领域的伦理发展成公共领域的新观念，消解正义（作为公共价值）和关怀（作为私人行为）的二元对立。这受到了来自传统左翼的激烈批评，马奎德（Marquand）认为“如果个人的东西被政治化，或政治的东西被个人化，那么公共区域和私人区域就都可能被扭曲”[3]。我认为，这是围绕国家/市场二元体而组织的，这个二元体悬置了个人，瓦解了生活方式的复杂性，并使我们返回到个人同一性和主体性的本质主义概念。

　　回应：重新规定平等

　　挑战公私界限并将相关于私人和个人领域的价值植入公共区域的努力并不局限于女性主义政治学。无论是中左翼还是中右翼的“现代化”政府都努力通过有关社会包容、机会和选择的新话语去重新规定公共区域。“进入”对个体而言成了一个问题——如何发展个人的能力和技能从而被允许进入公共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公民身份越来越与雇佣（作为一种机会平等方式）相联系。国家的作用从再分配政策转向使公民发展自身能力的政策。福利国家当前被很多欧洲国家根据社会投入、社会发展和产生社会凝聚力来规定。同时，与社群主义转向有关的普特南（Putnam）、伊兹奥尼（Etzioni）等人的作品倾向于围绕公民和社群，而不是国家和能力来重新规定公共区域。这将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概念建立其上的政治图景狭隘化了。责任和尊重的话语——与社群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视角相联系——现在在很多福利国家的现代化规划中反常地占据了中心地位，在公共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主义，它与有关新自由主义治理的经济话语处于巨大张力中。

　　三、消解共同的人民？

　　前面对差异性的关注将我们带向一条非常不同的松散链条，它始于民族和国家之间假定的等同：民族—国家=共同的人民=公民身份=公共区域。在这里结合在共享的国家公民身份之形式中的共同人民的观念形成了集体归属和认同的基础，并且形成了公共物品共同供给的基础。然而，这一链条中的联系没有产生对公共部门的强调，而是产生了对结合在一个公共区域中的共同人民的强调。国家公民身份和共同人民的观念形成了二战后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基础，这种格局支持福利国家的发展。但是当那些被排除在格局之外的人——尤其是殖民地的“他者”——开始在二战后重建的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和人民的界限便受到挑战。正如前面提到过的，20世纪一连串政治和社会运动使得公共领域的中立性和合理性变得成问题，并且质疑了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观念——公共区域的经典概念就建立其上。然而民族性以及进入国家安排的许可是这些斗争发生的场所。结果，由一种国家图景所限定的公共区域观念导致了对人民和公众之范围的令人不快的划定，并压制了被规定的殖民地的“他者”。

　　这一松散链条遮蔽了人民构成的特殊之处，包括进入公共区域和排除出公共区域就围绕着它们展开。揭露这一点凸显了建立在国家公民身份层面上的公共领域观念的内在困难。比如，被古勒（Güle）称之为伊斯兰教的“新显著性和新图景”的兴起，就处于有关在新的破裂和纷争的背景下如何解释西方社会的争论的中心。据说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和西方社会都获得了新的显著形式，引发了“想象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自我和进步政治的集体自我和公共空间的新方式”。但是，国家公共领域的混乱伴随着伊斯兰运动的混乱。这提醒我们注意把“他者”文化看成是单一的、固定的是危险的。

　　这些“新显著性和新图景”挑战了由共同的国家归属所标识的共同的公共领域观念。回应有多种形式，从公共政策和公共制度中官僚政治的“色盲”伦理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和同化政策的出现。

　　回应：一种多元文化的公共领域？

　　公共区域的自由主义价值在回应社会差异的瓦解时倾向于产生一种“色盲”立场。这可以被视为努力维持中立性与形式平等的形象，它们和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以及官僚制实践的规范相联系。“色盲”当然只是一种希望，有充分证据表明在住房、教育、社会工作和治安方面的政策及其执行以及在移民政策的操作中存在着种族主义。它在征募新兵的实践中以及在提供服务方面曾起着——并且仍然起着——作用，它在很多职业和公共官僚结构的高级职位中再生了白人标准。它导致了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强有力的反抗，这些运动被一些重要事件所刺激，比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主要城市爆发了由黑人青年引发的骚乱，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北部城市出现的种族间不安定状态。

　　多元文化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可被视为对自由主义平等模式的失败的回应，该模式无法解决黑人和少数民族群体经验到的不利情况的逐渐增长的迹象。多元文化主义在公共政策中被推广，被很多公共服务从业者支持，这些从业者关心使服务更“切合”不同“少数民族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和经验。然而，多元文化主义引起很多批评。反种族主义话语强调“种族”和种族区分的消失，并且挑战有关文化差异的不可靠的支持性的观点。左翼和女性主义的批评关注特定群体中的同质性假设，认为“这些构想不考虑少数派集体内部的权力冲突和利益差异：阶级和性别的冲突以及政治和文化的冲突。此外，它们倾向于假定集体边界是固定、静止、非历史和本质性的，没有成长或变化的空间”[4]。

　　文化差异以及其他差异形式倾向于在这些形式中被制度化，这些形式为了参与或出于有目标的主动性而将公众分成不同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正如布朗（Brown）所指出的，公众与塑造他们的政治相分离：“历史冲突不再是本质性的，效果变成了原因，文化、宗教、种族划分和性别成为了具有特定利益的特定差异。”[5]正如约瓦尔-戴维斯（Yuval-Davis）等人所说，多元文化主义对女性特别有害，特别是在那里与特定种族相联系的性别认同和家庭实践是根据假定的白人标准来衡量的背景中。

　　然而，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了说明公共领域和公共文化的新方式：“承认文化差异扩展了一个社会的选择范围，并增加了它的选择自由，因为它将不同的文化传统带入相互有益的对话中,并激发了新的观念和经验。”[6]多元文化主义使得新声音被听见，新要求被提出；它挑战主流的职业实践，而且在英国产生了新的立法，此立法要求公共团体解决深入到制度中的种族主义形式。但代价不仅仅是忽视“种族”本身，而且通过简单地把少数民族共同体描绘为内在同质的和彼此排斥的群体，压制了这些共同体中的差异。这些描绘在某些欧洲国家——它们面临着对移民的社会融合的明显挑战——产生了回应，比如除了以更传统的方式选择地方政府的政治家外，还从特殊的种族群体中吸收“代表”。

　　多元文化主义虽然产生了公共领域的新图景，但无法解决公/私边界的成问题的划定。我想突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除了在清楚划定的空间中，与“少数派”相联系的文化认同和归属在何种程度上能体现在基于自由主义的、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的公共领域中。库丁（Coutin）注意到，在美国“作为成员分类基础的国家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而……‘差异’采取了私人的种族关系的形式而不是一种公共的国家形式”[7]。狂欢节、宗教节日、“亚洲婚礼”都被仁慈地宽容甚至被祝贺，只要它们停留在被牢固限定的时空界限之内。第二个问题是，任何对公共领域的规定是根据与私人领域在性质上的对立而被描述的。私人领域的家族的、家庭的以及共同体的形式是很不同的，这产生了关于什么才是公共的和什么应该保留给私人的多种（竞争的）观念。有关公共领域中身体、服装和行为举止的观念，有关什么是和不是公开展现的恰当形象的观念，以及有关什么能和不能被公开说出来的观念，都越来越成为西方社会中的麻烦问题。

　　回应：一种新的同化？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遍及欧洲很多国家的激进变形的新右翼政治的兴起，给反种族主义的和多元文化的政策和实践带来了严重挑战。这些挑战倾向的中心是要求通过控制向内移民，并且拒绝多元文化主义而强调将少数派同化进“主流”文化，从而支持国家同一性。帕莱克（Parekh）提出了很多对“公民同化观”的批评，伴随着这些批评的是要求少数派所同化进去的公共领域本身应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必须接受来自新要求的挑战和改变：“‘我们’不能合并‘他们’，只要‘我们’仍是‘我们’；‘我们’必须放松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共同空间，在这空间中‘他们’能被容纳并且成为新组建的‘我们’的一部分。”[8]这种挑战可能呈现给公共制度和公共服务组织，以及那些作为它们的职员并支持它们的人，同样可能呈现给广泛的政治体制。

　　然而，由于关注对“团结的”公共领域的假定挑战。同化模式处于培育社会凝聚力的新努力的核心。公共服务的从业者有时被指责为强调应对文化差异的重要性，而没有促进整合和同化，同时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问题也摆在了移民政策面前，这些政策削弱了国家的同一性和相互依存的纽带。比如，吉登斯（Giddens）和戴蒙德（Diamond）认为“向内移民要求在新移民和主流社会之间更清楚的、更明白的契约，而且福利也要求在新公民和社会之间更明确的契约”[9]。这种契约朝着更有条件的、更透明的资格的转变，从而使主流社会的公民能继续支持国家福利。

　　这些观察形成了在面对因不断增长的异质性——艾莱斯纳（Alesina）和格莱瑟尔（Glaeser）称之为社会的“种族分裂”，他们认为这种现象说明了在欧美支持国家福利的公众层面的差异——而产生的集体认同弱化时关于公共福利之持续性的更广泛争论的一部分。古德哈特（Goodhart）在考察英国时对这一论题的发展被广泛采用，从而产生了新的正统学说，其中团结的诸价值（它们支持慷慨的福利体系）被认为和不断增长的社会差异——尤其是种族差异——处于张力之中。这些关于未来福利国家的问题的表述受到了泰勒-古比（Taylor-Gooby）的挑战，他利用艾莱斯纳和格莱瑟尔的统计学方法论指出：“当左翼的影响被确立并影响了政治制度（正如在欧洲而非在美国的情况），那么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相关路径的模式就准备就绪了。实际上，左翼的存在似乎使得反对公民间更大差异之影响的福利体系孤立了起来。”[10]然而，随着公众加强对移民的关注，左翼政治近年来已被大大削弱，在很多欧洲国家产生了新的政治分裂并导致右翼政党的兴起。对社会凝聚力的关注正使很多欧洲国家着手福利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将重点从收入分配转向社会融合与社会能力建构。它们导致同化政策的加强和多元文化话语的削弱。比如，欧盟效仿以前荷兰的做法，正在设计一种要求新移民签署的“融合契约”。

　　对“种族”和移民的话语的遮盖在英国尤其被强烈地感受到。然而欧盟的扩张和欧洲内部边界的开放将移民问题带到了其他很多国家的政治议程的突出位置。一种将伊斯兰教和其他信仰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民粹主义政治的上演，伴随着新右翼政治的兴起，可以被视为一种重新揭开国家和民族之间旧的分裂的努力。这在一个全球化世界的身份流动和民族迁移的背景中似乎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前景。

　　四、结论：走向一种公众和公共性的政治

　　本文突出了谈论一种普遍主义的公共区域并思考我们在其中行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的很多原因。我在前面描述的三个松散链条将公众和公共性观念固定在特殊的积淀和制度形式中。它们应该被理解为正以不同方式遭到破坏。它们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是，将它们合并到不断增长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单一叙述中的趋势至少有两个有害的后果。第一，它忽视了“内部斗争”——源于社会运动、激进的专业主义和其他力量——挑战长期标识公共区域的自由主义价值和家长主义实践的作用。当然，新自由主义证明自己非常擅长利用这些斗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不同的力量和运动转变为新自由主义之胜利的支配性叙事并不会发生。第二，这种叙述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抵抗形式，它以抵抗市场命令的“重申国家”的努力为其特征。这个计划是重要的，但它不是唯一的计划，也不是唯一重要的政治形式。正如我说过的，公众和公共性的瓦解是围绕很多不同的斗争展现出来的。它不是一种逻辑，而是多重互竞的逻辑，这些逻辑创造了社会行动者能够斗争的多重空间。每一种逻辑都使得与私人激情或政治利益相分离的公共区域观念变得成问题。

　　我描绘多重回应和抵抗的目的是突出与重塑公众和公共性相联系的政治争论和斗争的范围，并主张建设性地、积极地——以及公开地——对待它们。在此结论部分，我想提出公众和公共性问题在当代争论中被重新规定的方式。就政治而言，在何种程度上自由主义价值能被重新规定，从而能说明差异和多样性的问题？一旦公共性和国家的联系被打乱，如何能说明“公共性”？

　　重新思考公众：超越自由主义的公共领域

　　在致力于描绘公共事务的新政治所基于的区域时，重申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价值的号召提供了并不充分的知识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即拒绝它们；相反，任务是解构它们从而做出更清楚的选择，并表明这些选择为什么重要。库珀注意到，多元文化主义和世界主义形成了两个视角，通过它们，公共事务根据“开放性、异质性、责任性、激励和刺激的规范而被重新解释和表述”[11]。有必要指出库珀的两种规范所诉诸自由主义的价值即开放性和责任性，在当前具有新的意义。由于信息技术的影响，“开放性”提出了重要挑战，信息技术在原则上能够使公众具备新信息和新能力，从而以挑战公共职业者和公共官僚的权威的方式在公共区域中活动。然而，正如对开放性的“旧的”变形的批判一样，这种能力很少被实现，部分是由于信息作为一种资源的诸限制，部分是由于权力的旧积淀以避免新挑战和威胁的方式延续自身的倾向。随着政策话语以仔细审查和评价的新形式涉及公共事务本身，“责任性”也有了新的变形，产生了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必须尽力应付的复杂的权力领域。

　　然而，正是公共事务的不断增长的异质性产生了特殊的挑战。差异的观念如何能还原为一种相对主义概念，在其中，所有要求须被认为具有同等价值?库珀为评定这类要求提出了三条原则：“不平等立场的社会产物；不平等原则塑造其他模式的权力和制度（如国家、企业、教育和法律）并从中得以确证的方式；不平等原则得以维持并被特殊社会动力再生的过程。”[12]

　　因此，例如在多元文化的话语中我们需要注意性别和“种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并且注意殖民主义、父权制家庭、资本主义生产循环的历史境况，这些境况将特殊声音边缘化了，它们现在正努力被听到。正如库珀所说，我们尤其需要“探索一条思考社会不平等的方式，它不再倾向于把所有不利的形式看成是同类的，而是在它们的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区分”[13]。这条路径将避免产生某种清单的倾向，这些清单涵盖了公共和社会政策，其中女性、黑人和少数民族、伤残人士以及许多其他人被作为不同类别设立起来。这些清单不仅假定各种压迫的同等性而忽视了每种压迫的特殊历史根源，而且假定各类别是相互排斥的。

　　库珀的最后两条原则——激励和刺激的原则——也许表达了参加一种公共文化的挑战，在这种公共文化中先前局限于私人区域的同一性和实践被公开地赞扬，公共空间和文化场所也遭到了异质性的挑战。由狂欢节、多元文化公众的新显著性、同性恋的欢庆、残疾人活动家的要求以及对青春、时尚和表演的重视所产生的对公共领域的挑战都是高度破坏性的。这些破坏对于公共治理的规范和实践提出了新的（也不那么新的）挑战，并且提出了关于公共空间的安排和管理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随着行为管理走向了公共政策议程的显著位置，它们开启了跨世代和跨文化的冲突的新场所。什么是反社会行为之规定的界限，谁来规定据此评价这些规范的“社会性”？面对少数派通向公共资源和公共空间的要求，什么是自由主义宽容的界限？信仰和文化的问题处于这些麻烦问题的核心，形成了当代关于重塑公众的争论的背景。然而，旧的斗争——围绕着性别、阶级、性征、伤残等等——还未成功解决，它们可能继续瓦解任何重申狭隘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观念的努力。

　　任何重新思考公共事务的努力必须建立在对一种公共图景的培育之上，这种图景：（1）是有差异的——但既没有将差异“本质化”（如在很多公共参与策略中），也没有从政治中消除可以产生不同要求的差异（如在创造社会凝聚力的“同化”路径中）；（2）通过鼓励公共争论和扩大审议的空间（同时在差异中又超越了差异），能够处理“硬的事实”——如文化和同一性、平等和差异、要求承认和再分配等问题。

　　重新思考公共性：超越国家和民族

　　本文描述的三个松散链条中的每一个都产生了（建构了）自己的一套回应。某些回应定向于重申传统意义，而其他的回应则试图瓦解它们——但各自都在话语中起作用，在微妙地转变公共性自身的意义的过程中改变了概念间的关系并不时引入产生新表述的新术语。在这一点上我想提出某些不同的“浮现出来的”公众和公共性的变形，它们有助于塑造这些新表述，至少在学术界是如此。这些变形采取了概念形式而非松散的链条，而且作为概念它们具有以不同方式被调动起来的能力。然而，每一个都形成了一种“重新思考”公共事务的方式，它打破了内在于有关公众和公共性的社会民主的、自由主义的和国家的话语中理所当然的传统意义。

　　重新思考超越国家的公共性的第一个维度围绕着“公共价值”的观念。它源于和美国的肯尼迪行政学院有关的一份文本，该文本在英国的管理和领导教程中被广泛使用，成为2002年英国政府部门所提出的讨论文件的核心。该文本的作者马克斯·摩尔（Marx Moore）将公共管理人员提升为创造公共价值的人员：“他们关注于他们将之带向更加广阔社会的各组织的越来越大的价值。”[14]他承认公共价值的观念是模糊的，而且在向公共管理人员展示这种作用时，他们可能被视为篡夺了政治家的角色。该文本建议公共管理人员能“为了协作和回应而从事组织化工作”[15]，或“为了一个分裂的、不确定的社会而行动”[16]。虽然该文本关注公共管理人员的作用，但公共价值概念造成了与公共部门和公共制度的分离。关键在于被创造的价值，而不是产生价值的制度基础。这样它容易和“现代化”话语相结合；然而，通过与其他政治策略的可能的结合，它也开启了重新解释公共性观念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来自英国的证据表明，虽然它为公共管理人员形成了一种动员话语，使他们能够超越现代化规划的理性实用主义，但它并没有轻易地被政策话语所接受，也没有被其他的或反霸权的行动者所接受。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公共价值最容易在某些职业的、管理的和组织的公共性话语中形成纽带。

　　对于重新思考超越国家/市场二元性的公共事务的一个非常不同的回应是关注“地方公众”。这既与社群主义政治流派相关，又与左翼关于市场自由主义——它在近几十年支配了现代化改革——的替代方案的思考有关。这种回应在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形式。在英国，政策和政治行动者的网络聚集在“新地方主义”观念周围，在这种观念中，集中于政府的信任可能被颠覆；在意大利，中左翼联盟成功地引发了一种制度转变，它涉及权力更多地下放到地方的治理层面；而在荷兰，社会援助和社会关怀服务的改革涉及到对地方政府的进一步授权。这些当然不是同等的发展；每一个都要根据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张力来理解。然而，“地方”越来越成为先前中央职能转移的场所，它以灵活性、适应性和其他目标的名义将（假定的）统一的公共领域打碎了。地方化也可被视为一种策略，由此提供福利服务的压力能从国家转移出来。然而，它也被左翼的很多人视为公众能通过广泛的激活、参与和加入的政策而最成功地被动员起来的场所。查尔斯·里德贝特（Charles Leadbetter）在2006年5月10日的广播电台讨论中谈到他称之为麦金利（McKinsey）国家的失败，在这种国家中，政府被视为提供一系列产品的大生意人。同一个讨论中发言的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iedland）后来在《卫报》专栏中评论道：“这个过程的下个阶段将是国家的重塑——头足倒置，用更宽松、更松散甚至更‘有机的’……服务网络（它们适合使用它们的人民）取代今天中央集权的巨兽。公民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直接的参与者。”[17]

　　但是，什么是使得这种参与成为可能?不同的政府策略会引起什么形式的同一性或政治图景？我们从整个欧洲都能发现越来越多的对公共参与的强调——通过消费者咨询实践、用户参与策略、审议论坛、地方委员会等等。巴恩斯（Barnes）等人突出了公共制度为参与的目的而积极建构其民众的方式，并突出了和参与的官方空间及实践相关的受压制的“政治图景”。他们也认为边缘化的或政治上较为无力的民众更容易被动员起来，他们的声音通过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比通过由政府机构建立的咨询和参与的官方形式更容易被听到。这将我们带向重新思考所根据的第三种概念，即“公共行动”概念。这也是一个涉及广泛的概念，它囊括一系列社会力量的形式——从地方竞选到反全球化运动以及公民支持的针对遍及全球危机境况（饥荒、环境灾难、难民潮、侵犯人权）的干涉。

　　公共行动的观念表明学院人士、活动家和政策执行者之间新形式的联合有可能存在于很多领域：在社会政策中（如授权先前被边缘化的群体代表他们自己行动）；在地方主动性中（如促进社群行动）；在制度建设中（包括“第三部门”和游说团体）；在诉诸共和主义的而非自由主义的公民观念的“激活”政策中。这些观念都容易被吸收到主流话语中；社群、能力、授权和激活等观念充斥于很多欧洲国家的政策文献，但运用方式使其与任何“公共行动”的变形相分离。它们也适于更激进的或更进步的用途。“激活”伴随着公众的“发言权”而发生变形，这种权利隐含在地方或城市的发展政策中，也隐含在克服由家长主义的福利制度所培育的依赖关系的政策中。

　　问题不在于如何将社会民主的或“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传统与自由主义的传统结合起来，而是运用这篇文章所描绘的挑战和回应去创造某种新的东西：一种公共图景。

　　1．跨国的——一个并不局限于国家界限（正如在很多抗议运动中）的伦理及政治要求的场所，一个新社会图景（正如在危机和紧急事件的媒体再现所产生的新的同一性和关系中）的场所。两者都和比起在很多国家内部发现的政治形式更活跃、生动的政治形式相联系。

　　2．通过社会的、政治的实践——既在国家行动者方面也是非国家行动者方面——而被建构。尤其必须注意通过“现代化”改革、公共参与策略、回归用户至上主义、将责任委托给“地方”治理层面等等以及它们对于形成公众和表达公共性的潜在后果所导致的认同和联系。

　　3．不受有限的政治图景的限制，这些政治图景相关于作为一个治理场所的“社群”，相关于公共服务改革的一条原则的“用户至上主义”，或相关于作为一种公民身份的话语的“责任性”。

　　以上每一条都具有以脱离与公共部门及公共领域的传统联系的方式来“重新思考公共事务”的内涵。这种脱离使我们能够通过由行动建构的特性重新思考公共事务，并将其作为一种想象的同一性保持在与其他同一性的张力中。然而特性可能无法出现，尤其是面对着对市场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强烈的抵制压力。因此，对于公共制度、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执行者而言，核心任务是：提供行动的基层组织、资源、空间和形式，从而调动起一种公共图景并培育公共行为。

　　注释：

　　[1] M.Warner，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New York：Zed Books，2002，p.28.

　　[2] W.Brown，Politics out of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20-21.

　　[3] D.Marquand，Decline of the Public：The Hollowing-out of Citizenship，Cambridge：Polity，2004，p.80.

　　[4] N.Yuval-Davis，“Ethnicity，Gender Relations and Multiculturalism”，in R.D.Torres，L.F.Miron and J.X.Inda （eds） Race，Identity and Citizenship：A Rea-der，Oxford：Blackwell，1999，p.118.

　　[5] W.Brown，Politics out of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39.

　　[6][8] B.Parekh，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Basingstoke：Palgrave，2000，p.48，p.204.

　　[7] S.B.Coutin，“Cultural Logics of Belonging and Movement：Transnationalism，Naturalisation and US Immigration Politics”，in A.Sharma and A.Gupta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Oxford：Blackwell，p.318.

　　[9] A.Giddens and P.Diamond，The New Egalitarianism，Cambridge：Polity，2005，p.167.

　　[10] P.Taylor-Gooby，“Is the Future American?：Or，Can Left Politics Preserv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from Erosion through Growing ‘Racial’ Diversity?”，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4（4），2005，p.671.

　　[11][12][13] D.Cooper，Challenging Diversity：Rethinking Equality and the Value of Dif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00，p.60,p.65.

　　[14][15][16] M.H.Moore，Creating Public Value：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93，p.287，p.293.

　　[17] J.Friedland，“Blair’s Failure is to Think Public Goods Can be Delivered by Private Means”，The Guardian,10 May 2006.

　　（作者Janet Newman系英国开放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译者：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讲师）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