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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始终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把握。实践证明，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不可能顺利进行。外部环境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保障，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顺理成章地应当包括外部环境建设理论。

　　一、外部环境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推动中国实现伟大战略转折时，非常关注国际形势和外交事务。他在亲手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筹备工作的同时，也在亲手抓中美建交谈判。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公布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两天后，即12月18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件大事几乎同时发生，绝不是巧合。如果联系在这前后邓小平的活动，更能看出他在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时，是如何重视外交事务的。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10月22日—29日，邓小平访日；1979年1月28日—2月5日，邓小平访美。

　　此后，邓小平一直非常重视外交事务，强调对外政策和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并将之与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起来。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1]其寓意就是，没有和平的环境，四个现代化就很难实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邓小平的国内建设需要良好外部环境的思想越来越清晰。1984年5月，他在《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一文中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这里，他已经将维护世界和平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了。

　　在此前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带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论断，从而为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到了1985年，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外交工作时指出：“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3]

　　可以看出，邓小平一直是将世界和平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世界和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外部环境，而维护世界和平就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在邓小平看来，在进行国内各项建设时，必须同时抓外部环境建设。否则，国内建设就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邓小平之后党的领导集体也都一贯坚持邓小平的思想，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十四大至十七大的报告都设专章讲国际形势与对外政策。特别是十七大报告，系统阐述了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以及中国外交的方针和布局，已经形成一个内容丰富、框架完备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还专门讲国防建设和祖国统一问题。这些问题也都与“外部环境建设”密切相关，构成了外部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国防建设搞得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国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也影响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贯彻实施。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祖国统一问题实际上是领土主权建设。实现国家统一虽然属于内政事务，但是所涉及的地区并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部建设诸方面并不适用于这些地区。中国大陆同这些地区的关系实际上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的范畴。与此同时，祖国统一问题还会影响到中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进而影响中国的外部环境。邓小平在考虑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时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就是着眼于为国内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因统一问题和主权建设而破坏外部环境。邓小平还将“一国两制”构想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实际上，“一国两制”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新事物”。邓小平本人称作“中国特色”的事物，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就是“一国两制”。[4]

　　二、外部环境建设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邓小平及其之后党的领导集体之所以重视外部环境建设，是因为外部环境与国内建设密切相关。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内建设很难顺利进行。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但都因外部环境的原因而未能成功。例如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清政府的洋务派试图学习西方，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以图实现富强。然而，洋务运动被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终止，中国第一次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因外部环境恶化而中断。虽然洋务派有无能力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尚可存疑，但是洋务运动因外力打击而失败却是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种种原因，外部环境一直相当恶劣。先是朝鲜战争，随后是美国率领西方封锁中国，美国入侵越南，干涉台湾事务，再后是中苏交恶，中国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即使是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后，中国仍然面临苏联的安全威胁。恶劣的外部环境对中国搞国内建设构成严重制约。

　　苏联在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建设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十月革命到二战结束，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的联合压制、围堵、封锁，但是它以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为指导，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不仅使社会主义国家站稳脚跟，而且还不断壮大，甚至成为主导世界事务的重要大国。然而，二战后，苏联过于强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抗，并且进行领土扩张，最终走向同西方世界的冷战。以后，苏联又走上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乃至核军备竞赛的道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甚至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军事威胁；在世界范围内奉行霸权主义政策，出兵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虽然号称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其外部环境却十分恶劣。美国、西欧、日本、中国一度结成“反苏联盟”，形成“一条线”。在尼克松所说的“五大力量中心”之间，出现四对一的局面。恶劣的外部环境构成后来苏联剧变、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外部环境不断改善，为国内建设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短短30年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与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外部环境是需要建设的。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对外部形势的判断会与外部环境形成互动。在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受极“左”思潮严重影响时期，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存在着值得反思的问题。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迫在眉睫，而且战争会引起革命，因此在对外政策上是以“革命观”为指导，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并且准备打仗，而且是准备大打、早打。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建设不可能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一心一意搞建设”。当然，那段时间，国内政治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最主要的任务并不是发展经济。这也影响了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的制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变化为中国的外部环境建设带来了两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方面，中国要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为此，中国需要同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对世界和平及中国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在积极发展对美关系的同时，也积极寻求同苏联缓和关系；同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对外开放，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为此，中国更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并与之保持良好关系。

　　上述两方面对外政策的变化是以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为基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判断。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5]这里，邓小平提出，中国自己的战略和外交路线是延缓战争的重要因素，体现了他的外部环境是可以建构的思想。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打开，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有了进一步发展。由世界大战“至少十年打不起来”[6]，到“中国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7]，又到“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8]，再到“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9]，直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带有全球性、战略性意义的两大问题。

　　实践证明，正是中国对国际形势认识的变化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才使得中国外部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中国的外部环境建设是非常成功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建设现状评估

　　外部环境可以分成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说，较为重要的是经济、政治和安全环境以及这几方面综合而成的战略环境。就目前来看，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较好，政治环境较差，安全环境总体上好但存在隐忧。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

　　就经济环境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上表现不凡，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世界各国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愿望增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试图让中国承担发达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且在汇率、贸易、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同中国的矛盾日益凸显。同时，随着进一步开放，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大。

　　就政治环境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可，中国模式的影响力日益增大，这种情况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然而，冷战结束后所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并未终结，世界多数国家还是采用西方模式的政治制度，而对社会主义制度仍持较为冷淡的态度。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除了中国和越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较好外，其他国家相对较差。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发展状况也不甚乐观，其党员队伍和政治影响力并未比苏东剧变后改善多少。[10]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所赞赏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虽然势头减弱，但仍在继续。在联合国192个成员国中，有2/3是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制度。2000年成立的“民主共同体”有近130个国家是其成员。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态势导致世界多数国家都认可民主价值观和制度。联合国大会于2007年将9月15日定为一年一度的“国际民主日”，2008年9月15日为第一个国际民主日。确立国际民主日的联大决议案是由“新建民主政体与复兴民主政体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New and Restored Democracies）的主席国卡塔尔代表该组织提出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未得到普遍认可，在许多西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眼中，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民主国家”，一些西方大国仍然试图利用各种机会“西化”、“分化”中国。在政治上，东（社会主义国家）西（资本主义国家）方之间的力量对比仍然非常悬殊，“西强东弱”的态势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根本转变。

　　在政治环境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面对全球化大趋势，中国必须对外开放，而且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而西方国家势必要利用各种机会对中国进行渗透、影响、融合、塑造，以图使中国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此外，在国际事务中，由于西方仍然主导着国际秩序，它们会借中国参与、融入国际秩序之机，对中国施加影响。

　　就安全环境来看，由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不寻求同任何国家搞意识形态对抗和军事对抗，总体安全环境比较好。但是，中国的安全环境也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首先是美国从其霸权战略出发，一直将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看成是“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其对华政策中一直含有遏制的成分。为此，它一方面加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布置，另一方面加强同其亚洲盟友的关系，并将共同价值观作为同盟的基础。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积极发展同“亚洲民主国家”的关系，试图利用这些国家来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协助美国“重返亚洲”。其次，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同中国有领土、领海权益等方面的利益纠纷，个别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积极迎合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并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同中国博弈。再次，朝鲜核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南北军事对峙的状况时常引发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经常导致美国借机到中国沿海展示武力，从而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风险。最后，中国尚未实现完全统一。虽然台海两岸关系自2008年以来趋于稳定，并且两岸经济、文化等关系迅速发展，但是不能排除民进党东山再起的可能。如果民进党再次执政，还有可能推动法理台独，挑战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并促使美国借机干涉中国内政，引发中美军事冲突。此外，“疆独”、“藏独”势力的存在，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隐患。

　　在安全环境上，除了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传统安全威胁外，中国也面临着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传染病、海盗、毒品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传染病威胁，近些年来呈加重态势。此外，气候变化近年来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严重问题。虽然对气候变化的许多相关问题，世界各国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潜在威胁是不容低估的，国际社会应当未雨绸缪，早做应对。

　　刚刚过去、其影响尚存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国际安全面临的新风险。危机打乱了许多国家的经济秩序和发展进程，造成相当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危机还引发了一些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乃至外交纠纷。幸好，国际社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有效地遏止了危机对国际安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世纪20—30年代的大危机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某些国家膨胀并最终挑起二战的重要因素。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安全所面临的新挑战会花样翻新，其危害难以预料。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金融安全、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部战略环境总体上是好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大战和涉及中国的大规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而军事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地位日益下降；国际安全形势越来越复杂，非传统安全威胁越来越突出，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多极化和非极化大趋势更加明显，这使得国际矛盾更加错综复杂，中国同美国和西方进行博弈的空间不是缩小而是增大；特别是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虽然试图加大牵制中国崛起的力度，但是又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结束反恐战争，反恐防扩仍然是其首要任务。这一切决定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还可以继续集中精力谋发展。

　　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建设的战略思路

　　就目前来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建设就是要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命题最早是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来的。当时有两个重要国际背景：一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二是美国在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后将主要战略矛头指向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伊斯兰势力，并积极寻求大国的合作，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非盟友”大国。这两件事都为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综合国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经济发展获得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和外汇储备在此后迅速攀升，就很能说明问题。在“9·11”之前，刚上台的布什政府大有将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矛头转向对付中国之势。在美国战略家们看来，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是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又非美国盟友的大国，而中国又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同美国相异而被置于更突出的位置。布什政府曾公开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批评克林顿政府较为积极的对华政策。那段时间，中美关系因撞机事件而跌入低谷，之后虽然有所恢复，但相当缓慢。中美关系前景令人担忧。甚至有专家认为，中国同美国的矛盾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中美较量、争力、斗争将是双边关系的主线。然而，“9·11”后，布什总统在三个月内两次来中国访问，谋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由此，中美关系进入一个蜜月期。

　　党的十六大至今已经过去八年，虽然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继续坚持这个战略判断。当然，战略机遇期能存续多久，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新挑战和新风险，怎样抓住、用好、维护好战略机遇期。只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战略机遇期就能存续下去，并且还有可能在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上营造出新的战略机遇期。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特别是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上有良好的表现，有人对韬光养晦提出质疑：韬光养晦是近2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战略方针，已经过时，应当寻找替代的方针政策。那么，到底应当怎样看待韬光养晦？中国是不是还需要韬光养晦？应当怎样坚持韬光养晦？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韬光养晦的精神实质。韬光养晦是在中国“六·四风波”之后、苏东剧变的过程中提出的。当时，西方七国联合对中国进行制裁，东欧国家纷纷改旗易帜，苏联政治急剧震荡、正处在解体的前夜。西方高呼“不战而胜”、“共产主义大失败”、“历史的终结”，并试图乘胜追击，让苏东剧变的冲击波席卷全球，实现世界完全的“自由民主化”。中国面临着来自西方“以压促变”的巨大政治压力。针对这种形势，国内、党内一些同志有点迷茫，有人提出中国要扛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大旗，替代苏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同西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还有人提出，要重提阶级斗争为纲，至少是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双纲”并重。可以设想，如果按照这种思路走下去，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就在这一紧要关头，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其意就是要“韬意识形态之光”，“养经济建设之晦”。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早日实现现代化，为此要同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搞意识形态对抗，势必会恶化同西方的关系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外部环境。而且，在力量对比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处于明显的弱势，同西方搞意识形态斗争，肯定斗不出什么好结果。

　　邓小平在提出“韬光养晦”时，还有一些连带的词语，主要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善于守拙、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理解“韬光养晦”，要与这些词语联系起来。“韬光养晦”作为一个战略方针，其精神实质就是：集中精力实现既定的大战略目标，着眼于长远的、核心的利益，不让次要的利益干扰、冲击主要利益，不因在次要目标上的斗争影响主要目标的实现。为此，中国不同西方搞意识形态对抗，在国际事务中低姿态、不当头、不争霸、不称霸；在这种姿态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还要“有所作为”。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所作为”。它是在韬光养晦的大前提下，因此只能是有限度、有选择的作为，不能是随意作为、全面作为，当然也不是无所作为。在“西强我弱”的国际大环境中，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很难“大有作为”。而且，“西强我弱”的态势不是短期的，同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是长期的，因此，韬光养晦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指导中国国际战略的方针。

　　20年来，中国一直坚持韬光养晦战略方针，应该说是成功的、正确的。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还需要坚持这个方针。尽管中国发展成绩巨大，中国模式也很成功，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实力差距确实明显缩小，但是却远未到放弃韬光养晦战略方针的时候。且不说中国同西方的实力对比差距仍然很大，就是拿美国一个国家同中国对比，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也都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距。仅以经济为例，即使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也只是美国的1/3左右，而且中国GDP的质量是有很大问题的，相当部分是以牺牲环境、增加碳排放、损害民生为代价的，被媒体冠以“黑色GDP”、“血色GDP”等称号。这样的高速发展不仅难持久，而且还会带来许多生态、社会、政治问题。当然，坚持韬光养晦并不排斥中国根据实力变化和利益拓展而在某些事情上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实际上，中国政府在这样做，但这同放弃韬光养晦是两码事。中国可以“更加有所作为”或“积极有所作为”，但是不能丢弃韬光养晦这个大前提。

　　总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部环境建设，就要维护、用好、营造重要战略机遇期，就要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就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

　　注释：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第77页。

　　[2][3][4][6][7][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第128页，第218页，第25页，第50页，第127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

　　[10] 王娜《世界各国共产党现状扫描》，载于2009年8月17日《百科知识》。

　　（作者简介：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