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够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这种意愿的本质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心理归属感或认同感，即政治认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证明，政治认同对任何执政党都有着重要的多维价值。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农民的政治认同，社会阶层关系动态和谐与稳定的价值目标，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恋古情愫。所以，不断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就成为当前必须着力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又好又快地提升农民的政治认同？是故，对政治认同内在生发机制进行解读，就成为本文讨论的逻辑起点。

　　一

　　政治认同是指在一定的政治生态条件下，人们在从事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中，对现存的政治制度、政治规范、政治秩序、政治价值观及政治权力系统的运行方式所形成的一种情感或意识上的归属、承认、接纳、认可与赞同和政治行为上的服从。它不仅是一种意识范畴，也是一种实践范畴。不论处于何种形态的政治系统，都必须认真对待并设法提升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因为“对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依附感，向来是人们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采取政治行动的一种最强大的动力。一个人一旦把他自己同某一地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致在那个范围以外他的生活就失去任何真正的意义，那么，他就已经准备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那些利益。”[2]但政治认同既不是先验的存在，也不会自动生成。它有着自身特殊的内在生发机制，具体展现为以下几个维度：

　　（一）利益。政治系统实现或满足其成员的利益诉求是政治认同内在生发机制的重要前提。政治学的研究经验告诉我们：政治现象的背后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利益诉求。形形色色的政治现象只不过是“漂浮”在利益上面的“遮羞布”。人类的思想、观念、意识与行为的生产是深深“嵌入”其物质活动与物质交往之中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布坎南也指出：“无论在其市场活动还是政治活动中，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4]因此，政治系统的“输出”满足其成员的利益诉求是使政治认同得以产生、维系与积淀的前提条件。

　　（二）核心文化体系。一个社会的核心文化体系的价值就是在心理层面上为现存的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的论证与辩护，它是政治认同内在生发机制的精神“支点”。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统治权力的信仰”[5]，是“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6]。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是根植于共同的政治价值基础之上的，而“政治价值是极为重要的价值，因之是不能轻易僭越的，这些价值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即我们存在的根基——并具体规定着政治和社会合作的根本项目”[7]。政治系统通过特定的方式对其社会成员进行系统、持续的核心文化价值的灌输与教化，能够对其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归属感进行有效的导引、凝聚与整合，在润物细无声的“甘露”中深深地形塑着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归属感、责任感、信任感、依附感与忠诚感。

　　（三）社会正义。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恒久的价值理念与基本行为准则。近代以来，社会正义成为评判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应然”状态与理想标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8]社会正义的本质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应得”，即“给每个人——包括给予者本人——应得的本分”[9]。政治系统若要获得社会成员最大限度的支持或认同，就必须拥有为全社会成员所接受的道德正当性。换言之，只有政治系统中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所得与应得，达至彼此对等，才能使社会成员获得一种心理与情感上的满足，并相信社会是正义的，从而生发出对政治系统价值上的自愿认同。因此，任何政治系统都必须在动态发展与变化中寻求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之道。

　　（四）民主参与的拓展。政治认同的生发离不开公民有效的民主参与。在民主业已获得“顶礼膜拜”的现代社会中，依法保障社会成员的参政权，依此促进各种思想或“主义”的争鸣与对话，从而实现社会不同层面的宽容、妥协与沟通，已成为一个无需证明的信条。事实上，社会成员在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中，不仅“品味”到“当家作主”的愉悦与被承认、肯定与接纳的“自豪”之情，而且更为重要的价值则在于有力地形塑着政治认同的“基因”。可以说，民主参与的拓展是生发政治认同不可或缺的“润滑剂”。

　　二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将建国以来农民政治认同内在生发机制谱系划分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十六大和十六大至今三个“波段”。

　　（一）第一“波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获得农民对其预设的多重价值目标的认可，尽快实现“赶超英美”战略的时间表，从多重层面上展开了对农民政治认同这一价值目标的“追逐”。

　　首先，通过“暴风骤雨”式的土地革命，较为彻底地解决关涉农民直接利益的土地问题，实现中国农民恒久的生存夙愿，成为中国共产党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关键所在。即生存伦理，既已深深内化为农民特有的思维模式与政治认同的“标尺”，也是农民对政治系统评价的道德准则与行动逻辑。所以说，并不是各种“色彩斑斓”的玄想和“主义”，而是眼前的直接利益及对现实生存需要的执着追求始终是支配务实的中国农民行为选择的首要逻辑。“支配中国农民最基本的逻辑是生存理性，即行为的出发点和价值标准是基于自我生存，以使生命得以延续。这不仅仅是社会个体生命的本能驱使，而且是因为个体生命承载着祖先家族的延续性，因此是个体性和集体性的合一。所以，为了生存，中国农民可以高度的忍耐，但一旦超出生命难以承受的权限，便会反叛，而不在乎外在的神圣价值。”[10]尽管造成中国农民这种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民的谋生方式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因此极其看重眼前的既得利益——这一切使得他们信眼前的、实在的东西，信已经得到生活应验的事实，而不是未来的、空幻的玄想”[11]。

　　其次，为了提升农民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强化农民的政治认同，构建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系，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要把近代以来屡遭外敌“侮辱”、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强大和经济上繁荣与富足的新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长久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的新中国。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南，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中国社会的“实然”状态，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符合时代要求并能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文化价值体系。常识告诉我们，要使得政治认同稳定且持久地“嵌入”农民的精神世界，实质上就是要使得农民生成对于新中国及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正统性、合理性的政治信仰。而在社会主义核心文化持续的熏陶下，农民将会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层面的接纳与认可渐次升华、凝结、沉淀为理性层面的坚定的政治信仰并成为其精神世界中的一种结构化、模式化的政治思维方式、政治心理定势与政治行为逻辑的基本尺度和标准，最终也“催生”了农民的政治认同。

　　再次，从民主发展的角度看，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是不断凸显农民“当家作主”的过程，是孕育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的实践过程，是培育农民政治认同的重要“场域”。因此，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夯实农民政治认同的基础，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框架，以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旗帜，采取动员、组织和暗示等方式，把广大农民引导到参与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来，达到并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它充分调动并激发出了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参与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又保证了党与农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利于夯实农民的政治认同。尽管从民主政治的本质来看，这种动员型或组织型的农民政治参与模式存在着“瑕疵”，但它在实现中国民主政治超常规发展的同时，也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内心深处政治认同感的进一步升华与凝聚。

　　（二）第二“波段”：改革开放至十六大（1978—2002年）

　　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三驾马车”为主体的全能主义国家，高度控制了农村社会，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治理结构。在这种社会治理结构中，农民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实惠，反而离他们当初对社会主义抱有的期望值相去甚远。因此，造成了农民政治认同资源的严重流失与政治认同度的弱化。但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成熟且能够驾驭复杂社会局面的政党。以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标”，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雄浑的气魄，在重新“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探寻提升农民政治认同“资源”的壮丽“诗篇”的同时，也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新的时代内涵。

　　首先，赋予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因为土地是农民最为重要的资本和唯一可靠的财富，具有天然的和无与伦比的价值。但农民发现自己倾注期望值极高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满足他们最低限度的利益诉求，部分农民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从而影响了农民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同。“农民作为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抽象的理念和激情无法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时，当计划失衡所造成的痛苦使他们的生存难以继续时，他们就要追求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就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种能满足他们最低生活水准的生活，就要追求一种属于自己的生存权利。”[12]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以“违法”式实验，为中国农村改革“镌刻”了一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模板”。随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成功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闸门”，在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获得了久违的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实现了农民对基本生存伦理的诉求，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积极性，广大农民再一次燃起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激情。

　　其次，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获得了进入市场与自主择业的权利。长期以来，为了从农村抽取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国家通过户籍制度隐蔽地把农民限制和束缚在土地上，屏蔽在市场之外，使农民失去了自我发展的机会与自主择业的权利，而事实上成为游荡在市场边缘的一群“幽灵”或“看客”。“城乡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扩大，农民的弱势地位在不断加重，因而农民对于社会难以有一个积极的认同——如果农民的弱势地位不得以改善的话，那么，为数众多的中国农民对于社会就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并可能通过种种方式表现出来。”[13]设若因农民没有进入市场与自主择业的权利导致的城乡差距与农民弱势地位的局面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那么，必将导致农民政治认同的式微。因此，中国共产党从改革之初的恢复农村集市，取消统购统销制度，放开农产品需求弹性大的产品市场，彻底实现农产品（除个别产品外）的市场化，到1992年的十四大明确提出通过建立以起点或机会的公平以及分配结果的相对平等为旨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新赋予了农民以独立主体进行市场博弈的权利。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经济中，农民扮演着不同的市场角色，在“零距离”地“亲吻”应得利益与权利“恩泽”的过程中，也“发酵”着政治认同。

　　再次，建构卓有成效的政治社会化体系。“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14]所以，在新的历史时空中，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政治社会化途径使农民渐次形成一种自愿支持现行政治系统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为此，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通过多元化的现代传媒手段，把体现当代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道德信仰，深深“植入”广大农村党员与农民的头脑中，以此来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政治信仰与政治认同。

　　最后，农民的自治权利逐步实现。现代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个体利益诉求的保护性机制，而且是一种政治认同的生成机制，这已成为共识。因为尽管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或许并没有实际的现实利益可言，但民主参与过程本身就好比是公民生发政治认同的“助产婆”，这是增强公民政治认同的给力点。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硬核”价值的前提下，渐次放松了对社会的管制，主动“肢解”了传统刚性的社会治理结构，不断创新并践行民主价值的新模式，积极推动基层民主和农民政治参与模式的改革，为农民生发政治认同展示了可行的愿景。1998年11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通过，标志着“升级版”或“拷贝”了古希腊民主遗风的农民直接对关涉自我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决策与监督的“原教旨式”民主模式的诞生。农民在进行“草根民主”操练的同时，也培养了政治认同感，提高了政治认同度。

　　（三）第三“波段”：十六大以来（2003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持有谨慎乐观的同时，也为真实的农村世界而深感忧虑。在市场波峰浪谷冲击下的农民，并没有出现多收了三五斗的欣喜，农耕社会“丰收的喜悦”不再是必然的逻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农村低保标准偏低，负担加重，进城务工农民无法享有市民的平等权益，文化生活贫瘠，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等，都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理性判断。正如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的那样：“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所以，在同国家渡过“第二次蜜月”后的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的“审美疲劳”感也得以凸显。为此，中国共产党彰显“善”的价值，秉承科学发展观，着力构建和谐社会与服务型政府，突出强调民生政治与公平正义，力求使善政之光“少照绮罗筵，多照茅草屋”，以重新整合农民生发政治认同的资源。

　　首先，对农民问题的新思维。开始重视并逐渐落实农民应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以统筹城乡发展、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为政策取向的新农村建设开始全面铺展开来。在200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就指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自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六年出台“一号”文件，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新思维。其体现为，取消在中国延续了千百年的农业税，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持续增加对农村社会事业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2003至2007年累计投入超过1.6万亿元，2008年超过了6000亿元，2009年达到了7161亿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4761元，农村社会事业与公共基础设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农民受教育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就业权和迁徙自由权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拓展。农民的现实世界有了质的飞跃，同时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也有所提振。

　　其次，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新突破。农民的政治认同不仅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性与动态演进的特征，而且与党的执政理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性。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因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度偏爱导致实践行为的“异化”。只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忽视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导致了诸如生态、环境、资源、贫富差距、区域不平衡及社会不公正等相互抵牾的社会矛盾，这使得农民的政治心态与倾向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的基础也被严重“销蚀”。是故，为了“驯服”实践行为的“异化”，中国共产党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时代发展的潮流，主动求变，实现了执政理念的新突破。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七大报告则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重要转向，它为解决中国社会当下相互抵牾的矛盾指明了方向，有效地增强了农民的政治认同。

　　最后，民生政治与社会正义的诉求。对作为远离权力中心且务实的农民而言，“民生改善及其对民生福利需求的满足，能够产生更大的政治效用，即政治方面的满意度以及对政治权力的认同”[15]。因此，对农民的政治认同而言，“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价值理念就有了重要价值。十七大报告在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基础上更加突出了社会正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民生政治与社会正义的诉求，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态，而且也再一次迎来了农民焕发政治认同激情的又一个“春天”。

　　三

　　历史表明，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空间结构中，农民问题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词”。正如邓小平所言：“看中国的变化，首先看农村的变化，看中国的稳定，首先看农村的稳定，因为它毕竟是百分之八十的人的问题。”[16]所以，无需经过繁琐的逻辑论证，便可以得出，高度的农民政治认同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前提，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承载并完成历史所赋予的系列神圣使命的重要力量源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必将如此。

　　因此，我们在实践中应做到：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敏锐审视社会变化与发展的实质，精确捕捉农民释放出的相关信息，深刻洞察农民政治认同生发机制的内在规律，提高“催生”农民政治认同的政治技巧与智慧；以与时俱进的务实姿态，把有利于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资源有机地“并联”起来，即实现农民最低限度的利益诉求，不断完善与升华核心文化体系的“硬核”，最大限度地彰显社会正义，着力拓展农民政治参与的空间；通过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来“检测”农民生发政治认同的“DNA”，积极“垦殖”新的农民政治认同的生长点，不断“突破”农民政治认同弱化的“边界”。惟其如此，实现社会阶层关系的动态稳定与和谐这一庄严的神圣承诺才不至于可望而不可及。同时，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空间也才可能变得更加宽广。

　　注释：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8页。

　　[2] ［英］维尔《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4] ［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5]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６8页。

　　[6] ［美］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7][8]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第1页。

　　[9] ［美］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10]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

　　[11]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3页。

　　[12] 方江山《非政治制度参与——以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13] 吴忠民《社会公正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

　　[14]［美］安东尼·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15] 彭正德《民生政治：一种农民政治认同机制》，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7页。

　　（作者单位：史献芝，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刘建明，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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