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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1950年代开始，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后期;第三阶段从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第四阶段从1990年代初至今。五十多年来，有四代中国学家从事中国政治研究，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学术著作。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基本发展态势是，走出50年代以“极权主义”为基本范式的僵化认识，从“意识形态主导研究”转向“政治科学引导研究”的演变过程。

　　关键词：美国;中国学家;中国政治;文献

　　作者简介：徐浩然(1981- )，男，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美国的中国学家，主要指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教授或研究员。中国政治研究，在美国政治科学中尽管算不上“显学”，但在政治外交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一大批中国学家从事中国政治研究，其中的佼佼者还受邀担任政府公职。鉴于中国政治研究在美国的特殊影响力，笔者试图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对195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学家研究中国政治的主要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

　　2007年包瑞嘉总结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从中国历史研究中脱离出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诞生;(2)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第二代学者出现;(3)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十年)，第三代学者发展;(4)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四代学者进行科学化研究。[1](P147-163)受包瑞嘉启发，笔者将分四个阶段梳理相关文献。

　　第一阶段：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

　　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和当时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美国认识到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重要性。1958年，考虑到美国安全利益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会出台《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意在加强基础教育、非西方语言和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美国的海外研究中心和培训机构纷纷成立，一些基金会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资金支持。在研究的起步阶段，由于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的中国学家无法到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考察和收集一手资料。第一代中国学家通常先到台湾学习汉语，再转到香港研究中国政治。他们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台湾的情况报告、日本的档案资料，以及对中国难民的访谈。

　　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有两个：一是新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质;二是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新中国的政治组织、政治控制、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员，构成了50、60年代中国学家研究中国政治的主要内容。[2](P17)具体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官僚体制研究，主要涵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领导下的国家与政府的运作模式、结构和关系形态。舒尔曼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介绍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指出中国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延安道路”与高度依赖技术专家贯彻中央计划的“苏联道路”存在差别。[3]鲍大可的《干部、官僚机构和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权力》，描述了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正式机构、组织形式、沟通渠道，以及招募新成员的方法。[4]舒尔曼和鲍大可的著作，为美国的中国学家以后研究社会主义官僚体制奠定了基础。

　　第二，精英政治研究，主要涉及毛泽东等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例如刘易斯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领袖》，介绍了中共的部分领袖人物。[5]史华慈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中首次使用“毛主义”(Maoism)，并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区别。[6]史华慈的著作后来成为研究毛泽东的奠基之作。

　　第三，意识形态研究，主要包括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实际执行情况。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从历史与观念形成的关系角度，描述了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到1949年后政治思想的形成，如马克思主义观念、社会主义认识、军事思想等不同层面。[7]史华慈在《共产主义和中国：意识形态与变化状态》中，探讨了中国毛主义的共产主义发展，肯定了中国从苏联模式跳出来后形成的意识形态自主权，认为这是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典范。[8]利夫顿的《思想改造与全能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阐述了中国文化对中国共产主义精神工程的导向作用。[9]

　　第一阶段的中国政治研究，关注点是政党-国家的结构与运行，使用的资料多是官方文件、机关报刊等。受冷战影响，许多中国学家都运用极权主义范式(totalitarianism paradigm)来分析中国政治。[10](P700)由于“苏中共产主义阵营”的认识偏见，中国学家很难将中国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看待。中国学家已经接受“中国模仿斯大林主义”这一假定，自然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属于极权主义类型。直到60年代末中苏论战发生后，美国一些中国学家才意识到，把中国与苏联划到一起研究的局限，屈莱果的《苏维埃与中国共产主义：相似与差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1]1965年，约翰逊对极权主义范式的解释力提出质疑，认为“重新评估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政治发展、意识形态与少数派政策”是重要的。[12](P257)

　　在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一代中国学家中，形成了不少具有独特内涵的范式或模型。施坚雅与温克勒尔提出“多服从圈(compliance cycles)模型”，意指党的大众动员(mobilization)引起了一些人对政权的疏离感，中共的政治控制与政策执行存在一定的服从范围。[13](P410-438)在60年代(包括“文革”初期)，较为流行的还有“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强调中国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的根本断裂。此外，还有“延安圆桌(Yenan roundtable)模型”，强调同志感情和一致性，反之则被定为“代际冲突(generational conflicts)模型”;“意识形态与组织模型”，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加成熟的、第一个列宁主义范型;“文化革命模型”，强调精神刺激、简朴作风和自力更生。[14](P920)

　　第二阶段：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后期

　　对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中国学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两件大事影响深远：一是1965年的越南战争;二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激进的反战学者因越南战争而赞赏理想化的毛主义(反帝国主义)，因此并未批评红卫兵或造反派的暴力行为。

　　“文革”爆发后，各类活跃的造反派组织忽然让美国的中国学家产生了新鲜感。他们发现，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在精英和群众之间存在激烈的冲突。极权主义范式的适用性大大减弱，中国学家开始从只关注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取向转向中国政治的微观领域。例如，白瑞琪与怀特197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微观政治》，就综合体现了这一取向转换。[15]“文革”期间，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许多博士论文都把“文革”作为一个选题。由于“文革”研究的资料丰富，包括大量的官方文件和造反派小报;所以，美国第二代中国学家的研究深度得到很大提高。

　　第二阶段美国的中国学家的研究取向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从研究社会主义体制，转向了正式规则背后精英与大众的非正式行为，因此观察角度较为多样。中国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会爆发“文革”?“文革”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如何认识精英政治中的派系斗争?如何认识群众政治参与和大众动员机制?具体而言，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精英政治与派系斗争研究，主要关注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斗争方式和影响。张旭成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激进派与激进的意识形态》，针对文革的路线斗争，分析了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16]鲁宾逊的《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地方斗争和省级叛乱》，以武汉“七∙二O事件”为个案研究“文革”的地方武斗。[17]此外，鲁宾逊主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收入了包瑞嘉等五位著名中国学家撰写的论文。他们从社会主义政权、政策和意识形态，毛主义理论，“文革”中的周恩来等几个角度，对“文革”进行了深入的剖析。[18]

　　还有中国学家研究了精英互动的结构与规则。黎安友的《中共政治的宗派模型》，讨论了中共的派系结构和派系政治的结构、特点，提出了“庇护-依附网络”模型。[19]邹谠的《中国共产党政治中非正式集团研究的序言》，阐述了非正式集团研究的意义，并对黎安友提出的派系模式做了评价。[20]施乐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们》，收入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国家、省和军队领导者的文章。[21]

　　第二，政策过程研究，主要包括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张旭成的《中国的权力与政策》[22]、安炳炯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大革命》探讨了文革期间的“两条路线斗争”。 [23]马若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探讨了精英之间的冲突如何影响政策结果。[24]欧迈格的《毛控制下的政策制定，1949-68：一项概括》，系统考察了毛时代的政策过程。[25]此外，欧迈格的《中国社会的职业、集团与文化大革命》[26](P1-44)和蓝普顿的《医疗、冲突与中国的政治系统》，开始有意识地从职业角度研究政策制定，分析职业群体与政策过程的相关性。

　　第三，政治运动研究，主要涉及大众运动的机制与形态。汤森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参与》，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执行角度，通过分析党如何追求自己的革命目标、如何获得群众的服从，阐述了中国大众政治运动的机制。[27]塞尔登的《延安之路》，挑战了中国革命期间对农民使用的政治动员理论，提出了一种以经济为基础的动员理论。[28]李鸿永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分析了红卫兵运动反映的社会分裂。[29]

　　1969年，傅高义的《共产主义的广州》，首次深入研究中国地方政治的运行机制，阐述了“国家控制社会”的观点，着重讨论了共产党人如何建构足以控制和变革社会的庞大政治体系。[30]

　　第四，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文革”爆发后，中国学家愈来重视中国文化的政治影响力，因而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斯塔尔出版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当代中国政治辩证法导言》;[31]白鲁恂的《中国政治精神》，分析了中国权威的文化心理基础，认为官僚等级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神实质。[32]为了检验白鲁恂的理论，索罗门之后出版了《毛的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以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中国的毛泽东主义过渡形象的盛宴》。[33]

　　延续以往的意识形态研究取向，关于领导者思想和政治心理的著述也比较多。例如，鲁宾逊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和林彪比较中描述他的政治风格》;[34]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视角》，综合分析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心哲学本质。[35]

　　受“文革”影响，美国中国学家发现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在辨别精英路线和社会断裂(social cleavage)时形成了若干困惑，这是极权主义范式难以解释的。中国学家提出，研究中国政治应该关注利益集团的权力行为，这与作为多元主义国家的美国颇为相似。只有通过辨识主要的竞争性集团或利益，才能解释政策后果。[36](P121-122)针对精英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社会群体对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中国学家需要构建一套具体的描述性概念。由于政治事件与权力博弈的复杂性，理论范式(模型)渐趋多样化，譬如“竞争性决策过程”、“利益集团分析”、“派系分析”、“两条路线斗争”(two-line struggle)、“毛控制”(Mao-in-Command)、“官僚主义”(bureaucratic)、“精英政治的代际模型”(generational model of elite politics)等。第二阶段中国学家运用的理论不像以往那么单一，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组织行为、庇护关系等理论被广泛采纳。诸如命题、假设、模型和变量等现代政治科学术语，经常会出现在中国学家的著述中。总之在“文革”期间，美国第二代中国学家普遍对中国政治持有一种多样化的认识(pluralist notion)。

　　第三阶段：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中国政治研究渐趋理性和规范化。邹谠的《从革命-封建的极权主义边缘回来》，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正从过去的极权主义中走出来。[37](P53-88)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第三代中国学家把焦点对准了后毛时代(毛泽东逝世后的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从否定毛主义政权(Maoist regime)进入到对后毛领导者及其改革的积极认同。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赞助下，中国学家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美国的中国研究来说，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第三代中国学家能够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施展语言技能的机会;二是能够收集到第一手资料;三是大批中国学生赴美深造，增加了中国学家对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了解。由于中美两国交往的深入，美国各大研究中心和培训机构开始对从事中国政治研究的研究生进行严格、规范的学术训练，开设了调查研究方法、官僚政治和公共政策等许多系统、广泛和实用的课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进行深入研究，现代化理论成为一种流行的范式。

　　在第三阶段中国学家的研究重点是经济改革对政治的影响，主要关注：新时期党与政府的政治精英、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共产党意识形态面临的新挑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变化及调整过程、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重大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官僚体制研究，尽管还是延续过去的传统，但内容更加丰富。墨宁的《后毛时代的干部管理体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命、提名、调动、免职》，分析了中国政治中的人际网络在干部管理体制中发挥的作用。[38](P102)伯恩斯等组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任命制：关于领导者选择中的政党控制的文献研究，1979-1984》，研究了共产党如何进行干部队伍的管理与调整，和改革年代如何据此弱化党对政府的控制。[39]欧博文的《非自由化改革：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制度变迁的政治》，首次对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研究。[40]苏立万的《中国共产党控制机关的作用，1977-1983》，探讨了党的控制机关在管理地方事务中的重要作用。[41]扬的《控制和模式：十一大以来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了改革时期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职能变化。[42]

　　还有一些中国学家从其他方面入手研究中国的官僚体制。白鲁恂的《官话和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了官僚机构对官员的意识形态控制。[43]江忆恩的《中国变化中的党军关系，1979-1984》，研究了党与军队的关系变化。[44]

　　第二，精英政治与政策过程研究，一些中国学家将政治精英与决策过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巴赫曼的《陈云和中国的政治体系》，研究了精英如何影响决策。[45]何汉理的《组织中国》，系统梳理了中国的组织政策。[46]林怀特的《失序的政策：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暴力的组织原因》，探讨了1949年之后的若干政策对后来文革所产生的潜在或直接的影响。[47]

　　中国学家对政策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具体化。李侃如和欧迈格的《中国的部门政治与能源发展》以能源部门为例，在由中央领导主导的“理性模型”(Rationality Model)和“权力模型”(Power Model)的决策之外，提出了以“部门政治(Bureaucratic Politics)”为主的新决策模型。[48]李侃如与蓝普顿主编的《官僚机构、政治和后毛中国的决策》，讨论了不同层次官僚机构的基本结构与权威关系。[49]苏黛瑞的《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商业》，研究了商业政策的制定;[50]另外，她在《中国的三个社会主义观》中还提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上的“三条路线”，即“毛主义”、“斯大林模式”与“市场社会主义”。[51]这是一种“趋势分析(tendency analysis)”模式，意指在政治结构的不同层次上，决策过程中不同价值观相互协调的过程。刘易斯和薛理泰的《中国制造核武》，以核武器的研制为例，说明领导者与专家的共生关系。[52]崔大伟的《中国地权的激进主义，1968-1981》，呈现了制定农业政策过程中的精英冲突，及其对社会利益的影响。[53]

　　第三，利益集团与政治参与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利益分化，由此产生了利益集团和政治参与的诉求。伯恩斯的《中国农村的政治参与》，研究了80年代的农村村民自治，并追述了它的历史渊源。[54]古德曼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集团与政治》，描述中国社会分层以后形成的各个利益集团，分析了中国政治与利益集团的关系。[55]全大伟的《北京抗议：公民社会与中国的公共领域》，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冲突。[56]罗森的《红卫兵的宗派主义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是继续研究文革的著作。[57]

　　80年代以后，“机构研究”、“领袖研究”、“政策研究”和“大众运动研究”一直都在延续，但已经不是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主导方向。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民主化，成为此后美国的中国学家的研究重点。

　　第四，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主要涉及中国不断加速的市场转型对调整国家-社会关系本质和结构的影响。在新制度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一些中国学家不再单向度地分别研究官僚机构、社会群体和部门行为;而是从宏观结构与社会个体之间相互关系角度理解中国的政治现象。1983年倪志伟汇编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是中国学家较早采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研究中国政治的著作。[58]后来，国家-社会关系范式被广泛采用，舒秀文的《触及国家》，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分析了中国农民与国家的关系;[59]魏昂德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研究了国家与意识形态对中国工业领域中生产政治的影响。[60]

　　第五，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随着80年代中央与地方之间行政和财政的进一步分权，新的激励体系和决策机制极大地重塑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结构。因此，在毛泽东时代颇为流行的“毛控制”模式，难以解释日趋复杂的中央地方关系。古德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委第一书记，1949-1978》，从历史层面，对地方党委第一书记进行了综合研究。[61]谢淑丽在其《推向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政治策略》中，指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省区的支持，因为各省区能够在比较谨慎的中央之外把改革继续向前推进。[62]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的部门政治与能源发展》，李侃如和欧迈格提出了“部门政治”。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决策：领导、结构与过程》，李侃如和欧迈格继续把“部门整治过程”指向部门的“条条”(vertically)与地方的“块块”(horizontally)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关系协调，分析省级机关在中央地方联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权威结构已经分散，决策过程的中心环节是在体制内的横向和纵向都达成共识，因此只能是渐进的。[63]

　　第六，经济改革与政治变迁研究，主要关注经济改革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例如鲍大可与库格组织的会议文集《现代化中国》。[64]何汉理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分析了经济改革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65]邹谠的文集《文化大革命与后毛改革》，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的改革。[66]李可柔的《中国及其未来的挑战》，研究了改革对中国政治社会形成的挑战。[67]包瑞嘉在《改革与后毛时代的反应》中，描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和政治机构调整。[68]德利克等合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经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诸问题》，分析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政治权力与文化等问题。

　　权威主义体制的民主化转型，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丁学良的《中国共产主义的衰退：合法性危机，1977-1989》，针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反思改革后执政党的合法性。爱德华主编的《当代中国人权》，阐述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提出一些批评。[69]黎安友在《中国民主》中，从中国的文化背景与西方的价值观念出发，分析了中国知识界关于民主的若干争论。[70]奥格登主编的《中国的民主探索：1989年学生与大众运动》，汇集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期间的言论;[71]另外，她还出版了《中国未解决的问题：政治、发展与文化》，专门探究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与制度形式，中国民主发展的限制。[72]麦康勉的《后毛中国的政治改革：一个列宁主义国家的民主与官僚制》，通过新的文献与访谈，对地方政治民主化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地方人代会直选和村民自治)。[73]

　　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国学家比较强调正式的官僚机构;70年代的研究，则较为强调精英与大众的非正式行为。从改革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政治研究在十几年的时间围绕政治变迁形成了许多新的课题。正如河汉理所讲：“第三代研究具有一个完全能同文化大革命的戏剧性和意义相比拟的解释项。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包括知识和文化生活的自由化、经济重建、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合法化，以及中国官僚政治的活力恢复——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制定的纲领，至少同毛发动的文革一样彻底”。[74](304)除了延续传统的研究取向，新的范式应运而生，这主要是受政治科学主流变化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政治学发生了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理论后来一直主导政治科学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制度主义被重新认识，一些政治学家反对行为主义者从表面意义理解政治制度的作用。新制度主义不只关注政治生活中的非正式行为，还关心正式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如何影响人的行为。此外，80年代中期国家理论也开始回潮。在美国政治科学主流的影响下，中国学家十分强调政党-国家体制在塑成政治过程和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力。第三代中国学家更多地采取一种“辩证取向”(dialectical approach)，即把以往常常分离的政治结构与过程结合起来分析。[75](P700)由于从欧洲兴起的“国家-社会关系”范式流行，中国学家重新认识了共同影响中国政治精英与大众行为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研究成为新的热点。新权威主义、公民社会、市场经济与民主化的关系、一党制与民主化的关系，这些范畴充分反映出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变迁与政治科学主流对区域研究的深刻影响。

　　在政治科学主流发挥重要影响的同时，一些中国学家也在反思主导中国政治研究的西方政治学理论范式。华裔学者邹谠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深入探讨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构建问题。他指出：“我们一方面需要有选择的应用西方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来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政治及中国历代政治的演变，另一方面也必须用中国政治的实践与历史去检验西方社会科学的个别概括和理论框架，然后再进一步将中国政治的实践与经验结合西方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原理，去提出政治科学上新的个别概括和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76](P2)因此，邹谠主张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研究中国政治变迁;另外还提出全能主义(totalism)概念，以此取代以往中国学家惯用的极权主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北京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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