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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处】理论与改革
　　【原刊地名】成都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英文标题】Village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tics
　　【作 者】蔡益群
　　【作者简介】蔡益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博士，江西理工大学讲师。浙江大学浙江杭州310000
　　【关 键 词】政治发展/村庄政治/国家政治

　　对建国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评价存在不同的见解，根本原因是未充分注意到村庄政治发展在中国政治发展格局中的基础性地位。村庄政治发展的基础性地位是由中国与西方政治发展的差异决定的。当前，村庄政治发展面临传统和现代双重挑战、资源和制度双重缺位、理论和经验双重失效等多方面的困境。

　　政治发展

　　对于建国六十年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成就的评价，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完全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种看法认为，与经济建设的显著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发展显得滞后，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无论是前进论还是滞后论，都涉及政治发展的标准问题。社会科学领域的标准问题是一个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判断的复杂问题。就政治发展的标准看，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价值标准，二是政治制度标准，三是政治效能标准。显然，价值、制度和效能之间并不存在直线关系，一类符合“普世性”的政治价值，并不存在与之一一对应关系的制度安排；优先考虑“普世性”的政治价值可能导致较低的政治效能；一套有利于保障“普世”性政治价值的理性设计的制度安排可能导致政治低效甚至政治不稳定。具有较强政治效能的制度安排可能并不符合“普世性”的价值取向。价值、制度和效能之间的这些非线性关系甚至是矛盾的关系，使政治发展的评价很难取得一致性的结论。这或许是在中国政治发展评价面产生争议的重要原因。

　　但是，当我们以即使是极具争议的政治价值标准、政治制度标准和政治效能标准来评价中国区域性政治发展时，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情景——结论明确，评价一致：中西部落后于东部，乡村落后于城市，中西部和中国乡村落后于西方国家。这几乎可以说是国内国际、学术和政治的同一结论。这里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和理论困境：当以“中国政治发展”与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相比较时，结论是具争议性的；而以占中国大部分人口和幅员的中西部和乡村政治发展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时，结论却是明确同一的。这使人不禁生疑：中国大部分地区更能代表中国，还是局部更具中国代表性呢？具有代表性的政治表征可否用来衡量整体的政治发展呢？根据这种一致性的评价结论，似乎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在中国不具有代表性，中国的政治发展不是由代表性政治表征来衡量。这里之所以陷入理论困境，根本性原因是对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固有特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偏差。作者认为，只有将中国政治发展建立在村庄政治发展的基础上，使二者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基本一致时，中国的政治发展才具有可评价的统一标准，政治发展的前景才具有可期望性。村庄政治低水平发展的中国政治发展是值得怀疑和担忧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不同于西方政治发展的中国特性，与村庄政治发展具有密切联系，脱离村庄政治发展水平来评价中国政治发展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

一、中国政治发展与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区别

　　以西方国家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来衡量中国的政治发展水平，正如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去评价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状况一样，是不会受到对方的充分认可的，是有争议的。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重大的差异。

　　政治起点的差异。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社会发展由传统阶段通过过渡阶段进入现代阶段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①。过渡阶段和现代阶段的政治发展进程及各政治体系的性质，受到传统社会和过渡阶段政治体系的性质和进程的影响；现代阶段的政治发展水平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现代性状况。中国的传统社会的政治体系的性质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的政治统治，过渡阶段是长达百年的暴力和战争过程。这两个阶段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阶段中国政治发展采取民主或集中、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政治动员或政治监控等向度的取向。政治发展从何处起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变迁的方式也绝对不会按照人的理性设计的范型来演变的。中国现代阶段的政治发展性质和进程深深地烙上了传统阶段和过渡阶段的特性。

　　经济积累的差异。经济水平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经济对政治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变化而发生变动，这一点已经为经验所证实。容易受到忽视的是，不仅经济发展水平对政治发展会产生影响，而且物质资源的积累方式和经济发展的方式同样会对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古希腊的奴隶制经济为古典的直接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西方国家的殖民经济和掠夺性的资源累积方式为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政治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殖民经济和掠夺性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短时间内推动工厂制度发展和公民力量的增长，加速私人权益多元化，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增加公民非工作时间；宗主政府的外向型资源提取方式缓和了国内阶级阶层的利益矛盾，政治统治的方式和手段也相对温和。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政治民主化。而像中国这样的前殖民地国家，是不可能通过殖民经济和资源掠夺的方式增进资源积累，而内向型的资源提取方式不可避免地激化了国内阶级阶层的矛盾。这从客观上造成了公民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机会等民主元素生成的障碍性因素。

　　政治文化的差异。东西方国家间的政治价值差异是一个具有理论共识的论断。而一定的政治价值总存在特定的政治角色和政治结构较其它的角色和结构更能够与价值取向形成和谐关系。形成政治价值与角色和结构间的和谐关系，是政治发展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的政治价值及长期形成的民众的臣民政治文化，使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分权、多元化组织及多元政治参与并不容易进入权威的正式的政治通道。这种东方国家的集体本位式的统合性政治价值，不同于个人主义本位的多元化的政治价值，对于政治发展的衡量标准的认识也不一样，往往以“法团主义”式的社会组织生成、统一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单一化的利益诉求为标志。这里需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以所谓“普适性”的政治发展标准去判断和评价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是以政治文化的差异否认政治发展的某些共同标准。政治发展的评价应当遵循政治价值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二、村庄政治发展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

　　中国政治发展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必须选择不同于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道路。这条政治发展的道路就是以村庄政治发展为推动力，促进国家的政治发展。村庄政治发展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制度创新的动力。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王朝更替时代，开始了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政治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段百年的政治巨变历史，中国政治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具有明显历史标志的阶段，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等五个阶段。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政治发展目标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其战略路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或革命，首先在国家层面和地区性政治中心建立民主制度，而未重视村庄政治的地位及其实际需求，也没有发现农民群体中隐藏的巨大政治变革力量。由于缺乏村庄政治发展的支持，国家政治发展最终归于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首先在农村建立合法性政权，提高制度化水平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和政治参与需求，推动村庄政治发展，在此基础上推动国家政治发展。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国家为了集中力量推进重工业化，建立了城市为中心、乡村为附属的城乡二元政治格局，民主政治发展受到长期忽视，造成国家政治的停滞和非常态。进入社会主义改革阶段，村庄政治的重要性被重新发现，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实践在农村展开，村庄政治和国家政治同步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上述历史回顾，虽然不能揭示村庄政治和国家政治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历史经验确实展示了村庄政治创新发展与国家政治良性发展存在同步性。

　　理论创新的动力。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五个历史阶段的分析，可以发现，村庄政治和国家政治处于停滞和衰败状态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也是照搬国外理论的阶段，是理论缺乏创新力的阶段。而村庄政治和国家政治同步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阶段，也是理论创新的阶段。虽然村庄政治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因果关系比较复杂，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和阐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能简单地将这一中国现象归结为历史巧合。就村庄政治研究的状态来看，该领域确实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领域。这种比较宽松的学术氛围是其他政治理论研究领域所不具备的，这一点自然成为了理论创新的前提。并且，村庄往往是物质资源匮乏的区域。当农民的基本物质需求面临威胁时，与解决温饱问题相比的其他任何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约束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在客观上提升村庄政治的理论创新在政治理论体系构建中的地位。

　　实践发展的动力。村庄生活方式在资源提取和安全供给等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因此，生存和安全成为村庄的最基本逻辑。村庄的生存和安全特性给村庄的政治运行方式造成了两重属性：一是保守属性：即村庄为了维护原有的维持生存的资源提取和分配方式而拒绝变革；二是变革属性，即所谓的穷则思变。当生存权利难以保障时，农民的革命性比任何阶级阶层都强烈，它没有什么需要维护，生存是行动的最强大的动力，生存原则是最高原则。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国农民，基本处于温饱线以下，农民寻求变革的愿望比具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强烈。当具备一定制度变革的条件和时机，农村必然走在中国改革的前列。进入社会主义改革阶段，家庭承包经营制在农村的建立，使农民在短暂的几年时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然而，村庄资源提取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子嗣成长的巨额费用，导致农民仍然面临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巨大生存压力。农民不同于城市居民，没有国家提供的生存保障，农民的变革诉求始终比城市居民强烈。生存窘境造成的农民的变革品质，是政治创新的动力。因此，农村往往成为政治新举措和新理念的发生地和试验地。

三、村庄政治发展的挑战

　　中国政治发展的起点、路径、过程和目标与西方国家政治发展存在区别。这种区别的形成，就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中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有60%以上的比重，以及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因此，与高度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以城市政治为主体的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不同，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以村庄政治发展为基础。而中国的村庄政治发展也能够为国家政治发展提供基本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基础性地位的村庄政治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为主体的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同的。

　　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挑战。阿尔蒙德分析了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后认为，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的政治体系发展经历了三个时代，即建立和扩大政治控制的“专制主义时代”、参政迅速发展的“民主化时代”和分配迅速发展的“福利时代”，前后长达四个多世纪②。而新兴国家必须设法把这三个时代缩短为一个时代。这使得在西方发达国家前后相继的两大发展任务：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参与和物质分配同时出现在新兴国家的发展日程上，这使其同时面临集权同分权、经济增长同福利分配之间的冲突。而新兴国家之所以会处在这些同时产生又相互冲突的要求所形成的压力之下，是由于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的示范效应。这里理论论述的对象虽然是国家，但是对于落后的中国农村来讲，显得更具有理论的解释力度。另一方面，在面临现代性的挑战的同时，村庄还面临着传统性的挑战。诸如村落的家族文化在经受了现代化的强大冲击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实行，“在生产力充分焕发的同时家族文化开始复兴”③。村庄政治发展需要应对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双重挑战。

　　资源和制度的双重缺位。村庄政治的政治产品供给能力是极为有限的。这是由村庄生活方式有限的自足能力所确定的。村庄政治的实质就是对村庄资源进行权威性的分配。而村庄资源的有限性，使得村庄政治成为无源之水。村庄政治在某些地区之所以不能够成为村民关心对象，根本原因是村庄没有掌握一定量的资源或者未掌控关键性资源以引起村民的参与兴趣。村庄政治的制度供给能力也是很有限的。一方面是指村庄制度建设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是指制度的效能较低。村庄的制度规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二是村民会议制定的村庄规则，三是传统习俗。后税费的农村，一个普通平淡的农民，除了子女教育和计划生育，看来并无多少机会来接触政府和法律；一个资源有限的村庄所订立的规则，实施范围局限于狭隘地域，受关注度有限，其权威和效能是低下的；受到现代规则冲击的农村，传统习俗的规范效用已经丧失了其权威光环。村庄政治是资源和制度双重缺位的政治，村庄政治发展面临着资源匮缺和村庄失范的挑战。

　　理论和经验的双重失效。村庄政治研究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领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有学者敏锐地把握住了村庄政治研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近三十年的智识活动所获得的知识积累，虽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不乏纯粹以个人和单位学术业绩为目的而制造的论文和专著。当前村庄政治研究存在以下三个错误的倾向：一是局限于村庄场域来研究村庄政治，没有发现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原则和规律的广泛联系，没有重视村庄政治的问题域及理论认识与国家和国际这一更大场域中的问题及理论认识的脉络关联。这样比较狭隘的村庄政治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和理论抱负。二是村庄政治研究中普遍存在颠倒理论研究和政府政策的关系的现象。正常的关系应当是先有理论研究，才有理论指导下的政府政策；政策实践为进一步理论研究提供材料，从而促进政策的完善。而目前理论研究一般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作为基础和资料，作为检验理论正确性的衡量尺度。众所周知，当前政府决策存在非科学化、非公开化和非民主化的现象，其科学性和可参照性是必须怀疑的，以此作为理论研究的参照体系，很难不偏离实际。三是不同区域的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缺乏联动，各自抱定自以为重的问题，闭门造车。这样得出的理论原则和问题认识，在实践中往往缺乏理论的解释力度和实践指导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区域性差异和非均衡性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创造欲望的推动下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村庄政治建设实践，寻求地区性的村庄政治发展策略，其中不乏成功范例。然而，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和特定动机条件下生成的村庄政治发展的经验往往缺乏可推广性。总之，理论研究的限度和实践经验的“个案性”，使得村庄政治发展的理论资源和经验资源捉襟见肘。

　　注释：

　　①塞缪尔·亨廷顿.政治发展[A].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储复耘译，王沪宁校，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1

　　②阿尔蒙德、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421-423

　　③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59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