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严复，冯友兰先生曾称其为“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新思想家。”正值严复诞辰160周年之际，“严复: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日前在北京举办，来自中、美、日、希腊及台湾、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的近70名学者专家列席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发起人之一陈鼓应教授充分肯定了研究严复的当代意义，并指出，严复不但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道家思想与西学有相契合之处，也对两者差异如道家历史观与进化论之间存在的张力有所洞察。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表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对于西学的摄取有两大途径:第一类源自日本明治时代的西洋知识，由梁启超等留日学者、学生经由报刊文章与翻译作品将大量的新词汇、新观念传入中国；第二类则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严复等人直接自西方译介现代新知。这两股势力汇合成为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重要力量。

　　那么，严复学贯中西，对中西文化分别采取何种理念，以对近代中国产生影响？作为引进西学第一人，严复所著所译作品在中西社会影响如何？研究严复，对当今中国与世界融合有何现实意义？对此，本刊记者对多名学者专家进行采访。

　　严复的中西学理念

　　对于严复对待中西学的态度，北京大学教授王中江认为，严复面对中西传统教化先后发生的变化，大体可用“高调”和“低调”来描述。严复早期的中西教化选择方式是“西教高调”和相应的“中教低调”，后期则是“中教高调”和相应的“西教低调”，因此，严复的中西教化选择观，在早晚期都不是以断裂的方式而是以连续性的方式存在的。整体上说，严复不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也不是相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中西、古今、新旧的折中论者和兼摄论者。而在实践中，王中江认为“相应于不同的状况，严复的中西、古今、新旧折中立场自然有所移动和调整。”

　　具体到中西、古今与体用层面，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荣表示，“在体用和中西、古今之争问题上，严复的基本看法是‘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即中西各有体用，中学之体决定中学之用，西学之体决定西学之用，也可将其概括为‘中体中用，西体西用’。”

　　从中西文化关联的角度看，杨国荣认为，严复所提“中西各有体用”有其多方面的涵义。从积极方面来看，此看法为引入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提供了一种合理论证。按照“中体中用，西体西用”的理解，如果要实现富国强兵之用，那么须同时引入导致富国强兵之体。这样的“体”既包括科学技术、工具等物质形态，也包括观念、社会体制等问题。由此，对西方文化的引入不能仅限于“用”的层面，也要注重与之相关的更为根本的“体”。这一看法显然超越了只承认“西学之用”不承认“西学之体”的“中体西用”论的偏向，同时也避免了以传统的价值系统包括传统的道统来抑制近代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从消极方面来看，严复“中西各有体用”又包含着某种中西文化分离的趋向。从逻辑上看，中西两者既各有自身的体用，则彼此互不相关，无法相互交融。从严复对中西文化的基本立场也能看出这一倾向，他在引入、介绍西方文化时往往忽视了外来文化需要和本土传统的根据相沟通，这与“中体西用”论与“西体中用”论将中西文化的沟通放在突出位置相较而言，有其不足之处。与中西问题相连的是古今问题，中西的分途意味着古今的分离，由此将导致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他在理解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时，往往呈现某种张力。以对峙的视野去看待中西、古今问题时，这种张力是难以避免的。

　　严复译、著研究逐渐“发热”

　　严复作为引进西学第一人，将西方先进思想传播国内，影响深远。那么，严复在西方的研究情状又是如何的呢？美国学者、葛德斯堡大学终身教授司马黛兰表示，在21世纪以前，虽然严复翻译了很多西方资料，但西方并未“报恩”，只有《原强》因被选录在作为学校教材的《中国传统资料选编》而为西方读者所熟知。而到1960年的《中国传统资料选编》中则未收录严复作品，但康有为或梁启超的作品却始终保留其中，可见，西方学者对严复的关注度远不及康、梁。而聚焦严复的研究著作，西方学界当时只有两部专著，其他或是期刊的单篇文章，或是某一丛书的某个章节。“严复的著作很少被翻译到西方，这对耗费将近一生精力引进西学的严复是不公平的。”司马黛兰有些感慨地说道，直到进入21世纪，西方学者才对严复作品逐渐关注。

　　即使在中国，虽然严复所译《天演论》等流传甚广、影响深远，但其所译所著的经济论述，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被接受的程度及对社会的影响力，远不及梁启超。这也许从台湾清华大学教授赖建诚对两者译著命题的分析中可见些许端倪:其一，梁著只要从各篇文章标题，就可分辨出主旨与方向；只要能跟上他的议题，就可找出他的思路主轴。而严复是边译边论，研究者须有较好的想象力和组织力，才能把严复散布四处、东隐西藏的见解，整理出一套条理的解说。其二，梁启超的说理清晰，阅读上很少有义理方面的困扰，而严复的文字古奥，“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对于研究者而言，所需的心力及所需具备的背景知识，都要比研究梁著困难许多。

　　到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状况却颠倒过来:严复的译述还很值得重新分析、理解，而梁启超的论述却大多随时代而飘逝了。究其原因，赖建诚认为，在论题上梁几乎都是对经济时事问题的表白，他所处理的问题看起来相当抢眼，但时空一过就不易引起深度的兴趣，因为从他的论述里，很难提炼出一个或一组能概念化的命题。而严复所译述的《原富》，是一本世界级的经济名著，是一本在不同文化、不同时空环境下，都有大量读者的思想巨著，且严译此书插入长篇按语，对研究人士来说都是一本不能忽视的作品。赖建诚表示，严复所译著作“在文本上产生了世界性的对话效果，在问题意识上产生了新的可能性与析论的空间。”

　　严复思想的当代价值

　　此次会议虽主要是针对严复及其作品进行全方位研讨，但北京大学教授王博表示，此次会议主题不仅是面对严复的，更是面对当代中国。“我一直觉得严复是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个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例子。中国当然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国家，关于中国政体，过去我们还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但这种不同，在多数情况下成为中国与世界融合的障碍，或者说在于这个融合过程中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该如何取介，我想这是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经济阶层、政治家等始终思考的一个问题。严复本人在拥抱西方的同时，回过头去发现中国。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西方的时候，也可能会重新去发现中国。我们处在一个重新构造的过程里面，未来30年或50年，也许我们还处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但也许我们会看到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以此再来看严复的话，仍然是有一种意义。”

　　对于严复思想的现代性，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认为，现代性有着共同的基本内涵，只是不同民族进入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形式有异，实现的方法千差万别。汤一介表示，“西方早已实现现代化，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正在走上现代化道路，现代性必然有其相同的核心价值，什么是作为根源性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呢？这里需介入严复的观点才能够谈。”

　　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梅良勇则充分肯定了严复思想的前瞻性，认为严复在那个年代便能看到未来“地球村”的发展趋势，文化大融合的发展潮流:“今天我们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大繁荣，我们讲要博采众长、吸收中外优秀文化成果，早在1902年严复便提出富有开创性的新型文化战略——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所谓‘统新故而视其通’，就是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中不期而合的内容。严复的世界眼光，早就看出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世界文化交流的增强，‘中然而西否，或西然而中否’都是特定风俗之下形成的，这些在文化交流中不会长存，唯有‘不期然而合’者，‘不可叛’。如此便要寻求其通达之理。所谓‘苞中外而计其全’，顾名思义，就是对中西文化中虽非不期而合，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精髓、优秀成果，也应尽量为我所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