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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生态学、女权主义、民族/种族斗争与反战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四种当代思想来源。
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类生态学教授、古巴生态系统研究所兼职外籍研究员。他在美刊《每月评论》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持续性来源——探寻整个运动》的文章,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女权主义、民族/种族斗争、反战主义等四种当代思想来源进行了评述。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地方在于他们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并探寻整个运动。“探寻整个运动”是一个动态性概念,涵盖了那些反对资本主义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正与可持续性世界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斗争。生态学、女权主义、民族/种族斗争与反战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四种当代思想来源。
生态学
自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就采取了一种全球性的视角与方式来认识人类自身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早期工业化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乃至整个地球的污染,都被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范畴。生命与社会的辩证历史观实际上就隐含着人类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然而,生态学仍然受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抵制,那些由中上层阶级所发动的环境保护运动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和转移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但是,一些个体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参与了保护环境的斗争并发展了生态学说。20世纪60年代伊始,左翼便开始在斗争中将生态学与其世界观、政治纲领重新整合起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古巴有意识地采用了一些可以实现发展的生态方法。生态学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它关注和强调对资本主义破坏性的抵制,对机会主义者急功近利、涸泽而渔行为的批评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所主导的政府提供的实践指南。
女权主义
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第二种更新资源是女权主义。左翼女权主义者紧紧抓住阶级、性别和种族这三重压迫,同“阶级优越论”、男性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展开斗争。
女权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丰富发展的地方不仅在于其使人们认识到了女性所遭受的剥削,而且还在于其展现了女性在劳动与和平斗争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还给我们的运动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议题和关键性问题,深化和拓展了我们对劳动、再生产、性、社会进程、意识形态以及组织机构的认识和理解。(1)女性能胜任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工作。在每个社会中,女性劳动者的工作都介于生产与再生产之间,这主要是由她们的社会身份决定的。(2)在许多行业中,女性是领取工资的工人;她们同时还在其他领域中从事服务性工作和没有报酬的工作。(3)任何社会的私人生活都是一种社会产物。在家庭中,那些阶级社会强加于女性身上的不平等同样存在,因此左翼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口号:私人的即政治的。(4)女权主义者对男权统治的批判已经扩大到对机构和社会中等级结构的批判。(5)人口再生产中存在的不平等与滥用促使部分女权主义者对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问题进行检讨和反思。(6)妇女运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独立的事物,各种各样的女权主义之间实现了和平共处。在女权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发挥着领导作用,这一作用不仅体现在其坚持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表明女性不能被当作一群有着共同利益的乌合之众,而且还体现在其针对女权运动中的种族主义所展开的斗争。(7)在反对那种通过牺牲使用产品以换取交换产品的斗争中,女性常常发挥着领导作用,这种牺牲使农业生产更容易受到生态破坏的影响。同时,家庭在反抗使人口生产、情感援助、性等不断被商品化的斗争中也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民族/种族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低估了人类在争取解放斗争中所展现出的忠贞不屈精神以及被压迫人民的思想觉醒对于斗争的重要意义与作用。我们应当对民族主义持双重态度:对那种为帝国统治辩护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应持反对态度;而对那些被压迫人民的防守性的民族主义,则应持相对的支持态度。
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是一场黑人解放斗争。然而今天,呼吁黑人团结一致反对持续性不平等的斗争方式却被作为一种武器用来反对非洲国民代表大会致力于建设一个非种族社会的努力。马克思主义运动在这方面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它混淆了种族身份在人民生活中的现实意义与种族身份的最终被废除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且忽视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存在的各种复杂情况。尽管黑人意识运动可能会导致那些需要团结一致的人们的分裂,但是在资本主义被推翻之前和之后,我们需要对各种黑人意识运动中所展现的坚持不懈的现实精神及其积极开展的各种斗争形式进行吸收和借鉴。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那些拥有前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社会是落后的,因此它们被资本主义关系所取代是历史的进步,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线性的思维方式,需要加以摒弃。人们对文化采取保护行动并不意味着只要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就毫无保留地予以支持。今天,我们的文化并不是一种通过冻干以保存起来反对殖民主义的东西,而是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新的、更加富于人性的社会。
反战主义
从反战主义者身上,我们首先得到的教益和启示就是非暴力在面对压迫的时候并不是不抵抗,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面对它。马克思主义者与反战主义者的并肩战斗扩展了二者之间在共同关注的问题、情感倾向以及深入交流等方面的联盟与纽带。
对于暴力,反战主义者是持强烈批判态度的。我们需要学习他们关注拟定的行动计划在整个过程中所能产生的整体性影响,而不仅仅是预期目标。我们的行动所引发的全部影响包括以下方面:对我们行动的直接目标所产生的现实影响,对我们反对的而实际上本应与我们同道的那些人以及以后会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那些人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对我们行动的观察者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我们自己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的行动”也包括我们的不作为。我们的决策是增强了我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是使我们对那些不可避免的伤害变得无动于衷?行动是赢得了同盟者还是失去了同盟者?它使我们成为更好的还是更糟的革命者?诉之于暴力是为组织群众这种愈加困难的任务寻找借口还是使他们对一个新社会的需求深信不疑?因此,对于暴力问题,我们要超越(当然也包括)个体道德的范畴,在最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重新检讨和反思。
对于这些中途从外部注入到马克思主义之中的思想,我们既了解它又不了解它。这一情况并不像我们处于运动中心时所能深切体会到的那种感受。这种部分外在、部分内在的影响有助于纠正那些普遍存在的错误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是由于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机械主义哲学观造成的。因而,以开放思维和精神来看待和认识那些新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将有助于我们继续“探寻整个运动”。
(译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责任编辑: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