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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史事三个人
2013年04月01日 14:56 来源:人民日报 2013年03月30日 作者:刘吉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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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安帝刘祜亲政的几年,宦官、外戚勾结弄权,胡作非为,民怨四起。延光年间,河间县出了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男儿,名叫赵腾。他不忍朝政一直这样堕落下去,千里迢迢跑到洛阳向皇帝上书。奏书直陈安帝的过失,刘祜读后气了个半死,一介草民太不自量!遂将赵腾逮捕审问。罪名是“罔上不道”。太尉杨震(即名传千古的“四知太守”)闻讯后,震惊又焦急,即刻上书。他深知安帝的德性,奏章写得尽可能婉转,说:尧舜时代“谏鼓谤木,立之于朝”,专门创造条件,让百姓批评朝政。商周时期,贤明的君主闻听“小人怨詈”后,不但不予追究,而且会自我警戒和反省。如今,赵腾所犯之罪就是“激讦谤语”,但此罪绝不能与持刀杀人相提并论,请求皇帝轻判赵腾,以劝诱天下“刍荛舆人”为国进言。安帝不听,最后竟将赵腾杀了。

  这件事的“主角”只有三个,但却代表了不同的态度。

  赵腾可贵。赵腾应该是个普通的读书人,他的上书,是为民请命,想补救时政。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中巨大的风险,但还是递上“骂”皇帝的奏书。用现代的话说,不啻是“辣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是“亏了我一个,幸福天下人”。其实,从今天人的视角来看,赵腾所为,未必没有愚忠君主的成分,但这也不减赵腾敢于逆风呐喊的精神亮度。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之一。历朝历代,于朝于野,正是得益于有如赵腾者承载这样的精神,才不失脊梁之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世界上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靠把老百姓折磨得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而换来政权常青的。

  杨震贤明。杨震的奏章,尽管尽量把文字打磨得能让皇帝“入耳”一些,但仍掩盖不住其思想的光芒。在这位老臣看来,赵腾所为是必须提倡的,也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赵腾的表达是重要的,是朝廷了解民情民意的重要来源;杀了赵腾,就堵死了言路,是自毁江山;“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不能轻视赵腾甚至更底层百姓的言论,很多真知灼见正来自樵夫、车夫这些当时的底层百姓,只有经常听取他们的言论,才能真正知道政之得失。正如《诗经》所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杨震奏章中包含的有些观点,放在当时,无疑是极有光芒的。

  安帝有罪。刘祜的昏庸和混账,已经被牢记在历史中。然而,此君在颂歌与“逆耳”的分辨上,却并不“昏庸”,分得一清二楚。他为什么要杀赵腾,因为赵腾说了他的“坏话”,说他治下危机四伏,民不聊生。他不但杀了赵腾,而且还在宵小的怂恿下,逼死了杨震。刘祜为什么能杀人,因为他是皇帝,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为什么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为江山是他祖上打下的,他是刘秀的子孙,是当然的承袭者。不过,这套逻辑在那个时代,或许名正言顺。若放在今天,就臭不可闻了,人民将它早已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发生在1800多年前的这桩史事,和无数血腥大案相比,实在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案子,却像一滴鲜艳的试剂一样,试出了三种人,试出了历史的成色。

责任编辑: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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