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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多年来一直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对于中外学术界如何平等对话，他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独到的见解。

　　国际学术交流不是争意气

　　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走出去的时代课题，然而如何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在汪晖看来，不应急于求成。

　　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西方的语言、学术传统和学术制度处于支配地位，如何形成中西平等对话是一个重要课题。汪晖认为，学术研究不是争意气，而应当专注于问题，提出高水平的、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社会科学研究避免不了意识形态，免不了凝聚在学术范式中的偏见，但在学术交流中，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不能通过深入的研究提出论题，提供新的范式，就会真正削弱自己的力量。”

　　近些年大量国内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力图实现学术走出去，但效果一般，在国外影响不大。究竟什么样的学术成果需要走出去？汪晖认为，关键是建立严格的评审机制，让真正高水平、高质量的书走出去。

　　由国外知名出版社遴选并出版中国著作，其严格的评审机制和渠道优势，是推出高质量成果的一个有效途径。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曾推出一套“中国图书馆系列”丛书，作为这套丛书的编委之一，汪晖同剑桥大学一位历史学家联合推荐了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我很高兴这个推选通过了。这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即使是参与推荐的学者未必赞同这部传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但显然能够意识到这本书的价值。”汪晖说。这本书是他参与这套丛书的推荐工作的第一个选题。“这部书所提供的许多第一手资料，可以澄清许多有关毛泽东的不实之词。”

　　自主并非排斥开放

　　关于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如何定位，汪晖认为，很难有一个“中国学者”的定位，因为学术研究是以个人或研究者间合作的形式展开的，中国学者不可能只是一个立场、一个位置。

　　“我曾经提出过自主与开放的关系问题，这不仅涉及学术交流，而且关乎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和文化。在谈到交流时，我们谈开放多，讲自主少；但没有自主，也就没有开放，只能是跟风。变成别人的尾巴，怎么会有自己的创造性，又怎么谈得上开放。”汪晖认为，学术史上靠跟风领一时风骚的现象很多，但真正原创性的作品并不多。

　　“很多人觉得我们自己是一套，不需要看西方，不需要看其他的文明，这种观念不是自主，而是盲目。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即便是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不可避免涉及对别的社会的认识。自说自话，或者将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作为毫无关系的、自足而没有变化的模型，都是片面的。”汪晖表示。

　　学术对话，离不开共同认可的范式。在过去30年中，即便是中国研究，人们讨论的范式也大多是西方学术领域的产物。中国学者不可能不与之对话，但如何形成新的学术命题和范式，是一个重要挑战。

　　“过去常见的现象是，中国学者提供信息和资料，西方学者提供阐释和理论，甚至中国学者也这么做，好像一谈理论就是西方的。这也是学术研究中的另一种东方主义。人们常说，中国的历史经验非常丰富，但对这些经验的理论命题却常常是外来的。如何从这样丰富的经验中提炼出理论性的命题？这是一个挑战。”汪晖说。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汪晖认为，重实用，轻原理，对基础理论研究重视不够，是出现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

　　“基础理论研究，看起来不实用，但要想在国际学术对话中有一席之地，又十分重要，否则你永远只能在别人的框架下说话。基础理论研究一旦得到突破，就会带来很多变化。”汪晖表示。

　　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有一个单元是讨论中国的软实力。汪晖和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也被邀请参与讨论。汪晖并不认为软实力是多么精致深刻的理论概念，他进一步谈道：“约瑟夫·奈提出这个概念曾受到中国思想启发。可为什么我们总是围着这些话题转，却很少从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传统中发掘和提炼出理论性的命题呢？”

　　同时，汪晖强调从中国的经验中提炼理论性的命题，并不是要争中国的特殊性。“也许有点拗口，我是把独特性与特殊性做了区别。独特性是普遍性的具体呈现，而我们常常说的特殊性却只是在西方镜像中的自我表述，看起来是与‘西方’争，其实是将‘西方’视为普遍。强调特殊性的另一面，就是你的理论只对中国有用。如果一个理论没有普遍性，是没有意义的。理论要能够解释各种各样的经验，同时又不忽略特定时空、特定传统背景下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谈得上理论创新。”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