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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我只算半个读书人。但，我爱书，淘书有瘾。淘书经历，可谓“不亦快哉”之乐事。
让母亲高兴的书
新保安是解放战争中的战场。1952年，我去新保安，看到城里还是弹痕累累，城外半个山坡都是烈士墓。我去的任务是处理土改时从地主老财家抄出的古旧书籍。以我当时的水平，是不能胜任此事的。我挑了一些自己看得懂的，如《东周列国志》、《金玉缘》（红楼梦）、《镜花缘》、《西游记》等，其余的，多为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佛教道教典籍，满满一屋子，几千斤重总是有的。
对那部《镜花缘》，我得交待几句。我母亲爱看书，她没上过学，不会写字，但能看书，是小时候跟着她的弟弟们学的。她读的书很多，我记得的有：《济公传》、《施公案》、《彭公案》、《三侠剑》、《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成扫北》、《二度梅》、《岳飞传》等。这些书，她读，我也读，她与我，当时水平差不多，主要是看故事。我把《镜花缘》拿回去以后，她非常高兴，不知读了多少遍。前几年她去世了，下葬时，有人说，老太太活着的时候爱看书，带些书走吧，于是那部《镜花缘》就随她去了。母亲地下有灵，还会读的。
《辞海》风波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康保县忠义供销社副食门市部当售货员，收购门市部的老吴，是我本家，和我关系不错。有一天，他收了一部破旧的《辞海》，是小学校的红卫兵拿来卖的。我知道以后，和老吴商量，把书转给我，我原价付款，不让公家吃亏，老吴同意了。因为是按废纸收的，花钱不多。事情做得平平常常，我表现得也非常平静。但我心里，是不平静的，就像天上掉下林妹妹，低头拾了金元宝！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重新进行分册装订，包了书皮，目录缺失的，添写了目录。每当夜深人静时，在豆油灯下，我就翻开看。此光景过了不到半年，突然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找我谈话，问我：“收购门市部收的《辞海》在你那儿？”我说：“是，我交钱了。”他说：“那不行。公家收来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不能归个人，花了钱也不行。”我还想再解释，他板起面孔很严肃地说：“就这样吧。你现在的任务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接受监督，哪还有精力干这个！”到了如此程度，我还能说什么呢！
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罪状之一，就是那部《辞海》，说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没有转变。“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心疼的不是那几个钱，而是我花在那部书上的心血。
乐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书籍成了罪恶的标志。我所在的坝上康保县，只是县城里有一家新华书店，三间门面，很小的。我每次去县城，必去书店转转。书店的老孙，据说原来是某中学的教导主任，不知犯了什么错，来卖书了。他戴黑边近视镜，不是走到柜台前，他是看不清来人面孔的。每次见了我，他只点头，不说话。“文革”开始后，书店变得冷清了，书架上除了红宝书，就是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
有一天，书店老孙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一本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我看了看版权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0.11元。老孙说就只有两本。看了看周围没人，他又说：“这是给你留的。”我对他笑了笑，付了钱，把书拿走。郭沫若的书写于1944年，为了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失败三百周年而作，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刊发，解放区印发了单行本，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中说：“……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那些年，我在县新华书店还买了《大众菜谱》、《摄影浅谈》、《楹联丛话》、《中医验方》等知识性读物。后来都派上了用场，《中医验方》被小学校的赵老师拿去了，听说他还根据验方给不少人治过病。
千里捎书
小时候常听老人说，“千里不捎书”。意思是，书看着轻，路远了，就沉了。我自己有过两次千里捎书的经历，心里总是甜甜的。
1984年8月我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参加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30周年庆典，在伊宁市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精装的《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撰，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定价4.25元，全书1071页，厚厚的，像块砖头。从伊宁到乌鲁木齐，到敦煌，到河西走廊，到兰州，到西安，最后到北京，背了一路，心和肩都沉甸甸的。回家后，孩子们问“老爸从新疆背回什么好东西了？”我说书一本，他们都笑我蠢：“这么远，背它，累不累？”
另一次是上个世纪末，我有幸和几个朋友去了一次浙江宁波。朋友们走的时候，我多留了两天。旅馆前面有一家私人书店，我去了几次，店里的《中华竹枝词》让我不舍，五卷本，平装，近四千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定价210元。我掂了掂分量，约重十斤，觉得太沉，放下了，回到旅馆，怎么也睡不着，这是一部竹枝词集大成之作，全国各省市包括新疆、西藏、海南都有收集，是很难得的。另外，版权页上标明，这次只印1500册，以后很难再版，如不买，失之交臂，岂不终身遗憾。于是第二天，书店一开门，我就将书买下了。
责任编辑：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