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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物是人类学经久不衰的话题。自古以来，礼物馈赠都表达了诸多关系和情感，成为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传统的礼物研究，多强调其互惠性。恰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言，一个人给予是因为他期待报偿，而一个人回报是由于其伙伴可能终止给予的危险，一切权利和义务都被置于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传统的礼物研究多集中在熟人社会里，或者说一些相对闭合的社会关系网络里。但在开放的社会环境里，礼物关系也随处随时可见。近些年，被冠之以“生命礼物”的血液捐赠和器官捐赠不仅出现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中，也发生在我们身边。血液捐赠已经成为“举手”之劳，发生在街头、校园、社区等场所。器官捐赠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在部分省市的试点中得到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器官捐赠的意义以及器官捐赠的途径。但对这两种捐赠，学术探讨远远落后于实践。对于既有理论与当下实践之间的链接问题，我们尚需更多的思考。因此，笔者以“礼物”为关键词，试图展现血液捐赠和器官捐赠的人类学意涵。

　　捐赠行为是一种更广泛的“礼物”循环

　　血液捐赠和器官捐赠与传统的礼物虽有相似，但差异亦很明显。与传统的礼物相比，作为生命的礼物，它们往往并非发生在熟人的关系圈里，而更多地是赠予陌生人的礼物。捐赠者并没有要求“回礼”，而是以自愿与无偿的方式单方面赠予。正是基于这些特点，它们被奉为最纯洁的礼物。这两种特殊的赠予，是否也能实现礼物的循环，创造互惠的礼物关系呢？

　　无论是血液捐赠还是器官捐赠，其捐赠者与接受者双方往往并非处于同一社会关系网络中，虽然这有别于传统的礼物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是虚假的。这种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礼物关系，并不局限于两者之间你来我往的互惠，而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礼物的循环。一方面，受赠人可能实际上正以“回报他人”或“回报社会”的方式进行间接回报，从而使持续的匿名的礼物关系得以维持。某些情况下，受赠人还可能要求其家人和朋友捐钱、捐血、捐“时间”，来补偿受赠人使用的血液和器官。另一方面，据已有对捐赠者的调查发现，很多捐赠者也曾经受到过他人的恩惠，意欲通过器官捐赠和血液捐赠的方式回馈社会。

　　可见，血液捐赠和器官捐赠不是单一的义举，而是和整个社会的利他行为或礼物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只有利他的氛围在社会中扩散开来，血液捐赠和器官捐赠才能突破文化和制度的壁垒，走向持续。同时，血液和器官捐赠也充当了社会团结的纽带，成就了更广范围内互惠的礼物关系。

　　血液与器官捐赠具有社会性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血液和器官充当礼物，就预示着它们不再是普通物质的流动，而是一种文化生命的转移。因为，生物性的血液和器官，一旦离开原有的身体，就不仅是在肉体上打开一个缺口，也在更深层次上触及了捐赠者和接受者的价值观。

　　血液与生命息息相关；血液成为隐喻的对象，获得了高度的象征意义。作为身体的一部分，血液常常被认为保留了个人和亲属的特定本质，成为个人认同和亲属连接的纽带。所以，单就血液捐赠而言，献出的就不仅是生物性血液，它在流动和赠予的同时，也携带着捐赠者的情感特征和文化价值。正是基于血液所饱含的文化和道德意义，蒂特马斯（R. M. Titmuss）断言，“科学的、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问题都包含于人血的获得、加工、分配、使用和获益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血液是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的共同存在，将献血称为“生命的礼物”。

　　器官对捐赠者来说，意义的延伸性可能更强。因为，尸体器官捐赠必然涉及身体的部分与整体、死亡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个人的自主性与家庭决策，乃至器官的分配和公平性等社会问题。我们只有将身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同时纳入思考的范畴，方能明白捐赠给捐赠者及其家属（甚至接受者）带来的生理感受、文化和价值冲突，才能进一步推动器官捐赠事业的发展。

　　总之，生命的礼物，不仅是一个实践上的宣传话语问题，其运作形态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既有的礼物理论。作为捐赠的血液和器官，不仅是普通的“物”，还承载着一定的文化意义。因此，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入理解，或对身体人类学的深刻洞察，仅将血液捐赠和器官捐赠看成是生物性物质的获取，或只是一个医学管理问题，那么中国的血液捐赠和器官捐赠事业必然面临严峻挑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