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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成千上万的中国男人从广东出发到加拿大淘金，他们把妻子留在了故乡，为抵他乡的寂寞，纳妾成了普遍现象。

　　《妾的儿女》是著名华裔加拿大女作家郑霭龄用英文写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讲述大时代背景下一个移民家族的生离死别，折射出一代人在残酷的异国环境中不为人知的艰辛挣扎。该书在上世纪第一次出版时，被誉为海外华裔文学的拓荒之作。为了写完它，郑霭龄花了8年时间搜集资料，深入采访了每一个相关者。

　　有趣的是，在写这部纪实作品前，她是一位在圈中知名度颇高的经济学家，受雇于加拿大财政部，曾在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任期内担任政府高级经济顾问。

　　从郑霭龄的外祖母到她，从底层华工的小妾、茶楼女服务员到加拿大总理特别顾问，一个移民家庭，三代女性，见证了百年移民的甘苦与中国、加拿大社会的巨大变迁，其间曲折，令人唏嘘。

　　好奇开启创作的源泉

　　问：在写作本书之前，您是一位经济学者，怎么想去写小说了？

　　郑霭龄：在我作为经济学者的工作中，特别是为特鲁多总理工作时，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也许这给了我信心，让我去做我一直想做的事——写作。

　　问：是什么激发了你对家族史的兴趣？

　　郑霭龄：每个人对家族历史的好奇甚至在他自己意识到之前很久就开始了。那是对未被讲述的、未经解释的、未说出口的事情的好奇，是对沉默、对秘密、对理所当然的事情的好奇，是对一个人自己所属的一代及过去的几代人中发生的事件与彼此的关系的好奇，它会纠缠你、烦扰你。

　　为什么没有我祖父母二人在一起的画像？为什么我祖母会住在出租屋里，儿女不在身边？或者我母亲为什么会那么伤心地说“我一无所有”，并且在孩童时期承受如此的孤独？带着这份好奇，你就会问，如果如此这般，将会怎样？比如说，如果我父母卧室那只香樟木箱子底层抽屉里那张画像上的两个小女孩能够陪伴着她，将会怎样？

　　无数的问题接着问题，只有好奇与研究能够让你得到一些答案。

　　与遗忘赛跑

　　问：为什么写成纪实类作品？

　　郑霭玲：我感觉自己受着某种驱使，同时，我还想使用这种力量—活着的回忆。在某种程度上，我分享着历史学家的目标。我的着眼点是个体的隐私，同时创造一个能够作为社会史的文本。

　　问：时过境迁，采访、查证实物都不是容易事，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郑霭玲：如果愿意，作家就是一个中介的角色。作家的目标传递着一种道德责任，与其说是在寻找贫乏的真相，不如说是在发现与思考真相的复杂性。

　　档案资料缺乏，书面证明稀少，这本身更激发我去追寻我家族的历史。我祖父那一代移民多出身于农民阶层，很少有人享受到教育，因此，绝大多数不会读写，极少有照片存世，我的祖父母也难得有钱或有机会去画像馆。

　　当我追寻这个故事的同时，物证也在自己消失，唐人街的建筑里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居民。而随着我祖父母那代人的最后一些进入历史，我面对的是一代人让路给另一代。我感觉记录的使命迫在眉睫，这样才不会让那些人与那些时光悄无声息地湮没在历史里。

郑霭玲：我感到了记录的使命

作者：刘树勇 微博：http://weibo.com/u/1454064140

　　男人总有一念，背个破包出走。

　　沿着铁路远去，走到天地尽头。

　　咱有一身力气，吃穿不用发愁。

　　最烦有人管着，就想活得自由。

　　“做中国人”的背后是忠诚

　　问：能谈谈您写作过程中的感受吗？

　　郑霭玲：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丢弃了本来可能感觉到的羞耻，而代之以一份感激，并且感觉自己重新给他们的人生带去了高贵。如果外公外婆在地下能够听得见，我会告诉他们，我看见了他们努力的果实。倘若他们泉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

　　我外婆所做的事，在我母亲和我甚至还没出生时，就已经塑造了我们的人生。同样，我在我的一生做的事情，将影响我的下一代，甚至几代人。

　　问：您有过身处两种文化之间，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吗？

　　郑霭玲：对于移民而言，这种困惑特别真实，但对他们的后代就并非如此了。一个人如何适应，同样取决于历史的力量，取决于他出生的时代。由于在北美受排斥，我外祖父母那样的移民一脚加拿大，一脚中国，心在二者之间被撕成两半。

　　如果我的外祖父母能活得更长久些，我也许可以保留更多我的中国人身份感。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中国人”这句话里传递的东西是这个家族的一种强烈情感，并且忠诚于这个家族。这种民族精神战胜重重困难存活了下来。正是这种民族精神，从我的外祖父母传给我的母亲，然后传给我这代人，让我渴望能够站在我外祖父祖籍那个村子的土壤上。

　　亲友希望我写大人物

　　问：这本书出版后，海外华人群体中的反响如何？

　　郑霭玲：第一反应是既欢迎又害怕。欢迎是因为这是第一部反映华人经历的非虚构文学作品，那时美国也极少有这样的作品。当然，也有一些华人对本书感到害怕，因为它泄露了这么多关于一对夫妇的家族秘密，他们中间的一个是底层劳工，另一个则是茶楼的女招待，他们没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成就，这让整个海外华人群体感到“丢脸”。

　　问：您的亲友如何看待这部作品？他们反对你写这本书吗？

　　郑霭玲：在我调查的阶段，几乎所有人都愿意向我讲述，但当得知我要把这些写出来时，有些人就产生了异议。因为这是一部开先河之作，还从未有华人讲述过他们在加拿大的经历。有人说应该去写一些有更为光鲜的履历的人。

　　原以为一本书都卖不出去

　　问：《妾的儿女》出版后，反响非常大，您怎么看？

　　郑霭玲：我完全不清楚这本书是否会拥有读者。我记得自己曾对母亲说：“别担心，妈妈，这书可能一本都卖不出去。”她一直担心本书会因为泄露了太多的家族秘密,而引起家人、朋友或其他人的强烈反对。本书的确揭露了一部分不为人知的历史，但是最终，我想读者对本书的看法会跟我一样。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家族的故事。很多人认为，家族，是搭起他们自己人生的脚手架，这解释了为什么这本书会在加拿大以外，以多种不同的语言引起了很大反响，迄今为止，本书已翻译成12种以上的文字出版。

　　感谢过去百年的变化

　　问：通过《妾的儿女》，您希望向读者呈现的是怎样的文学？

　　郑霭玲：我将这本书定义为一部家族回忆录。但是，当它首度出版时，回忆录尚未成为一种文学类型。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并不去考虑类型，我将自己看做一个非虚构作家，我感兴趣的是讲述，是确立，是整理，那让我看到从前也许没有看到的，或询问从前也许没有询问过的，去我从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去认识一个陌生人。

　　我喜欢那种力量——活着的回忆，它们来自那些仍在继续自己人生的人。它让我可以去探索我与他们人生的交点，去探索被历史的力量冲击的人生，或去探索性格的力量所形成的历史或命运。

　　问：家庭的背景对你现在的写作有影响吗？

　　郑霭玲：在我加拿大的家族里，我是第一个有作品出版的作家。我的一些兄弟姐妹也从事着艺术方面的职业生涯。我的姐姐是一名金属和珠宝雕刻家；我的一个兄弟是纪录片制作人。我对几代之间的迅速变化心存感激，我的外公是一名劳工，我的外婆是加拿大唐人街上一家茶楼的女招待，而我，他们的外孙女，可以为这个国家的总理工作，并且如今拥有一份写作的职业生涯。如此迅速的变化证明加拿大已成为一个非常开明的社会。

　　我是哈金的超级粉

　　问：如何看待海外华人文学的发展？有认为不错的作家吗？

　　郑霭玲：不仅加拿大，全世界都有杰出而拥有天赋的华裔作家。我想，海外华人所创造的丰富物质财富有一部分就来自于他们作品中关于祖源、关于与中国联系的远景。但是同时，华人的移民也创造出了对于文学探索而言已很成熟的经历。从第一代的移民经历，到下一代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成长并找到表达出口的经历。

　　问：对中国内地的作家，您比较欣赏谁？

　　郑霭玲：我只能阅读翻译成英文的中国作品。在我的研究调查过程中，我曾经使用过这些作品（例如古华的《芙蓉镇》）。幸运的是，中国的获奖作家（比如莫言）作品有英译本。我是哈金的超级粉丝，他用英文写作出版。我们还有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著名导演的作品，它们将一些文学作品搬上了大银幕。

　　文学可以消除一切障碍

　　问：作为成功的海外作家，您对中国大陆文学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郑霭玲：对于离散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华人来说，有肥沃的文学土壤可以进行无尽的可能的探索。比如，我本人只能追溯我的一位来到加拿大的祖先，而我的一位叔祖父则去了古巴，从此再无音信。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写作时，是想将遥远的地方带入焦距之中，我们在我们想铭记的与我们想遗忘的之间寻找平衡，我们思考该如何看待如今我们脚下的土地与曾经我们祖先脚下的土地。

　　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来看，移民的不同几代人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中创造一幅迷人的画面：如今加拿大仍在使用的一些方言和习俗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广东省的某个小县城。

　　我很期待看到中国作家与海外作家之间进行更多的文学交流，期待看到更多的作品被翻译出版。有了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之间，一个读者与另一个读者之间，以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亲密，文学便可以消除一切的障碍。

　　郑霭龄

　　1953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为第三代华裔移民，加拿大著名华裔女作家。成为作家之前，郑霭龄是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目前专职从事写作，共出版了四部作品，《妾的儿女》为其处女作，也是其成名作。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