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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学诚认为，“周文”——周代的文章典籍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衰微了，但却孕育出了战国诸子百家之文，并从而成为后世之文的源头。

　　“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居于核心位置，这一传统滥觞于夏商而奠基于西周。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文”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变化。在西周至春秋时代的贵族社会中，“文”实质上就是贵族制度与贵族文化的总名，同时也是使贵族成为贵族的文化符号系统。在这个时期的价值秩序中，“文”居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文学史”。我们有的是“文”的历史，这是一种“大文学史”或者“广义文学史”；同样，我们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我们有的是对“文”的解读以及“诗文评”传统。

　　“文”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概念，指涉美好品德、典章制度以及通过文治而得人心等义项，与周人崇尚的“德”这一价值范畴意义相近。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形式以及美好的道德品质均可概言之曰“文”。

　　在贵族时代，“文”就是贵族阶级日常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教养、价值观念之总名，其功能是确证并巩固既有的贵族等级制，使之获得合法性。对于贵族来说“文”的重要作用是使其获得身份上的正当性与神圣性。

　　周人精心创造出来的那套繁缛的礼仪形式绝非为了耳目感官的享受，它们无不具有一种政治功能。只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周文”的这一功能已丧失殆尽，故而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家都已经无法理解这套形式的价值，才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约而同地予以否定了。周人意识到商人在“德化”方面大有欠缺，故而他们就把文教德化视若生命。如此看来，周人之重“文”，与后世赵宋之重“文”颇有相近的政治考量，并非出于个别执政者的性格与偏好。

　　自汉朝以降，历代君主大都标榜“德治”“文治”，极为重视道德教化，这就是继承了周人的政治策略，可以理解为“周文”之延续。因此，所谓“周文”，从根本上说，就是以伦理道德为手段来达到政治统治的目的。“周文”还建构起一套非常复杂的文化符号系统，使得严酷的政治控制和等级秩序被温情脉脉的说教、典雅肃穆的礼仪、精致华美的装饰所包裹，成为一种极为有效的统治方式，而中国早期的文学艺术都是在这样一种“道德—政治—审美”三位一体的结构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周代贵族建立起了“文”的系统，将政治、伦理、道德、宗教、艺术熔于一炉。后世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就是在这个大的系统中发展演变并渐渐获得相对独立性的。由于这样的渊源，对中国古代诗文的理解就不能离开这一“文”的语境，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思想或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即使是贵族，对于周文也已经不那么虔诚恭敬了。对于诸侯贵族而言，“文”的价值渐渐不及“武”和“法”的功用那么切实有效了。当然，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春秋前期，由于文化惯习的作用，“文”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文”虽然已经不像西周那样是每位贵族必须遵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但依然是一种受到尊重的贵族教养。在春秋前期，“文”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惯习或者教养而受到尊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还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与功能。

　　“周文疲弊”或曰“文”的失败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文”原本是形式系统与价值观念系统的完美融合，现在分为两橛了。礼乐原本是贵族等级制及贵族精神之表征，有着极为明显的象征意义，然而到了春秋之末，这一礼乐文化系统就只剩下外在形式，也就只剩下耳目感官的娱乐功能了。其次，“周文疲弊”还表现在“文”的秩序与原来所依托的社会等级秩序的错位上。在西周时期，“文”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确证既定的贵族等级制，使身份差异形式化、固定化，因此“文”自身的内在秩序与贵族身份的等级秩序是完全对应的，二者相辅相成。到了春秋后期，这种对应关系被打破了，“文”也就失去了其意识形态功能，变为纯粹的形式。

　　在春秋之末，作为贵族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相交织的“文”的体系遭到破坏，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彻底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在诸子时代，“文”作为一种话语资源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春秋时期的“周文疲弊”恰恰是中国古代“文”之历史进入新阶段之标志。“周文”的解体并没有导致文化的停滞与衰落，相反倒是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大繁荣局面的形成，这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诸子百家之学都是以这个“文”的系统为其最主要的话语资源的。“周文”是诸子百家之母体。诸子百家都是面向着“周文”的废墟有所言说的，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在这片废墟上重建社会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大厦，从而使天下从无序恢复到有序状态。诸子百家的差异，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他们对这片废墟的选择和利用各不相同。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原题《论“周文”——中国古代“文”的历史之奠基》）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