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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苏州园林的主要文化内涵是“隐逸”。其实，很多苏州园林所体现的“隐逸”，既不是陶渊明式到农村田头去的“小隐”，也不是王维式边做大官边有“辋川别业”那样的“大隐”，而主要是白居易特别倡导精心营建“城市山林”而居的“中隐”。

　　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原初意义上的“隐逸”，是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的一种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它起始于先秦，其生存、发展更多地受到老子和庄子一类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与佛教、道教并不密切相关，与儒家思想更是不甚亲切。作为一种主要在封建士大夫中传承的亚文化形态，也就是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有人是坚定地加以遵守的，有人则是仅仅将其作为带有理想色彩的一种点缀。

　　一般说来，能够坚定遵守原初意义上的“隐逸”生活态度的，往往是那些对社会、人生有特别清醒理解和独特感悟的人——他们通常都热爱并倡导生活在山林湖海的荒原村野之地，积极主动地远离名利烦恼的世间社会，就像屈原《渔父》诗所写的那个生活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深处的渔父，还有稍晚一点的“商山四皓”和更为真实而典型的陶渊明。也就是说，事实上，作为中国古代的真正隐逸者，至少在他们走上隐居生活道路之后，其实一般就不再是“儒道互补”的，甚至也不再完全信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观，更不可能像孔子那样是一个政治上的“待贾者”，而是彻底换一种活法，并一直到生命的终结。

　　在中国历史上，陶渊明是一个对原初意义上的“隐逸”情志非常坚定的封建知识分子。他自归田园居以后就再也不想复出（即便有时还有雄心壮志在诗文中得到表露），可以说是特别符合原初“隐逸”文化质的规定性而有大量真人真事记载的第一人。其作为文人隐士的生活状况也非常典型——既耕田又读书。由于陶渊明“去官为民”所生活的地方是真正的“暧暧远人村”，想来其野田宅院应该不会有表征封建宗法观念及社会地位的建筑轴线和主副关系，也没带有“前宅后园”或“正宅侧园”宗法观念色彩的格局安排，有的应该只是“前场后圃”那样非常便于农耕生产生活的“田庐”。在此，将“沧浪亭”与“网师园”作一比较，也许可以使人更为清楚而深刻地看到苏州园林“隐逸”文化的这个主要特点。

　　“沧浪亭”得名于屈原的《渔父》诗。网师者，渔夫也，两相亲切。在“网师园”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景点叫“濯缨水阁”，直接与“沧浪亭”遥相呼应（还有“潭西渔隐”也暗相契合）。就空间距离来说，“网师园”在苏州著名园林中与“沧浪亭”靠得最近，其名称内涵也更为相近。叶承丙在《重修网师园记》一文中说过：“以园处苏子美沧浪亭之东，易名曰苏东邻。”但是，就园林整体结构来看，“网师园”有很大的不同。从前门进入，游览者可以感觉到前厅、中厅和内厅不仅同在一根轴线上，而且建筑的大小、层高非常分明，真正属于花园的部分在其侧后面。如此鲜明的“前宅后园”或“正宅侧园”特色和建筑有轴线、主从关系的情况，在“沧浪亭”是找不到的。游人来到“沧浪亭”，“入园则小山竹树，花木繁翳。仰视晴绿，扑人襟袂。沿复廊蟠行，环达全园，漏窗玲珑，无一雷同，乃使园景多变”。

　　“沧浪亭”的房屋建筑非常分散，与其中的自然景观很好地融为一体，就像宋代优秀山水画所呈现的景象。并且，其建筑相对集中的地方也不在园的南面，而在园中最大一片山林之北（阴），与“网师园”大异其趣。以中国园林发展史来看，所谓“前宅后园”或“正宅侧园”的格局，说白了完全是从汉代皇家园林中开始确定的所谓“南殿、北园”这个“大内御苑”规划原则而来的。汉代以后，不要说皇帝的御苑，就是很多官衙园林或官宦园林的格局也大都这样来规划，如位于南京的“江宁织造署”和现今为苏州市第十中学的“江南织造署”的格局都与此相符。

　　从表达中国封建士大夫“隐逸”思想与文化这个角度来看，“沧浪亭”整体结构立意以及置景相对纯粹，也有特色，“网师园”整体构造以及置景则杂糅而成，但在园林艺术层面上来看，后者却不失其精雅和实用之美。由于当时造园人和后来的居住者都是封建士大夫或曾经是达官贵人，他们绝大部分其实不是陶渊明那样的隐者。对这些人而言，陶渊明式的“隐逸”不是其真正要追求的物质生活方式，而只是努力追求的一种精神生活情趣。要是他们的寓所没有了可停轿子的“轿厅”，没有了可按规格接待客人的“正厅”，那就难以与达官贵人们进行正常的交往，也就可能会失去自己相应的社会地位和体面的生活。说白了，这样的园林主人都不愿放弃尊贵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物质生活，遵从的是很多封建士大夫都乐于接受并努力继承的白居易的“中隐”思想。

　　关于白居易的“中隐”思想，他在其《中隐》诗中是这样表达的：“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白居易的所谓“中隐”，在家园建造上强调的是“城市山林”，在处世态度上其实追求“隐”、“仕”兼具，或者说是亦“仕”亦“隐”。说到底，这就是在追求一种能左右逢源、进退自如、几乎是鱼和熊掌能兼而有之的物质丰富、精神体面的优雅生活。

　　尽管苏州园林是公认的以“隐逸”为主要文化内涵的私家园林代表，但大多数建造这些园林的人和后来居住在这些园林的人，其实像苏舜钦那样只考虑居所之“近水远山皆有情”的是少数，大多还是听从白居易的说法，一定要考虑“门闾堪驻盖，堂室可铺筵”的。比如，“耦园”的建造者沈秉成，曾经官至封疆大臣，虽夫妇两人志同道合，及时引退、淡出官场，但他们将家园命名为“耦园”有表示躬亲耕织的意思是假，践行“不隐山林隐朝市”的“中隐”思想是真，其所谓“草堂开傍阖闾城”（主要在“草堂”一词）也仅仅是说说而已。出于昔日身份和社交的需要，他们还是特地在东西两个花园中间建造了轴线分明、格局规范的“三进”一楼，与“网师园”的整体安排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这种情况比较多地存在于很多如“拙政园”、“退思园”等著名苏州园林之中。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