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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前，刚在美国上映不久的《刺杀本·拉登》因包含政治敏感内容引起了多方关注。而核动力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海葬本·拉登，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本·拉登就是科幻电影《变形金刚》中威震天形象的“真人版”联想，因为二者同样是被航母海葬，同样是由于能源以及地缘问题从而引发政治归属问题，与对手交锋。

　　在《变形金刚I》的结尾处，威震天企图从山姆（山姆大叔正代表着美国）手中夺走火种源，在遍立古代神像的高台上，威震天指向处境岌岌可危却拒不交出火种源的山姆，嘲笑道：“激荡着你血气的（东西），到底是恐惧，还是勇气。”（Is it fear or courage that compets you fleshing.）是勇气支撑弱小的人类对抗强大的外星机械生命体所带来的死亡恐惧，当然，在预设好的语境里，血气也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根源；同样，血气也驱使海豹突击队队员们击毙本·拉登。

　　不独现代如此，《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以“阿喀琉斯的愤怒”开篇。正是由血气带来的愤怒使阿喀琉斯奋尽全力去维护他的荣誉与尊严，维护那些能够赋予人荣誉和尊严的秩序与规则。这就启示我们思考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问题：血气到底在战争和生活中居于何地，最后要达成何种目的。而应用于新保守主义的血气概念，又是如何在历史的发展中，影响了美国的一系列对外政策。

　　什么是血气

　　血气（thymos）的近义词是愤怒，高贵，义愤，但在以上情绪的激荡中，包含着奋不顾身的实践。血气中有某种悖论性的存在：它用它想要保存的肉身去冒险，而冒险就必须战胜恐惧。在希腊语中，男性气概和勇敢是同一个词：andreia，意思是与控制恐惧有关的德性。所以，我们也看到，在饱含血气的斗争里，男性是绝对的主角。如果说和“热血”或者“理想主义”有关的幻想类作品（就像《变形金刚》）还会顾及到女性的地位，即使有可能只是照顾到男性受众的审美需求，那么真实的战争——正如刺杀本·拉登的行动，并没有一名女性能够进入真正的战场。区别男性与女性，强调男性的地位与荣誉，是保守主义的要旨。也就是说，对于血气的推崇，隐含了对男性气概的褒扬，从古希腊到今天，这一概念饱受争议，并处在不断修正变化中。

　　古典哲学里的血气

　　荷马将“阿喀琉斯的愤怒”作为开篇，让我们直面了一个失去秩序的人世。萨尔佩冬问：“为什么……用荣誉席位、头等肉肴和满斟的美酒敬重我们？为什么人们视我们如神明？”阿喀琉斯的回答是：“我们现在理应站在吕底亚人的最前列，坚定地投身于激烈的战斗毫不畏惧。”像阿喀琉斯这样的勇士，是为一个共同体而战，也是为了人人都看得到的奖赏而战。而阿伽门农并没有维护那些支配特洛伊人行为的战利品分配原则，这就让阿喀琉斯认识到，一个勇士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当给予他荣誉和财富的秩序受到威胁，愤怒的人理应将秩序重置于世界之上。因为人类的共同体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勇士凭借血气捍卫荣誉与财富的分配，一旦失去这样的秩序，人类则不免沦为诸神的掌中玩物，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

　　诗人认识到，自然本身不会保留任何伟大人物的印迹，因此，他必须面对自然，宣称人的尊严与卓越。在荷马这里，人虽然被迫返回自身求诸秩序，但诸神的存在依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上限，阿喀琉斯的冒险与抗争却远远超越了利益的分配，指向了一个人类不惜以死亡去追求的理想境界。

　　在荷马的言说里，愤怒的阿喀琉斯一旦进入狂暴的状态，且拒绝饮食，则证明他已经脱离了人类共同体，但这种状态之后，他开始“逐渐恢复平静”，又开始饮食，则又重新回到共同体之中，荷马暗示：血气必须受到节制。

　　柏拉图与荷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尽力维护一个正义有序的人世，人在这里获得他应有的酬劳与惩罚。但是柏拉图以哲人的身份提出：用哲学节制血气。在《王制》中，柏拉图强调城邦中的正义来自三个部分的各尽其职，统治者以理性统治城邦，士兵用血气保卫城邦，代表着欲望的农夫与工匠从事生产，前两者是城邦组成中的上层，后者是下层。而上层的两个部分有其一占据了主导，那么城邦的性质也就完全不同。

　　如果血气支配着理性，将一个压倒性的统一赋予城邦，尽管必需却隐含着暴政。这个无所不在、难以抵抗的统一性极大地摧毁了每个个体的复杂性。如果理性支配血气，允许张力或者矛盾的出现，那么人们或许可以节制追求完全统一或绝对完美的冲动，这种有限的统治模式，正是以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王为样板。从柏拉图开始，血气与理性成为了一枚硬币的两面。

　　亚里士多德责怪荷马笔下的英雄没有关注灵魂，他认为血气实际上基于一种对肉身不朽的不合理的渴望，而在这渴望背后，是对肉身毁灭的恐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血气太过看重肉身的地位，而灵魂才是统摄肉身的最高存在。为此亚里士多德将血气置于勇敢之下，将勇敢定义为血气与理性的总和，勇敢就是“审慎行动，只做那些伟大而高贵的事情”，这样一来，血气的非理性方面被强调，既然“最高贵的死亡是战死沙场”，也就意味着战死沙场已经经过了战士们的理性选择。

　　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诗人荷马笔下的血气充满了危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显然都看到了血气对个人和城邦的颠覆性，所以他们用种种设定来限制血气，意在维护城邦的统一。因为只有城邦能够给公民双重的保证：公民的生活依赖于城邦的存在与声誉，城邦之外，有诸神指向不朽——公民的肉身与灵魂都能够有所寄托。理想状态的血气是维护个人与城邦，还能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

　　现代哲学里的血气

　　马基雅维利被保守主义大师施特劳斯称为西方由古代进入现代的第一位哲学家，是他掀起了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这位现代性的奠基人认为，基督教的笼罩性影响使得人们相信：来世的荣耀比此世的荣耀更加值得拥有，因此人们最终都将向往此世不可能实现的荣耀。这种影响必须被掉转，对此世的忠诚和维护才是一个现代人的份内之事，而且血气很容易使人们奔向一个虚无飘渺的理想，他用意图（animo）代替了血气，“意图”仅仅乐于保存自己的身体，没有更高的目标。当然，为了保存自己，必要时完全可以诉诸欺诈与暴力。

　　霍布斯则重新建构了荷马笔下的呈混沌状态的冥府，借以说明自然状态中残酷与无序。为了克服混沌血腥的自然状态，个人在法治之下结社进而形成市民社会，才证明人类摆脱了神的监护，用理性战胜恐惧。霍布斯认为血气的元素为“荣誉、恐惧、法治”，带有法治元素的血气才能表现人类自行调节自由与意志。但在霍布斯这里，自我保存的欲望是压倒性的，因此他的“血气”还是不免带上了功利性。

　　斯宾诺莎则强调了人的力量，他的“血气”十分接近荷马的“血气”。人的力量决定权利范围，人类用义愤反抗暴政，斯宾诺莎非常欢迎男性气概，那种不屈不饶、高贵的血气，不要求自我保存，由一种忘我的神圣驱动。

　　洛克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之间做了很多折中，他将自然状态下的独立精神纳入了市民社会，独立精神指向了热爱抗争、热爱自由的男性气概，洛克笔下的人类，其自我保存程度，正处在霍布斯与斯宾诺莎之间。

　　埃德蒙·伯克认为，男性气概是对自己严格的表现，男性需要感到存在一种超越，而这种超越，是人类之外的意义提供的，并不来自人类自身。这超越才是主要的政治德性，自由的来源。伯克的看法也非常接近古希腊对男性气概和血气的定义，可以说是对现代以来计算性、功利性风气的反拨。

　　黑格尔看出了古代死亡观与现代死亡观的巨大差别，而理解死亡决定了我们将如何生活。古希腊人认为人是有死的，与不朽的诸神和永恒的自然相对照，限定了政治生活的范围：禁止狂妄自大、胆小懦弱。而现代死亡观是将人定义为主体，人是目的本身，人的存在根本不取决于自然或神。黑格尔发现，这种将人从自然和神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死亡观，恰恰使人陷入了虚无主义，一味贪图和平和快乐的“生”，却瓦解了古代世界对尚武荣誉的狂热追求的特性。

　　主人与奴隶的分裂产生了他人与自我的对立，而奴隶必须用劳动来消除主人施与的死亡恐惧。但是劳动所产生的人，并不能说是一个拥有血气的男性，因为劳动不是消费，也不是拥有世界，而是人按照想象创造世界，在这一过程里，人只能是经济人。为了克服资产阶级化所带来的虚无，黑格尔致力于复兴古典血气与美德，而最终方法则是——战争。

　　尼采则又将现代性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上帝死了，男性气概就可以以自身为准则，但尼采提供的解决办法——超人，则是一个能够发现真理的角色，他转向自身，在自己的灵魂中展开战斗，他更像是圣徒或是学者，一个苦行理想的实践者。这个将科学奉为圭臬的实践者，却导致了最大的虚无主义。扎拉图斯特拉关于勇气的最后一个评论，就是把它比作带着骄傲俯瞰深渊。时间不断流逝着，深渊继续直面着人，血气也无法给人带来任何幸福。

　　我们可以看到，进入现代之后，现代性从来不关心男性气概和血气，更不关心、甚至也很少提及它的高级形态——自我牺牲的理想主义。理性的自我控制对勇敢、血气的恐惧超过了对恐惧本身。在“稳定”的社会里，一个处处想出类拔萃又不满于不公的英雄，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资产阶级风味代替了男性气概。而古典哲学却对血气十分友好，仅仅把它用理性加以节制。

　　新保守主义与血气

　　实际上，除了保守主义诸学者，很少有人研究血气在哲学脉络里的地位。这些致力于研究血气的保守主义学者大多都属于施特劳斯学派。这个学派对美国政治，迄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界，他们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正好可以就此观察血气这一元素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

　　新保守主义与施特劳斯学派的关联，不仅仅在于施特劳斯的学说是新保守主义的哲学根基，还在于前者一直以施特劳斯主义的精神面貌出现。新保守主义的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承认，他是受到了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影响才走上了呼吁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学术道路。新保守主义的众多重量级人物都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甚至是学生的学生，沃尔福威茨既是施特劳斯的大弟子阿兰·布鲁姆的学生，又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数学家和核战略学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的学生。珀尔是沃尔斯泰特的学生。威廉·克里斯托尔是施特劳斯东部大弟子哈维·曼斯菲尔德的得意门生。珀尔和克里斯托尔同时也上过布鲁姆的课。正是这些施特劳斯学派的新保守主义者把施特劳斯思想灌输到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中。

　　小布什上台后新保守主义势力占据了政府部门的绝大部分要职，更利于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实践和推广。布什称新保守派是美国“最杰出的大脑”，感谢他们对“美国面临的一些最严峻挑战进行研究”。

　　9·11令美国人切肤感受到自己的国家正处在战争状态，国土防卫变成了首要任务，总统在国土防卫方面权力的扩大受到了两党的共同支持。三大法案——《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决议案》、《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法案》的通过，都源于新保守主义对武力和战争的崇敬，军事力量是应对外部挑战的首要选择，为了反对恐怖主义，美国应发动战争，同时不惜动用一切国家资源并使各种手段合法化。

　　国防部的权力也空前扩大。国防部在防务政策和对外政策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小布什政府对国防、安全倍加关注，明显的表现就是国防部长在小布什政府的对外关系决策上占据中心地位，特别是拉姆斯菲尔德在任期间。这一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呈现出军事化倾向，在反恐、打击贩毒、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美国乐于使用军事手段，而不是用外交、援助和多边行动解决问题。这也就是单边主义得以奉行的主要条件。

　　单边主义也可以被称为单极主义，这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一国独大的环境中所坚持的外交指导思想。为了维持美国的单极霸权，小布什推行极为强硬的外交政策，不再签署《京都议定书》，拒绝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退出《反导条约》，拒绝签署准备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协定。小布什本人在共和党全国大会的演讲中指出：“现在是时候了，不要去捍卫过时的条约，要去捍卫美国人民。”

　　强硬的外交政策还表现在区分敌友。正如威廉·克里斯托尔所言：“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应该盲目的与每一个国家‘打交道’而不问其政权性质。”新保守主义者始终对社会主义国家保有警觉和敌视，并期待以美式民主取而代之。9·11之后，美国政府更是确定了以伊斯兰国家为打击对象的目标。

　　这种以美国为中心，崇尚军事武力，不惜一切手段推广美式意识形态的政策虽然凸显了不可一世的霸主气势，但也使得昔日的盟友们貌合神离，敌对国家和势力的愤怒和仇恨不断积累蔓延。

　　血气的悖论

　　这一期间的美国对外政策，既具有浓重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又充满了血气和暴力。而血气本来就包含着超越性的理想与道德色彩，我们可以得出：包含血气/男性气概思想的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发挥了重要影响。

　　从古代-现代的西方哲学脉络看来，由保守主义者特别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所阐释的血气，都带有了哲人王的意味。从柏拉图到尼采，这些哲人不约而同用理性限制血气，而限制血气的后果是，血气十足的英雄变成了追求真理的哲人，哲人才有资格对此世立法。

　　施特劳斯说：“诸如正义之类的根本问题，无论它们可能会被某些时候对它们的合理性所做的否认弄得多么含糊，也无论人类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一切解决办法多么地变化不定，它们仍然在一切历史变迁之中保持着同一性。”小布什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可以说是施特劳斯以上言论的翻版，他宣称：“有些人担心大是大非的语言不够礼貌或外交辞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方法，但并不需要不同的道德。道德真理在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地方都是同一的。”

　　新保守主义-施特劳斯主义通过影响政治而为此世立法，他们所呼吁的制度正是他们推崇的“最不坏的制度”，他们所发动的战争正是男性气概驱动下血气的外露，一切以新保守主义为法则的美国，是一个满怀血气的美国，却也成为了一个自说自话的美国。因为，新保守主义-施特劳斯主义与小布什政府将德性推到了一个普世的位置之上，当然血气也是德性的一种，这样一来，血气也是放之天下皆准的价值，在他们的眼里，任何非美国的国家，都必须走上美国之路，全然不顾其他文明的历史与选择。

　　如果是这样，血气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悖论：经过理性节制的血气本应成为人类生命和政治生活中的北极星，但在实践上却根本不能保证平复它的不稳定性和有限性，在技术上又臣服于暴力模式，那么可见它并未成为一个固定的方向，给人类共同体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却只能在局部中灵光一闪，成就孜孜不倦追求伟大的个体灵魂。这样一来，力图超越个体的血气最终又回到了个体，而服膺血气的共同体，却处在了霸权与孤立的悬崖边缘。

责任编辑：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