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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生物学和时间医学是国际上的热点学科领域,中国传统医学也认为,天时与人体生理状况关系密切,诊断和治疗时间对结果有重要影响,中医学界还引入了时间生物学和时间医学的理念,建立了“中医时间医学”(或称“中医古典时间医学”、“中医时辰医学”)这一研究分支。然而,时间生物学和时间医学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吗?古老的东方智慧与现代科学是否不谋而合?
时间生物学和时间医学源于昼夜节律研究
在现代生物学、医学和药理学等领域,体内平衡,即生物内环境的相对稳定是重要而普遍的概念。这一概念主要建立在19世纪晚期Claude Barnard在法国和20世纪早期Walter Cannon在美国主导的一系列研究之上。当时的实验方法相当原始,由于用来探测和量化时间的数据、用于研究节律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尚未出现,数据采集和分析非常艰难和缓慢。而且,为了观察者和助手的方便,绝大多数生物学研究都在白天进行。因此,对动物和人类生物学的理解基本建立在白天观察发现到的数据基础上,这些观察反映了人类这样的昼行性生物醒来的时段,以及实验室中的老鼠这样的夜行性生物平时睡眠时段的情况。
这种单一时段研究的结果仅仅表现了一个特定的昼夜节律相位。但是,许多研究表明,在不同时间对人和动物进行研究,其结果相差很大,这与生物时间有关。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家对生物节律特别是近日节律更为重视,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最终建立了时间生物学和时间医学。时间生物学认为,生物节律是一切活着的生物的固有属性,在不同时间范围内,在有机体的每一个水平上,协调着所有生命进程和功能。时间医学则在此基础上,将时间节律控制引入到医疗当中。
生物体有近日钟并可调节
生物体内是否存在某个如同钟表的部位,引发生物节律,精确地控制着生命进程呢?通过一系列研究,科学家发现,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钟”。在破坏大鼠的下丘脑视交叉上核后,大鼠的节律性行为消失了,而为其移植了新生鼠的视交叉上核组织后,节律性行为又恢复了。同时,老鼠的脑切片照片显示,视交叉上核中的葡萄糖利用是有昼夜节律的。这些研究确定了哺乳动物的近日钟确实位于下丘脑的视交叉上核。视交叉上核与松果体组成主钟网络,协调位于细胞、组织和器官、系统中大量辅助的边缘近日钟的周期和相位,通过神经联系和化学物质控制节律性活动。
由于一些目前尚未知晓的原因,近日钟周期并非精确的24小时。绝大多数人的周期略长于24小时,但另有一些人略短。人工或自然的24小时的光暗周期将我们的近日钟周期调定为精确的24小时,并决定其相位。然而,睡眠—清醒和环境的光暗同步循环并非生物节律的起源,它们仅仅能够调节内源性的近日钟周期和相位。对于习惯在夜间活动和工作而在白天睡眠的人来说,其近日节律的相位与在白天活动和工作的人完全相反。这意味着时钟时间并不总是能代表生物时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旅行者的短时间症状——时差。
生物时间影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临床研究发现,对疾病的诊断可能会受到时间的影响。例如,皮下过敏原测试引起的皮肤红斑和硬化,如果在下午和傍晚进行,面积是上午的两到三倍;哮喘患者对一些诊断测试的气道反应在中午过后最小,在清晨最大;对于高血压来说,临床上白天的单次测量是不能代表白天的其他时间和夜间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的,需要使用24小时移动血压监测系统才能进行正确诊断;葡萄糖耐量测试、血液、凝血和激素研究的结果等许多其他医疗测试都会受到生物节律影响,甚至遗传筛查测试的精确度也会因时间不同而有差异。
另外,许多疾病的症状强度都表现出时间性。痛风和消化性溃疡常在夜间发作,急性肺水肿、充血性心力衰竭和哮喘也在夜间加重。心绞痛、心律失常、急性心肌梗死以及其他的一些心血管状况都多发于早上。骨关节炎的症状在白天活动期逐渐加重,在傍晚和晚上最为严重。穿孔性和出血性溃疡多发于下午。
体内平衡的理念暗示药物治疗无论在一天的什么时间、一月的哪一天、一年的哪一月进行都是相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合适的给药时间能够增强疗效,降低副作用。合成糖皮质激素,如甲基泼尼松龙、氟烃氢化泼尼松、泼尼松龙等强力抗炎药都有一个主要副作用:肾上腺皮质抑制。但如果根据近日节律在正确时间使用,就可以显著降低这一副作用。这类药物治疗在每天早上白天活跃期开始时给药一次是最易耐受的,引起的肾上腺皮质抑制作用最小。如果下午或晚上,特别是在晚饭和睡眠之间使用这些药物,即使仅仅几天,肾上腺皮质抑制的风险就会升高。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规定甲基泼尼松龙和泼尼松龙药片每日或隔日早上服用以降低副作用。
“中医时间医学”并非时间生物学与时间医学
中国传统医学将身体视为宇宙的缩影,因此,在理论体系和治疗活动中非常重视时令转换。从早期奠定理论体系的经典到后来的各种医学著作,中医对时令的关注一直在不断延续和发展,保存有数量可观的史料。现代中医在“因时制宜”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时间生物学中许多东西跟《黄帝内经》所记载的能对应上。当然,即使是西方,时间生物学和时间医学的研究综述,也难免将自身的历史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对动物行为周期性以及医疗和季节关系的讨论;或者追溯到5世纪甚至更早对哮喘夜间发作的描述。而且若以医疗理念论,使用现代术语,我们可以说“按照人类生物节律结构决定给药模式、剂量和时间,以增加疗效,减小副作用”,这与中医“因时制宜”的说法似乎也并无不同。然而,我们常见的“《黄帝内经》中的时间医学”、“《伤寒论》中的时间医学”这样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会导致人们对时间生物学和时间医学的误读。
可以看出,如将时间医学宽泛地理解为“在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中考虑时间因素”的医学,则中国古代的认识和现代时间医学能够在此寻得共同点,二者都认为时间能够影响身体和疾病状态、诊断和治疗效果。然而,二者的理论基础、解释模式和操作方法都大相径庭。时间生物学和时间医学认为,生物体具有内源性节律,节律的产生内在于身体,虽能受环境影响,却不来源于环境。而中国古代医学将人体视为宇宙的类似物,其节律不是内生的而是与外界“共振”的,身体对物理世界作出响应。时间生物学和时间医学是建立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其理论、方法和实践都离不开近代生理学和医学传统,而中国传统医学的认识则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基础,所言时间周期对生物体的影响并非完全来源于观察和经验,而是与阴阳五行和数术思想密不可分。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责任编辑: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