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或许与中国现代历史学科建立的历史过程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谈到“学术创新”，谈到“新研究”，多以“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为主。尤其近三十年来，以考古工作的大幅进展为背景，学人争以“预流”为尚。今天简牍材料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在秦汉史研究和隋唐史研究领域所占据的“显学”位置，正是这一大趋势的反映。相对于南朝史的平淡，北朝史研究的活跃，无疑也得益于诸多石刻史料的新发现。

　　不过，材料之新并不等于问题之新，不能因一味逐“新”而忽视对古代世界主体史料的反复咀嚼与重新认识。新史料/旧史料、一手材料/二手材料之类的定位，是来自于现代史学立场的“价值判断”；对于其所树立的边界与遮蔽的视野，今天的研究者应保持足够的自省。如民国以来即被“新史学”诟病的“正史”，带着“二手”、“官方”、“回护”等种种污名，常常成为学者藉新史料“讨伐”的对象。然而，如果我们对于正史在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给予足够重视，能够把目光转向这些史书被书写当时的具体语境，对于古人的表达本身抱持“同情之理解”，就依然能够发掘出若干通往彼时的历史样态的理解路径。

　　正如昆廷·斯金纳的研究调节了欧洲思想史研究的焦距一样，通过观念和方法的更新，“旧史料”也可以焕发新生命，从而有所贡献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推进。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