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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跟周恩来的交往中，他含蓄、敏感的风格帮我们克服了曾互为仇敌的两个大国间新型关系中的很多隐患。中美和解起于冷战期间的一种战术，后来演变为新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因素。我们双方都不抱幻想能改变对方的基本信念，我们的对话得以进行正是基于这一点。但我们也声明了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目标在我和周恩来都退出历史舞台后依然存在，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最大荣耀。

　　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纱

　　当时，我和周恩来在绿呢面的桌旁坐下时，上述的这一切都还非常遥远。我们坐下后，谈的是有无可能走向和解。周恩来请我这位客人先讲。我想好了，避开我们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只从哲学角度谈中美关系的演变。我用了华丽的辞藻来做开场白，我说：“有很多游客来过这片美丽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这时，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我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我们面前的挑战可以说是要揭掉各自神秘的面纱，不过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20年来在跟一个美国使节第一次会谈时，就说恢复友谊是发展两国新关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点他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就已经说过。

　　3个月后，我第二次去中国时，周恩来欢迎我们的态度就好像两国的友谊已经根深蒂固了一样。他说：“说起来这只是第二次会谈，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对你们讲了。你和温斯顿·洛德先生（基辛格秘密访华的高级随员，1985年至1989年任美国驻华大使——编者）对这一点很清楚，但我们的新朋友（指我的军事助手乔恩·豪）不大清楚。你们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三头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们一样，是个可以与之理论并坦诚交谈的人。”

　　不过这是对友谊的一种非常实用、不带感情色彩的看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制夷”的传统，他们让对方为以“老朋友”的身份进入中国“俱乐部”而深感荣幸，这样就使对方难以表达不同意见。历史上，中华帝国的外交手段就是设法让对方主动提出中方喜欢的建议，然后中方予以认可。同时，中国对个人关系的重视超出了战术范围。中国外交几千年来的经验表明，在国际问题上，每一个看起来不错的解决办法一般来说会造成一系列新的相关问题，因此，中国外交官把延续关系看做一项重要任务，甚至比正式的文件更为重要。中方领导人培养的“友谊”更重视长远的文化、民族或历史的纽带。

　　提出对国际关系的新看法

　　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一个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成就相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显得不那么重要，这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领袖。中国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外国的谈判对手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是在违背自然，自己的行动注定只会在中国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条逆流而动、微不足道的痕迹。

　　我们到达北京以后的头几次谈话中，周恩来竭力把美国历史说得比中国历史还悠久，以示对我们的欢迎。不过，讲完这句话之后，他又恢复了传统的视角。他说：我们是太平洋两边的两个国家。你们有200年的历史，我们创立新中国只有22年，因此我们比你们年轻。至于我们的古文明，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和墨西哥有印第安人，南美洲有比中国还古老的印加帝国。

　　总的来讲，周恩来提出了对国际关系的新看法，主张一种儒家道德观念。他说：毛主席在许多场合说过我们绝不会成为超级大国。我们奋斗的目标是，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他坚称，不管中国以后变得多么强大，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看法都会摒弃传统的权力观念。他说：贵国总统也提到，今后5到10年中，中国会快速发展。我们觉得不会那么快，尽管我们会全力以赴。再者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以后，我们还是不会认为自己是个超级大国。他这么说是为了向美国保证，中国不是个潜在的威胁，不必用军力与之抗衡。

　　通过折中办法 完成尼克松访华声明

　　这次密访的根本挑战在于要建立双方的信心，以便在第一次会面之后还能把关系延续下去。高级别的外交谈判一般总是把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先打发掉。这次密访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两国20年来没有接触，没有什么小事情需要先处理，只有两个例外。这两个问题双方都知道短期内是不可能解决的，一个是台湾问题，另一个就是越南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很不合常理的。1971年美国还不承认北京是中国的首都——现在回想起来简直难以置信。第二个不合常理的问题是越战。我的任务之一是要让中国理解美国为什么在中国的边境上跟一个中国的盟友兵戎相见。台湾问题深深地扎根于两国国民心中，北京的立场是，美国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而美方的先决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美国才能开始讨论。

　　在第一轮会晤时，周恩来就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周恩来对台湾问题的实质立场我们是熟悉的，他在第一天长长的开场白中就讲到了，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并接受台湾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必须“限期从台湾撤出所有的武装部队，并拆除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所有军事设施”。随着这一进程的展开，北京所不承认的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最终就“不复存在”了。

　　在秘密访华时，北京和台湾对中国国家的性质没有不同看法，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此对美国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同意一个中国的原则，而是要基于美国国内的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承认北京为一个统一中国的首都。这次密访让美国立场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美国开始逐步接受了一个中国的观念，中国对于具体时间的把握也非常灵活。历届美国总统都很巧妙地像杂技演员般维持着一种平衡，一边逐渐深化与北京的关系，一边促进台湾经济和民主的繁荣。历届中国政府虽然坚定地主张一个中国的观念，但也没有把美国逼到必须摊牌的地步。

　　关于越南问题，周恩来的做法跟我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一样，既不立即作出承诺，也避免一种紧迫感。他说，不管中国给了越南什么样的支持，都是出于历史的原因，而不是意识形态或者战略的原因。他用一种微妙的方式向我表示中国不会卷入军事行动，也不会对我们施加外交压力。

　　第二天下午的会议结束前，他提出了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我和周恩来此前曾略提起过这事，但没有明说。双方都不愿遭拒或显得自己是求人的那一方。那天晚上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双方僵持不下——双方都想让对方显得更主动。后来达成了折中办法。最后毛主席批准的措辞是这样的：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向其发出邀请”，而尼克松总统“欣然”接受。7月11日星期天下午离京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声明草案。

　　（节选自亨利·基辛格《论中国》，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

责任编辑：春华